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博物顺生
下面要讨论关于“发展”的一个哲学问题，但不想以学术论文的呆板方式进行。
今天是2012年12月10日，距离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还有一周多的时间！等到此文刊出的时候，就能检验这项“预言”了。我估计，那时候人们早就忘了这件事。不过，无论是凭感觉还是凭推理，我们现在就可以判定：2012年的毁灭不会发生。但这并不等于说世界末日之类的隐喻没有任何意义，连《时间简史》作者霍金都发出了类似的声音（他发善心，把灾难推迟了300年！），实际上，若干宗教学说、传说中的此类隐喻会不断提醒人类，当“恶”的条件累积到一定程度，天地是可以毁灭的。这并不违背科学。一切都处于演化之中，从根本上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人类、人类的创造物，都一定要毁灭。问题不在于是否会毁灭，而是何时毁灭，如何推迟毁灭。
“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是生成、演化的意思，不限于与人类相关的事物，它道出了古人对世界流变、演替过程的深刻理解。生成与毁灭不完全是对立的，在更高一层观察，它们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毁灭就不会有新生。做冷静的自然哲学思考，我们清晰地确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必然是昙花一现，不管我们如何留恋。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出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
明了这一切后，是逆生还是顺生？要看人类的选择了。依照博物学，应当选择顺生。“师天地心广大，顺自然致中和。”（楼宇烈语）
现代高科技与博物学
如果地球或者太阳系有其命定的“寿数”的话，什么东西可以严重影响到它，令其折寿？
在2012年，的确有物种在消失，也可以说它们是被毁灭的。被谁毁灭的？有自然毁灭的，更有人为毁灭的。
这些涉及若干科学问题，更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值得每个人，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思考。
现代科技很难延长人类家园地球的寿命，却已经提供了令其提前结束生命的手法，并将继续发明更高效的毁灭方式。土匪、恶霸、政客单靠自身都没这本事。显然，这不是在表扬科技和科技工作者，也谈不上侮辱、诽谤。地球上无数生命中只有人类掌握现代科技，并且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推进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项制度性要求，被认为天经地义。质疑科技进步，就会被认为荒唐透顶，是反智、反文明，甚至反社会、反人类。真的不可以质疑吗？学者依据什么可以质疑，质疑之后人类的能量如何释放？
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相当多学者意识到滚滚向前之现代科技的问题，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是明证。不过，这些反思并没有开出合适的药方，并没有明确提出要限制科技的发展，也没有为人类强大的求知欲望寻找到释放的出口。前者可能是因为这些学者思想仍然不够解放，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类知识的生产速度已经远超过人类驾驭相关知识能力的增长速度。后者在于，学者没有对不同的认知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看到博物类知识与其他知识（数理类知识、还原论知识等）的区别。
好，我们终于提到了博物学或博物类知识！
博物学从宏观层面了解外部世界，包括自然观念、描述和分类方法、实用知识和技能、对自然事物生克与演化的了解，等等。
历史上，博物学也同样干过坏事，与帝国扩张、掠夺、破坏等纠缠在一起。但是，综合起来看，博物学依然是相对“完善的科学”（吴国盛教授的说法），它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在此我愿意提出如下命题供思索、批判。
命题一：在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中，人类是靠博物类知识（也可以称博物学）过活的，而不是靠高科技。在这方面，庞廷（Clive Ponting）的《绿色世界史》依然是经典著作。人们可能会质疑博物学知识的深度。对于“博物学知识肤浅但依然值得夸耀”，是可以给出有效辩护的，不过，要补充我在《博物人生》中说过的话：“获取知识并非目的，求得理解，也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实实在在地生存才是根本。在盛世或乱世，社会中的一个个体，应当如何生活？如何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博物，提供了一种生存哲学与实践。知行合一，修炼博物学，在现象学“生活世界”框架下关照人、自然与知识，可能有助于人地系统的持久共生。
命题二：相对于数理类、还原论知识，博物类知识力量有限，因而破坏力也相对小些。仿莫言诺贝尔奖致辞的句型，可以说：“博物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博物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没有用处。”难道博物学不是科学吗？博物学中只有一部分可以算作科学，因而整体上没必要生搬硬套，把它全说成是科学。某物不是科学，并非某物就不值得尊重和传承，比如文学、艺术，博物学也一样。把博物学全说成是科学，可能自取其辱；反过来，也可能有损于博物学的声誉！
命题三：生态破坏与人类的扩张有直接关系，而人类扩张的最终杠杆是科学技术，特别是数理科技、还原论科技。最新的科技进展通常被用于军事目的或者进一步“压榨”大自然，当然也会考虑用于保护环境。迄今人们只高度评价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文明进步，而没有深入分析其另一方面的作用。好比开车时人们只感谢发动机的推力能让车子高速行驶并且企盼加速，而不知道如何制动、熄火。坐在这样的车子上，人们会强烈感受到风险，但是现实中人类集体乘坐在现代科技的列车上，即使感觉到一点紧张，却依然无限乐观或者还抱怨速度不够高。这就是现实。
命题四：许多人只图一时“快活”并希望持续“快活”。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在于提高个体和群体的觉悟，做出自我约束，控制发展的速度，过“漫生活”，使人与自然协调演化。我相信，目前绝大多数人不会认同这一命题，即使理智上同意也不愿意行动。今日，生产力的水平已经相当高，平均起来看，人们根本不需要一周工作五天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工作三天是否可以？但是，这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闲不住并希望其他所有人跟他们一起忙起来，此谓“折腾”：肥己、损人、害社会、伤大自然。他们不断折腾的美丽借口通常是，如果不折腾，就会有人饿死。其实，把多余的钱分给穷人就可以了。其折腾的真实动机和实际效果是，扩大势差，做人上人，后果是人心不古、大自然不堪重负。
命题五：修炼博物学，一方面可以满足求知欲，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意识到共生的重大意义，进而生发出对自然对他人的敬畏、谦卑、感恩之情。
命题六：限制现代科技的发展不等于不让科技发展，关键是掌握速度；反对某项科技的发展，不等于反对一切科技的发展。
命题七：约束科技的发展相当困难。“目前做不到”并不能成为“不应当做”的决定性理由。Q大学某教授声称，伦理学是管不住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的（如克隆人、转基因作物），所以就不应当管。自古以来法律和伦理都反对杀人、偷盗，从来也没有完全杜绝过，于是就不应该管了？
命题八：通过冷静的思考、协商，人类共同体有可能找到智慧的办法，解决知识增长中的诸多矛盾。当下，国与国的竞争，已经演化为科技的竞争，谁肯让步？让步不等于提前宣布失败吗？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但聪明的人类有能力解决它。普通人也不难想到，目前的恶性竞争对人类整体没有好处，面对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每个国家都显得无奈。国家视角、立场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只有小人、军火商、邪恶势力等希望维持目前恶斗的局面并希望火上浇油而进一步从中渔利。族群隔阂、对立是可以打破的。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鸿图大志的中国思想家，难道可不以设想超国家的立场吗？推动军事技术竞争升级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恶人。世上也有无数两才兼备、矢志不渝的“英雄”，他们的恶行被打造为一代又一代年轻学生学习的榜样。
命题九：博物学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贡献良多。“早在16、17世纪，当自然哲学家、博物学家们开始组建学会，将理性探索与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科学方法，并提出科学共同体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宗旨之时，科学文化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科学家成为科学文化的引领者和实践者。”（韩启德，《民主与科学》，2012,（05）：2）但随着学科的分化和向纵深发展，博物学已经淡出当代科学研究和教育体制。现在看来仍有恢复的必要。生命系统、自然世界具有不可还原的结构和性质，这就决定了博物学在理解世界的构成与演化方面具有不可或缺性。在这方面，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和他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Life's Irreducible Structure仍然值得反复阅读（Science,160（3834）：1308-1312）。科学史家皮克斯通写出的新型科技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为博物致知保留了位置。这代表了知识界的一种新认识。
命题十：博物人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存方式。博物使个体快乐，并且对环境少有伤害。博物人生不是唯一的选项，但确实是一种不错的选项。
细致论证或者反驳上述命题，不是这里的任务。聪明的读者立即就觉察到：“为了一个不大靠谱的未来断想，就改变现在的发展模式、享乐式生活方式，完全不值得！”没错，什么是好的，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涉及认知、信仰和个人意志。如果世界明天就毁灭，或者人类只生活几代就结束，的确犯不着想那么多，一切变得简单。人们确实可以像媒体报道的某知识分子那样，相信2012世界末日说，抵押房子、捐款，或者贼吃贼喝。不过，即使在这里，人们也依然能看出善举和恶行的差别。
我相信目前就有一小部分人是认同上述十条或者其中一部分的，估计这些人同意在当下恢复博物学。有些人则出于别的考虑而同情博物学。也许更多的人热爱博物学，根本不需要考虑前面的命题。
针对这些同情或支持博物学、想修炼博物学的志同道合者，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操作，这涉及的是一阶博物学问题。
响应孔子的号召：多识
依个人的经验和对博物学史的初步考察，第一步是响应教育家孔子的号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简称“多识”。
在21世纪的今天，修炼博物学的第一建议竟然是多认自然界生物或者非生物的名字？一点没有错！只要实践了，就可以检验这一建议是多么合适。
名字是索引、是钥匙、是手段。在网络时代人人都知道检索有多重要，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关心名实对应。多识不是指在书本上摆弄名字。
“多识”的用意是通过识名而达到广泛的亲知（personal knowing），求得横向贯通，对大自然有所领悟。
具体讲，多识的博物学之路有如下环节：名实对应，综合已有的各种学识；亲自观察、探究，化公共知识为个人知识；长期坚持，可能有所发现，通过写作将个人知识转化成公共知识。在此过程中，也将强化人类社会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博物学特别强调个人知识和亲知。比如说一百多本的《中国植物志》出版了，也得了奖，但理论上与百姓个体无关。对个人而言，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知识，只有通过“多识”的名实对应过程，才有可能把《中国植物志》中的一部分变成对自己有用的个人知识。仿照利奥波德的句子，修炼博物学有助于防止两种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则以为热量来自火炉”。为避免第一种危险，人们就应当亲自种菜或者到麦田里瞧瞧，为了避免第二种危险，人们就应当亲自劈柴或者到森林中感受一番。
如此展开的博物学修炼，后果或者我们追求的效果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顺生或维生”，让个体和群体更好地生存。在原始社会如此，在现代社会也如此。在野外如此，在城市也如此。有了一定的博物学知识，人们对大自然就有了更敏锐的感受力，也可能更从容地应对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
对于个体，修炼博物学，有几个好处：第一，博物洽闻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增强对事物的理解力。第二，提高对大自然的审美能力，培养对大自然的亲情。第二，心境平和，减少不必要的争斗，使自己的生活更富情趣、更幸福。对于群体，博物学能让人类时刻意识到人是地球上一个普通物种，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唯一家园就是地球；人类群体利用博物学知识能够更持久地延续文明。
值得指出的是，修炼博物学，也并不是要把博物类知识与其他知识对立起来。恰好相反，从博物的眼光看，要尊重所有知识，但一切知识都要受博物情怀的调控，为我所用。因此，博物学并不排斥来自分子生物学的成果。
博物学与大众文化
博物学在西方曾经是绅士阶层的一种体面的职业，现在则更多地成为普通人的消费对象，与百姓的“生活世界”有密切关系，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相应地，在出版业，博物学长期以来是一个巨大的板块，在欧美国家的书店中都容易发现博物学专架，图书精美定价却相对较低（印数大）。
中国古代的情况暂且不提，就当前来说，博物学由于门槛低，与大众有天然的亲和性，可配合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做实，而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很难整合到其中。我曾说过，博物学应当优先传播。复兴公众层面的博物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真实的关联，很难设想百姓不了解周围的自然世界而会发自内心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认识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虚假的。”（缪尔语）某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提到在黑龙江见到水葫芦，作者担心会出现生态问题。其实根本不会，作者可能并不了解水葫芦的繁殖方式以及在北方户外它根本不无法越冬的事实。在中国北方，真正有危害的外来物种是豚草、三裂叶豚草、黄顶菊、鸡矢藤、火炬树，而不是紫茎泽兰、微甘菊、水葫芦（凤眼莲）。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连生物系的学生通常都分不清楚本地常见的入侵植物和本土植物。辨识植物只是一个具体的方面。如刘宜庆先生所说：“博物学不是‘拈花惹草’这么简单，对丰饶土地的关注，对大自然保持热情，是走向博物学的必经之途。”
在公民社会复兴博物学需要许多必要的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现是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如果说有欠缺的话，缺少的是理念引导和操作指南，需要出版界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多站在民众的立场思考问题，规划引进博物类图书。出版社也应当组织国内学者自己撰写博物学著作，毕竟博物学强调本土性。贴切生活的本土动物、植物、生态、地质著作的出版，也可以增强民众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热情。
博物学的价值不能仅从科普的角度来理解，虽然那样考虑也是可以的。今日在小康社会中向大众推介博物学，强调知行合一，用意主要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而在于培养一种“新感性”，重塑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方式，改进我们的生存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持久延续人类文明。也就是说，要从存在论的角度理解博物学理论与实践。托马斯撰写的《人类与自然世界》是部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顾的优秀作品，可以把它视为科技史、环境史的著作。它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特别有趣，不是科学专著也非通常的专业科学史料，而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如果这部著作所描述的三个过程有道理的话，博物学在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近年来国内译介的博物学著作《枪炮、病菌和钢铁》《沙乡年鉴》《生命的多样性》《溪畔天问》《绿色世界史》《生命的曲线》《植物的欲望》《生命的未来》《香料传奇》《香草文化史》《贝壳的自然史》《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植物猎人》《改变世界的植物》《吃太阳的家伙》《生态扩张主义》《所罗门的指环》《绿金》《野果》《花朵的秘密生命》《味觉乐园》《青鸟译丛》《笔记大自然》《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盖娅》《植物学通信》《发现之旅》《乡间漫步》《我们的国家公园》《异域盛放》《危险花园》等，均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总量还是太少，不成体系不成规模，这方面的著作应当翻译出几百种、上千种才好。中国人也写出了一些不错的博物学作品，如《花与中国文化》《浮生悠悠》《植物记》《影树流花》《常见野花》《中国棉文化》《诗经植物图鉴》《草木精神》《拈花惹草》《野性亚马孙》《非实用野鸟图鉴》《水流花开：南方草木札记》《我的花鸟虫鱼》《温文尔雅》《那些花儿》《中国兰文化探源》《餐桌上的植物史》《杂花生树》《看草》《教你认识北京的植物》《西藏野花》《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台湾森林探险》《失落的蔬果》《燕园草木》《北大看花》，等等。我也写过《天涯芳草》和《博物人生》，其反响超出了我的预期。
上述作品可以从科普的角度来阅读，但这并非是唯一的角度，在我看来也并非是读者喜欢的角度，因为在当今时代很少有人喜欢“被科普”。这些图书的作者也未必愿意或者有能力去给别人“科普”。当然，它们与文化传播有关，其中相当部分记述的是个体与大自然之间“对话”的“故事”。
我个人一直盼望有人写出《辣椒博物志》，它有着显然的文化意义，四川、湖南或者国家的社会科学规划为此立个重大专项也不为过，它肯定比那些应景项目有趣、有价值。《大豆的博物学》也值得期待，豆腐也绝对是令中国人十分骄傲的一项重大发明，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勾股定理的举例、圆周率的计算、马鞍马镫的发明、马克沁重机枪的设计。但是，目前很难在哪部科技通史著作中找到豆腐的影子。
科学史里的显学？
博物学文化、博物学史研究在最近二十几年里也开始流行起来。剑桥大学出版了《博物学文化》论文集，《科学史》杂志出版了博物学史专刊。基尔帕特里克的《异域盛放》（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与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虽然不同类，但读者可以将它们相互补充，从而获得晚清中西博物学交流的大致图景。
两书的中译本恰巧都是2011年推出的。前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勾勒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丰富多彩的植物资源的觊觎，细致讲述了他们如何派遣博物学家来到尚未开放的中国采集标本、远程运输活体植物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博物学活动与帝国扩张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事业。后者则从更为学术化的层面，以科学编史学的新理念为指导，考虑资本主义的英国与晚清中国之间的博物学互动。范发迪的著作外表平淡，但编史观念新颖、功力深厚，科学史领域的研究生阅读这部著作会很受启发，发现诸多值得研究的选题。
科学史家范发迪在中文版序言中说：“最近几年，博物学史俨然成为科学史里的显学。相对而言，‘博物学’在中国科学史学中，仍受冷落。”
范先生的描述非常准确。反过来，我们也很难设想，到现在为止，在一个有着深厚博物学资源的古老国家中，竟然极少有人从科学史、文化史的角度探究自己民族博物学的特征、历史、意义，更谈不上传承了。
可是，中国学者目前做中国自己的博物学史研究，依然面临一些困难，虽然素材并不缺乏，但缺少理论框架、视角和学术自信。
依我个人的看法，科学史学者进入中国博物学史研究注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一开始可能依然要学习、借鉴西方博物学史研究的方法，要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习，案例研究也宜选取西方的，有了相当的积累后，就可以直攻我们民族自己的博物学史了。
目前我在给研究生开设的《博物学编史理论与方法》课程中，除了关于科学编史学、当下科学史观念的变化等一般性的介绍外，重点阅读、讨论如下著作：
（1）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理由上面已经谈到，主要是借鉴方法，发现可以进一步做工作的选题。我会提示将此书与通俗读物《异域盛放》对照阅读。
（2）法伯（P.L.Farber）的《发现大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这是一部框架清晰、极通俗的科学史读物。它勾勒的大致图景是可信的，据此可从宏观上把握近现代西方博物学的脉络和问题。由于此书过于简明，许多侧面、细节没有展开，它只是一本入门读物。
（3）文集《浪漫科学：博物学的文学形式》（Romantic Science: the Literary Forms of Natural History）。这是一部令人思想解放的文集，从中可以发现博物学史研究的空间极为广阔。此书也贡献了博物学文本分析的一些具体技巧。可与托马斯的《人类与自然世界》一起来读。这两部书都会提示，文学作品同样可以是科学史研究坚实的原始材料。
（4）文集《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这是一部经典的博物学研究案例汇编，影响巨大。它讲述了人们为何要关注历史上的博物学以及如何做具体的案例研究。初学者也可以借此知道目前世界范围哪些机构的学者在关注博物学文化、博物学史。
（5）奥高维（B.W.Ogilvie）的《描述之科学：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博物学》和斯帕瑞（E.C. Spary）的《乌托邦花园》。均为典型的博物学史专题研究，同类著作还有一些。阅读这类书可以使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不同国家各个时期科学、博物学发展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习研究方法。
（6）莫斯（S.Moss）的《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部通俗、有趣的博物学史，从中可以了解相当多的英国博物学文化信息，它也会启发我们改进博物类科学的传播方式以及思考：是否可以撰写中国古代的“花鸟文化史”，甚至《中国古代虚拟动物史》？我曾见到一本《独角兽博物志》。
（7）阿特兰（S.Atran）的《博物学的认知基础：通向科学之人类学》。少有的讨论博物学认识论的专著，可与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及皮克斯通的《致知方式》（中译本为《认识方式》）配合阅读。博物类科学是否具有独特的致知方式？这是有趣的科学哲学问题，目前研究还不深入，但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与此相关，《诗经》“六义”中的“赋比兴”是否也有认知含义？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我在《博物人生》中尝试做了一些讨论。
（8）阿姆斯壮（P. Armstrong）的《英格兰牧师-博物学家：科学与宗教的相伴》。博物学家与自然神学的结合是显然的科学史事实，由约翰·雷、佩利、格雷的著作可见一斑；而此书讨论英格兰的许多博物学家与牧师身份重合的现象，虽然不是特别深入，但由于具体、形象，确实给人诸多启示。由此是否可以考虑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博物学家”组合呢？
以上提到的多种图书只有少量译成了中文，也许经过努力可以把余下的若干种都译介过来！
科学史学界对博物学史的关注，与科学观的变革和科学编史学观念的变化有重大关系，在这些背后，必然涉及人们对知识、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反省。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02），这里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