鲜明对比
接下来的35年没发生多大变化，至少在英国，235阵型一直是标配，但不是说没出现新版本。说当时有很多抽象或复杂战术讨论的话，会引起误解，不过在一战前的那几年，人们对足球打法的兴趣正在提高，英王爱德华时代的足球并非每支球队都周复一周地沿用同样的踢法。
例如，从1907年到1914年，在《星报》（《谢菲尔德电讯报》的姊妹报）的体育特刊上，共刊登了64篇指导怎么踢球的专栏，而赛登在《足球概论》中列出了12本讲怎么打比赛的书或手册，这些著作出版于1898年至1912年，其中9本是职业球员撰写或参与的。还有一个作者笔名是“看客”（通常是苏格兰记者布鲁斯·坎贝尔）的专栏，名为“几页笔记”，讨论了战术和风格的要素，经常包含跟读者的互动。足球在一战前那个阶段的发展情况，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的亚历克斯·杰克逊是权威，他指出，苏格兰人惯用短传型踢法，而传球更直接的风格在英格兰很常见，这两者的基本区别几乎成了所有争论的根源。
但苏格兰与英格兰，短传与长传，科学与体格，尚不是全貌。上文提到的《星报》体育特刊的专栏中，第三篇的作者是伍尔里奇阿森纳的中前卫珀西·桑兹，他在这篇写于1907年的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足球正变得更加科学吗？”反映出对战术的思考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能听说各种各样的配合，有开放式打法、短传风格、三角移动、长传冲吊和单干方式，诸如此类的。”
抽象思考渐渐确立起来了。接下来十年，在多瑙河畔的咖啡馆里，战术讨论进入了知识分子的主流话题，不过它在爱德华统治下的英格兰也有所发展。1913年，刚从巴恩斯利转会到谢菲尔德联队的厄特利，在一篇讲“左前卫踢法”的文章中思考了前东家一年前在足总杯中的胜利。他写道：“巴恩斯利的成功不是靠那种不假思索的踢法。好多次了，通常总是在对大牌球队的比赛前，我们会在更衣室和别的地方详细讨论本队的战术，敲定行动方案。有一回我们在莱瑟姆准备足总杯决赛，午饭后就开始这么讨论。训练员跳了出来，他弄了22个糖块搁到桌子上，按几种套路摆来摆去，给我们演示李利克洛普将怎么打入第一球，我们会怎样以2-0取胜。”其实这场决赛巴恩斯利0-0打平了西布朗，重赛时靠塔夫内尔在加时赛结束前2分钟的进球1-0取胜。不过大局显现了出来：尽管是被看成传统英式打法的榜样，但巴恩斯利能够根据对手的情况而调整自己的踢法。
在伯恩利和巴恩斯利都当过队长的博伊尔坚信：“沉迷于最佳战术的那支球队最终将赢得胜利，采用什么战术主要由队长决定。在足球队，战略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到头的界限。队长必须留意对方的弱点，并且指挥大家向薄弱地带进攻，以充分利用对方暴露出的弱点，如果对他布置在某个边路的球员来说，对方在那个边路过于强大了，那么他就要下达命令，将打击对方薄弱地带的攻势保持住。未来的比赛将是靠战术取胜，战术会超过任何其他因素。幸运的球队拥有一个能当队长的天才，靠他肩负起责任。”
他的话引出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由队长而不是教练或主帅（manager）来决定战术，其角色跟现在的板球队长非常像，不怎么像如今的足球队长。其次，博伊尔在调整235阵型，会将进攻转移到某个边路，但没有大规模变动位置，同时他的思考看起来非常现代，认识到了战术没什么绝对的：“所采取的战术永远不能脱离队员执行这些战术的能力。因为这个原因，很难放弃对快速和有力的基本要求。”
夺得最初两届联赛冠军的普雷斯顿、在19世纪90年代统治英国足坛的桑德兰和阿斯顿维拉，还有在20世纪初称霸的纽卡斯尔，都非常倚重苏格兰外援，自然顺理成章地打出了苏格兰式短传风格。在伯明翰和德比踢过后卫，后来还成为狼队教练并有所创新的弗兰克·巴克利解释说：“前锋们四处轻巧触球，用快速短传在队友之间转移，从而完成了推进。”
伟大的纽卡斯尔队长科林·维奇将本队风格的形成归功于从女王公园签来了前锋麦科尔（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号是“太妃糖鲍勃”，因为和兄弟一起成立了报刊连锁店）。同在纽卡斯尔的还有一年前从因弗内斯蓟加盟的麦克威廉，日后他成了影响力极大的托特纳姆热刺主帅。在由“看客”发表的文章中，麦克威廉描述了麦科尔的球风：“出色的第一下停球是起点，然后迅速扫视球场，似乎明了了整个方位。在那一瞬送出一记判断精妙的传球，永远能沿着场地飞向位置最佳的队友，同时他会跑入最危险的位置以接应回传。他像是能立刻看出‘几步’，仿佛在下跳棋。我经常见到他先传球，然后占据位置准备接应回传，他知道球又回到自己脚下前很可能要经过两三个队友的传递。”
这就是苏格兰风格的核心，本质上是那种最初在1872年的英格兰涌现出来的传球走位风格的细微演进。传球风格的一个新版本在纽卡斯尔受到欢迎，即所谓的“三角”踢法，包含了前卫、内锋和边锋之间的传切配合，可以是在某个边路进行，也可以两个边路都参与。纽卡斯尔的休伊森占据了左路的多个位置，他称之为“三个角的三角形，或者第六个前锋”，显示出这种打法的进攻倾向。他说：“评论者视之为纯粹足球的精华、休闲足球的科学与艺术。”但它相对罕见，主要原因是很难准确到位。休伊森写道：“对个人能力、头脑、适应性和速度，怎么重视都不过分。要求太高了，以至于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胜任这种踢法。但没有理由不去磨练艺术，因为这才是纯粹的足球。”
似乎在他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任何见识了苏格兰球风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英格兰南部仍坚持着崇尚强健体格的观念。业余球队科林西安颇大胆，他们至少自认为优良传统的捍卫者，继续鼓励盘带和拼体格。他们的创始人尼古拉斯·莱恩·杰克逊曾领导了对普雷斯顿使用职业球员的声讨，这位英足总官员坚持认为，“跑动中向前传球”应当成为本队风格的根本特征。运动家C·B·弗莱在科林西安踢过球，而且建树于多个运动项目，他说：“整个前锋线一起冲锋，丢球或射门后才会停下。职业前锋的短传非常科学、极为聪明，频频出现停顿和回避对手的回传，这种方法经常可以让本队保持住控球，但也会延缓攻击波。”
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这么踢就显得不够灵巧了。在科林西安踢中锋的是G·O·史密斯，相比自己射门得分，他更注重给边锋等队友分球——这也许是伪9号最早的线索。跟史密斯在英格兰队并肩作战的布卢默则是高产射手，他对史密斯的评价是：“将中锋的角色从单独的射手变成了锋线的整合者，实际上是把让全队合为一体。”
在职业层面上，更为直接的踢法通常表现为开放式或主打边路。谢菲尔德星期三的左内锋安德鲁·威尔逊这么解释：“最危险的推进方式是摇摆式的开放踢法，用长传从中路分球到边路，从某个边路的内路球员传向另一个边路的边路球员。如果你这么运球，对方后卫就不知道到哪对付你了，他们可以上前灭掉持球不放的前锋，但使出这种打法并打出速度的时候，他们会进退两难。”如谢菲尔德星期三的右内锋比利·吉莱斯皮所说，这种战术包含了“从一个边路的内路球员一下子传到另一边的边路球员，中锋将球大范围转移到两个边路”。
践行这种球风的有布莱克本奥林匹克等球队，随后由西布朗在19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1886年和1887年的足总杯决赛西布朗都输了，等到1888年决赛，面对强大的、进决赛前以26-0横扫海德队的普雷斯顿，没多少人看好他们。太过自信的普林斯顿球员还问裁判莫林丁少校，他们可不可以在开球前跟奖杯合影，得到的答复是：“最好得先赢下来吧？”
普雷斯顿球员后来抱怨说，比赛那天他们站在泰晤士河畔看了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结果身子骨僵了。这场决赛是足球史上头一回球票全卖光，一万七千人在现场观战，不管是什么原因，按杰弗里·格林的描述，“西布朗的长传和开放式踢法”以2-1的比分胜出了。他们的获胜关键是身材袖珍的右边锋W·I·巴塞特，本来他入选了英格兰队，那天晚上应随队跟威尔士队交手，之后八年就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杰弗里·格林说：“他那个时候，边路球员一般是冲向角旗然后挑传到门前，但巴塞特从来不会被这些踢法束缚住。他认为快速推进是可取的（自己的加速能力非常棒），会在对方防线还没来得及归位的时候，尽可能精准、尽可能快地将球传出。”
很早时有一种观念认为，短传风格适用于贵族，用长传的也许技术逊色一些，而能力有限的话就得充分用好。杰弗里·格林写道：“是这么一支球队，队员全是周薪不超过10英镑的斯塔福德郡本地人，他们面对的则是强大的普雷斯顿，一支由高薪艺术大师组成的队伍，其中好多是很有名气的苏格兰高手。”
在苏格兰，无疑有纯粹的短传风格，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格拉斯哥媒体的一个举动：批驳丹巴顿郡球队（如雷顿、利文谷和丹巴顿）的长传风格。1888年在一场所谓的世界冠军赛中，苏格兰杯得主雷顿战胜了足总杯得主西布朗，比赛踢得太粗野，以至于苏格兰媒体表达了对西布朗的同情，这些报纸明确无疑地拥护女王公园的传球风格。考虑到西布朗尚有打法直来直去的名声，这显示出人们肯定见识到了女王公园跟雷顿的风格差异到底有多大。
丹巴顿郡球队对长传的偏好太有名了，1912年巴恩斯利到格拉斯哥跟凯尔特人踢友谊赛时，《苏格兰判官报》比较了两队的风格，称凯尔特人是“短传与艺术”，而“巴恩斯利踢得大胆英勇，老式的雷顿队的打法”。这场比赛踢成了1-1，专栏“裁判的笔记本”表示：“过去我们习惯了惊奇于阿斯顿维拉机器般的传球，常常惊叹一些西布朗球员的精彩个人表现，但像约克郡人（指巴恩斯利队）这样把艺术才能、无限热情和大胆鲁莽的战术组合到了一起，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些人似乎不喜欢里面的大胆鲁莽，但这是新的英式风格……就算只为了瞧瞧不同风格的比较，这样的比赛也值得走大老远去看。凯尔特人值得称道，他们能勇敢面对那么毅然决然的对手。这是巴恩斯利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球员离场时劲头十足，几乎跟从更衣室里出来时一样，这很能体现他们的训练水准。”巴恩斯利在英格兰被视为进步者，但苏格兰人不觉得他们比丹巴顿郡的那帮门外汉强多少，这很能说明足球在各地的发展情况。
正如亚历克斯·杰克逊指出的，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灵巧短传非常适用于联赛，但要想夺得足总杯，球队就得强硬，足总杯比赛中一丁点差错都会造成出局。在季刊《暴雪》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杰克逊讲了纽卡斯尔改变踢法的大致经过——在五次打入足总杯决赛三次告负的情况下，他们将踢法调整得更为硬朗和直接，并且在1910年决赛的重赛中战胜了巴恩斯利。杰克逊在另一篇讲述早年战术的文章中写道：“英格兰的杯赛也青睐更直接的打法，杯赛比赛的要求和奖赏促使球队更加重视体力、铲球、速度，从而让英式足球形成了特别注重体格这一属性。”
这方面有件事挺有意思，桑兹列出各种打法时也提到了“长传冲吊”，被他提及的那种打法肯定不会有教练有意识地提倡，而杰克逊没发现有球员描述其所在的球队是这么踢的，但它似乎暗示了临近一战的那几年速度和侵略性在提高，正是杯赛场次体现出的那种激烈。
在英格兰，速度过快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在20世纪20年代末成了关注重点，不过一战前就有了一种观念，认为英式足球对速度的重视可能已经到了有害的程度。“对苏格兰和英格兰足球都有了可观体验后，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苏格兰足球的确更慢，尽管在我看来，苏格兰人花更少的力气取得了跟英格兰人一样的结果，”1910年“看客”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不过这位作者肯定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一流足球更有计划、更讲究方法，因此比英格兰足球慢一些，事实上每个苏格兰人都承认这一点，我可以说……一般来讲苏格兰人对此非常自豪。苏格兰乡下的俱乐部踢得非常像是英格兰联赛中的平常踢法，苏格兰一流球队的小圈子轻蔑地称之为‘乡下的长传冲吊’。除了足球，苏格兰人做事都像英格兰人那么快，但到了踢球的时候，他们似乎在踢程度高于撒克逊人的‘思维足球’。”
“看客”在三年后改进了自己的观点，表示两者在速度和侧重点方面的差异不能仅仅归因到球员身上，还和更有广度的足球文化有关。“看客”写道：“在苏格兰……比赛踢得慢，因为场边的观众明白，某个球员在场地中央附近开始处理球时，他不需要只为了显示自己厉害就把所有活都干了。苏格兰的观众非常清楚，他的盘带最后可以将对方防线几乎都吸引到自己身边，这时再将球传出，某个队友就可以直接面对球门。换作英格兰，按观众的看法，尝试这么做的球员毫无疑问会被放弃，会建议他放弃控球，或者告诉他自己射门。很长时间了，苏格兰人的踢法在英格兰不受欢迎，在英格兰观众开始理解前都不会受欢迎。有几次别人跟我说，‘沃克和麦克梅尼米要是到了英格兰会多成功’，我一直不以为然。要是到了英格兰，提到的这两位优秀前锋都遭到怒喝、被人嫌弃，几乎每个地方都会如此，就是因为观众理解不了他们的做法。”
球员认识到了速度有消极作用。西布朗边锋杰夫科特在1914年评论道，“在大多数足球拥趸看来，说某个球员缺乏速度等于是谴责他”，这么做的后果是，“战术才智和控球技艺似乎被降到了次要地位”。边锋乔基·辛普森出生于兰开夏郡，年幼时移居到苏格兰，后来在法尔科克和布莱克本踢过球，他确信英式踢法更快一些，并且认为这就是临近一战时进球数下降的祸首。他说：“按我的观点，英格兰足球比赛的可怕速度要为糟糕的进球数负主要责任，对我来说，只是为了‘推进’这个念头，就已经牺牲了太多。”
但或快或慢，伴随着短传、三角移动、两翼间切换乃至老式盘带，金字塔成了全球范围的标准阵型，一直延续到1925年——届时越位规则的调整导致英格兰发展出了WM阵型。正如盘带踢法和倾力攻击一度是唯一的“正道”,235阵型也成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