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英文版序 技术轴心时代

Ⅰ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最初是在1973年出版的，1976年再版时加了一篇较长的序言。从此以后，“后工业社会”的名称、词语、思想和概念成为常见的流行语和学术词汇。从1997年8月6日到1998年8月8日的内克西斯数据库（Nexis）里搜索一下，可以发现众多人士的文章和讲话曾引用这个词语104次；在1996年开始的两年时间中，则有191次。

这种使用频率颇说明问题，有时使人好笑，有时令人吃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莱昂·布里坦爵士（Sir Leon Brittan）1997年9月在东京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设法艰难地过渡到成为具有老龄人口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1998年1月就内城区错位问题的根本原因撰文指出，关键在于“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岗位要求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在十几年间导致数十人伤亡的“炸弹狂人”在1998年1月提出，“如果有一家全国性报纸发表他那份批评后工业社会（即技术社会）腐败和灭绝人性影响的35000字宣言的话”，他可以结束战争。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表了那份宣言时，“炸弹狂人”的弟弟大卫·卡钦斯基（David Kaczynski）认出了他的文风和用字，把他的身份报告了当局。

令人关注的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使用这一词语时不仅给予它高规格，而且往往具有警示意味。在1998年4月庆祝布拉格大学650周年时，时任捷克总统的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说：“大学研究不能完全由市场经济的需求所驱动；后工业社会要求大学记住它们关于‘通才学习’的本旨。”1998年6月，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rcher）谈及亚洲社会的缺点时，把问题部分地归于“未能发展先进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需要的政治结构和技术”。

甚至美国总统也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在1998年6月30日上海召开的一次“塑造21世纪的中国”圆桌会议上，克林顿总统说：“在经济成长方面，你们几乎超越了传统欧洲国家和美国所经历的一个世代的发展，你们必然将同时创造出一个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以你们必须比我们更快地培养高水平的人才。”

当我询问撰写克林顿讲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时，他们告诉我说，总统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应是即兴的。可是也很明显，克林顿总统的话来自前一时期的白宫简报，这个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出过。1998年5月，新闻官迈克·麦柯利（Mike McCurry）和助理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rt）在一份白宫简报中的讨论涉及“后工业社会所受到后冷战时代的实质性挑战”。克林顿总统在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5月间在首相休养地契克斯会谈时，谈到了同样的话题。迈克尔·柯里（Michael Curry）在英国伯明翰关于两位领导人及其助手会谈的一份新闻简报中重申了这一主题。

从这一切可以看清，西方各国领导人认为西方社会是“后工业的”，而世界其他地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过渡到后工业国家。

“后工业社会”一词现在使用得很广泛，然而它意味着什么却往往没有具体说明。例如，伦敦《经济学人》（1998年8月22日）在“后工业的格拉斯哥”一文中写道：

 

到格拉斯哥来却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们看不到被烟灰熏黑和污浊拥挤的大杂院，在熙熙攘攘的船坞上空找不到丛林般的大老吊。……那个格拉斯哥已随着一度使城市致富的大部分造船业和钢铁业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从城市中心看，格拉斯哥就像一个集旅游、服务和商业于一体的成功的后工业中心。

 

这番描述意欲集中表现工业与制造业的衰落及服务业对它们的取代。但是它没有看到新兴的后工业世界中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非凡变化，服务业并不完全取代农业与工业（虽然它在实质上改变了它们），而呈现了新的创新方式、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新的社会阶级。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现实应被归入社会经济史的框架：以前工业、工业与后工业世界为前后背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在过去57个世纪的头55个世纪中，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主要靠以采撷业为基础的经济——农耕、采矿、捕鱼、伐木—维持生存。马尔萨斯（T. R. Malthus）说得对，在那段漫长的时期里，人口增长受制于疾病、土壤衰竭和自然资源递减。移民与掠夺性战争是各民族常遇的命运。

然而，马尔萨斯是在1800年写下这些话的，从那时以来，世界已经大大改变。过去千百年来人们不知道的一种能源被发现了。石油可在封闭容器内被充分地利用。蒸汽泵把煤矿里的地下水抽走，使矿工掘进得更深，挖出更多的煤。英格兰岛屿中部的米德兰地区富含煤层，这里的人们开始在纺织业运用蒸汽动力织机。随着工业扩张，越来越多的工厂出现了。燃煤的蒸汽动力驱动火车和轮船，产生了新的运输方式。人们第一次可以在陆地上行进得比任何动物更快，在水面上比风速更快地航行。随着对卫生制度的更多了解，随着净化水和医疗进步——至少在西方世界——疾病不再造成灾难性后果。人口增加意味着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需求。随着现代化学的发展，通过聚合高分子化合物，人类首次制造出塑料等自然界没有的物质。

对经济学也出现了新的认识，劳动分工和生产率原则使人类可以以同等或较少劳动投入获取更多产出。破天荒第一次，经济盈余可以不靠剥削产生——除非劳动分工太走极端。过去，财富的获取通过战争、掠夺、奴役、税款包收等手段，是野蛮的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生产率增长并导致收入与财富增加的同时，经济盈余得以产生而不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至少，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承诺。

如果考虑到这些成就，我们知道，所谓“工业革命”（这个名称是100年前的1886年由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叔父老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Sr.］在牛津大学讲话中创造的）应被视同于对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新认识。技术不再仅仅是以再生产方式制造物品，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合理安排，是工作乃至生活范畴的合理化。技术在程序上是工具性的，在设计上是美学的，这是魏玛共和国著名的包豪斯设计学院所主张的观念。这种美学观念也体现在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sohn）、艺术家拉兹洛·莫霍里—纳吉（Lazlo Moholy—Nagy）、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和利昂奈尔·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作品中。

就这个层面看，可以说过去的200年是技术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帕斯（Karl Jaspers）用“轴心时代”一词来刻画公元前500年前后（或者更广泛地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宗教和神性有所突破的古希腊时期。那个不平凡的时代涌现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Zarathushtra）、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Jeremiah］、以赛亚［Isaiah］、以西结［Ezekiel］）、希腊爱利亚学派哲学家（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这批先哲的同时涌现，真是神奇莫测，种种解释此处暂不研讨。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这一时期出现了使历史就此转折的世界轴心。现在，如果我们认为：过去200年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轴心时期，人类能力的“突破”成为改变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基础。这种看法是否过分？

工业社会的基石在于：控制能源（蒸汽、电力、石油与天然气）以驱动机器和涡轮；集团公司的纵向整合，如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le）所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从油源到炼油再到汽油销售等一切环节，以及亨利·福特所发明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但我们又如何解释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呢？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率先在他的开拓性著作《经济发展的条件》（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1940）中给出了解释，将经济划分为几个部门：第一产业（采掘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发展以每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人均产出）来衡量。

当每个部门的生产率上升时（就是说，只需较少人力来完成一定水平的产出），工人就可以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因此，经济进步可以定义为部门之间差异生产率的作用。服务业属于剩余范畴，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现在能够提供的额外福利。许多人在谈到后工业社会时，仍然把它定义为首先有关于服务业。这种定义是不恰当的。

克拉克狭隘地将服务业定位于“经济主义的”。这一观点源自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只有制造业才能通过劳动产生价值。但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错的。在当今社会，服务业主要发展“对人的服务”，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两者都是今天提高社会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教育提高人的技能，尤其是文字和运算能力；医疗保健减少疾病，使人们更加健康、适于工作。因此，我在写到服务业的时候，把这一领域进一步（在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分别划分为“初级”与“第二”产业之后）分为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与公共事业）、第四产业（贸易与金融）和第五产业（医疗保健与教育等）。

但是对我来说，后工业社会崭新的中心特征是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每个社会的存在都基于知识以及语言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只是在20世纪我们才看到在探索新知识时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自觉性研究的发展。我们在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几乎所有19世纪的工业——钢铁、电、电话、汽车、航空、无线电——都是天才的工匠所创造的（例如贝西默、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赖特兄弟、马科尼，这些人或者不关心科学，或者不理会科学发展而独自钻研）。但是20世纪的重大发展——在通信、电脑、半导体和晶体管、材料科学、光学、生物技术等领域——都来自20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革命：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理论与光学的研究（它解释了光电效应并导致激光的发展），到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解码人体细胞染色体结构的基因工程。研究与发展为发明与创新服务，它们都是整个科学发展的一部分。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会一下子充分长成，好比智慧女神密涅瓦从朱庇特头颅里生成的神话那样，而是不同侧面在不同时期出现，社会变化往往是新旧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我想在这里指出一些过去25年间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范围与程度，并以此与工业社会的特征相对照，这种比较即便只是纲要性的，也可能是有益的。

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今天，在1.26亿美国劳动者中，只有1880万人从事制造业工作，而25年前则是7700万名劳动者中的2020万人。因此，现在有近15%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而25年前是26%。我还需要指出制造业性质的变化，那就是：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减少，经过消毒、在无菌室制造的电脑芯片和药品生产兴起。这两种模式以许多方式相互补充。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发展基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发动机实验室设计的芯片而设计的高级神经网络程序以监控汽车发动机的故障。

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在7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中，制造业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而服务业占50%。

二、职业变化：工作性质上最惊人的变化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就业的极大上升，以及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相对下降。1996年，在1.26亿劳动力中，有3650万人是专业人员和经理；几乎一半被划为管理者；3760万人被归类为技师、销售和行政助理。这些人的总数超过7400多万，几乎占据劳动力市场的近60%。与此相对，1350万人列为熟练工人（精密生产与手艺工人），1810万人是操作工和劳工，总共为3160万，或劳动力的25%。

三、财产与教育：在社会上取得地位与特权的传统途径是通过继承——家庭农场、家族企业或家传职业，以及较次要地通过创业或发挥企业家才干。今天，伴随着专业和技术工作的增多，以及企业家的身份同样要求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性的基础。1960年，只有41%的美国人读完了4年高中（黑人只有20%），而1996年，81%的美国人读完了高中（黑人为74%）。大学教育的变化更为惊人。1960年，只有7.7%的美国人读完了大学（黑人为3.1%），而1996年，几乎24%的美国人读完了大学，黑人为13.6%（见《美国统计摘要》，表243）。

四、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突出这一变化的另一种方式是认识资本作为资源的本质。在经济理论中，直至30多年前，资本主要被理解为积聚金钱或土地的金融资本。由于芝加哥大学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贝克（Gary Becker）的开创性工作，人力资本现在被视为社会力量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最近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与技术都被统合为增长的内在特征。更加晚近的是，社会资本的概念被芝加哥大学已故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以及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进一步发展。一个人得到社会资本，就是取得机会和社会关系网，可以说，社会资本就是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六度分隔”。正如科尔曼和帕特南指出的，少数族群往往因缺乏社会资本而更难以得到或获悉机遇。

五、技术与智能技术：大多数人认为技术就是机器；基于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这种理解是合理的。然而，随着电脑辅助设计在制造业的扩展以及通信系统的合并，“智能技术”（以数学和语言学为基础）走向前沿，在“高新科技”的应用中使用算法（决策规则）、程序设计（软件）以及虚拟模式。

六、基础设施：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指的是交通运输——港口、铁路、公路、卡车、机场——用来交流货物与物资。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则是通信工具：电缆、宽带、数字电视、光纤网络、传真、电子邮件、综合服务数位网（把数据、文本、语音、音响和图像结合在单一信道内）。现在我们发明了互联网和万维网，在不到5年内，它们的增长速度是通信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技术形成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构成电子化的全球经济的基础。

七、知识的价值理论：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工业社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工业的发展依靠节约劳动的设备，以资本取代劳动。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知识是发明和创新的来源，产生了附加价值和规模递增收益，时常通过投资较少、产出更多的新替代品（例如在通信电缆中以光纤替代铜线）来节省资本。知识是集体产品（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因此提出：是否应向创造知识的科学家阶层支付“社会租金”。

那么后工业经济新在哪里呢？美国经济史学者布拉德福德·德·朗（Bradford De Long）写道：

 

新的因素在于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信息处理和发送第一次成为主导产业之一。以前的主导产业改变了织工、纺纱工、运输工、农民、铁匠的生活状况。现在，新的主导产业正在改变那些用信息来指导企业的经理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在改变根据信息来决定购买的消费者的生活状况。可是，最有意思的或许是，社会信息的处理和发送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当然很激动，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话语权。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信息对社会经济组织的新形式具有如此的核心作用，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著作称为“信息社会”呢？1975年，我写了一部长篇专著《信息社会的社会架构》（该专著的主要部分收录在由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Dertouzos］和乔尔·摩西［Joel Moses］合编的《电脑时代》一书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9年）。书中列出信息经济的一些核心特征，并提出一些政策问题——即，集权与隐私、对教育进展的怀疑——与当下的状况仍然相关。但是，如同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我的焦点集中于技术的作用以及技术成为战略资源和社会变革杠杆的方式。我不算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一切技术都在并非全由它左右的背景（诸如政治和文化）下运作；然而技术是变革的主要工具（而且工具是可以用得好或者用得坏的）。

我的兴趣出自两个方法论的考虑。一是把马克思与生产方式概念有关的两个维度——社会关系（财产与权力）和技术——分开观察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视为独立的变量，那么历史场景将会怎样？一方面，这些变量是指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它们又对应着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架构。

我的第二个兴趣来自我的论点，即人们最好把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理解为一系列分离的领域。大多数社会理论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或由单一规则决定的结合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由生产方式所组织，结合了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经济作为基础，政治和文化作为附带现象。而涂尔干（Durkheim）和帕森斯（Parsons）认为社会是由价值体系组织的，价值体系使得派生出来的规范和行为在社会上合理合法。

相对于这些整体性理论，我认为社会共有3个领域——技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每个领域都根据不同的原则组织并服从于它。这些领域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相联系，有时变化非常激烈。

前现代时期的社会是君主统治下的等级集团社会，它是由军人集团、地主阶层、教会集团和资产阶级垂直组织起来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认为，资产阶级壮大起来并主宰了社会。经济学在生产和商业中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资本家与工人的区分则成为社会的阶级分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正如我在结语第一节中探讨的，由身份和工作场所组成（身份是指职业群体——科学、技术、行政管理和文化领域的职业人士。工作场所是指职业身份所在的具体机构——公司、政府、军队、大学、研究所）。

回到我最初的“技术”话题：技术经济领域虽然不决定政治与文化方面，但是当它传播到全社会并面临工具理性的要求时，往往成为变革的引发者，将对政治秩序（时常处理由变革产生的动乱）和文化领域提出质疑。

最后，正如我在导论中写的，我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撰写被德国哲学家汉斯·瓦欣格（Hans Vaihinger）称之为“如果”（als ob）的一种虚构，一种对可能情况的逻辑构想，它可以与未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以便观察在实际的发展中是什么干预、改变了社会。25年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判断的不是我的理论有多么准确，因为它只是社会学家的“前景”史，不是历史学家的“回顾性”建构；读者们可以判断的是：今天的社会特征同1/4个世纪以前的世界的特征对比起来怎么样。

在本书出版后的25年间，有十几本书探讨和发展有关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令人惊讶的是，在早些年，最先欢呼后工业社会到来的是新左翼的激进青年。发起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Student for Democratic Society）的《休伦港声明》以后工业社会这一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假设作为基础，将老一代的左翼分子渲染为过时的人物。汇编新左翼文献史的马西莫·特奥多里（Massimo Teodori）表示：“美国的新左翼或许是最早表达面对后工业社会问题的新力量。”SDS领导人格雷格·卡尔弗特（Greg Calvert）和卡罗尔·奈曼（Carol Neimen）的一本关于新左翼的书（《中断的历史》）采用了许多后工业的语汇。而在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之后，学生们大搞革命，使大学成为超越工作与匮乏的“为新社会而斗争的活生生样板”。

这里的前提是认为现在匮乏已经消失，我们会进入一个社会的“后经济”阶段。1964年的宣言“三重革命”提出了这一信念的基本原理，宣言签署者包括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欧文·豪（Irving Howe）、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汤姆·海登（Tom Hayden）以及主要作者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old）与唐纳德·迈克尔（Donald Michael）。他们在自动化和电子化中看到“一个生产的新时代”因生产率的提高而闪耀登场，而生产率提高得如此之大，我们唯有切断旧日匮乏工业社会所维持的就业与收入之间的联系并把用益权自由分配给广大民众，才能对付它的冲击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匮乏的问题困扰着一切社会，而根除匮乏是所有改革运动中最基本的乌托邦。我将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再来谈这个关键问题。

在众多论述后工业发展的书籍中，我要特别指出一些著作，它们打开了新的方向，对新的课题进行严肃的探讨。第一本是西蒙·诺拉（Simon Nora）和希拉里·明克（Hilary Minc）的《社会的电脑化》，那是1978年向法国总统提交的一份有关国家如何应对电脑在社会上的作用的报告。它提出了一个模式，说明一个严肃政府该如何应对科技问题。这份报告最早提出建议，把电脑和通讯联合起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它的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法国的终端服务国家网络方案（Minitel Program），每个电话用户得到一个电脑终端（最初只被用作电话号码本的替代品），从中可以快捷地获得各种信息服务，诸如航空班次、电影放映时间和保健服务。

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的《性格的腐蚀：新资本主义下工作对个人的影响》（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探讨集团重建、工作团队重组和持续适应对性格、人格及正直品性的影响，开创了新的领域。森尼特把我1956年的专著《工作与不满》中对工业工作的描述作为突出的对比。我在描述高度协同的功能理性系统时，指出了它的3个原则——规模逻辑、时间度量逻辑和层级逻辑。规模意味着在大工厂里集中生产以达到规模经济。层级是把脑力工作从车间提升到计划和调度部门的体系。时间度量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明的，是根据工时计算工作和报酬多少的精细设计。这三个逻辑都已被抛弃或由新的组织原则所取代。它们或许带来了更强有力的经济，但正如森尼特指出的，当个人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在重构的公司里转换时，总是感到失去了依托和伦理认同。

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和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的作品是我们了解工业社会历史背景和旧生产体系如何崩塌的里程碑之作。在《工作与政治》一书中，萨贝尔天才地讲述了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方式，称之为福特制——这个名词成为左翼批判社会的常用语——表明对标准化产品的需求以及对机器生产特定产品的投资如何打倒了品味差异和灵活的专业生产。皮奥里和萨贝尔较晚创作的、更加雄心勃勃的著作《第二次工业分工》认为我们可能正在见证“新的工业秩序：在微电子及电脑领域的发展之外，诸如意大利威尼托、德国巴登—符腾堡等地区经济的发展”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小岛”滋生了一些小型与中型企业，用适应灵活、反应迅速的生产体系营造出个性化的顾客定制产品市场。

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地理学家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是后工业经济中全球城市的转型特征。生产性服务——商业、金融、技术及专业服务——由于贸易、金融与投资的巨大扩张和后工业就业的兴起而经历了大发展，这是电脑和通信技术发展的结果。萨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长期无视产品生产和服务业生产之间的差别，遑论服务业内部的差别。”可是城市中心的重要变化——她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首要例证——都源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三卷本《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是重绘社会地图最有雄心的行动。服膺于我和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的早期著作，卡斯特尔说，应在农业、工业生产与服务业生产两种形态的知识基础之间，而不是在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经济之间，作出适当区分。他指出早期的后工业主义理论（这里他指的是我而不是图雷纳）基于索洛（Solow）和肯德里克（Kendrick）的生产率研究数据是取自20世纪上半叶的，同时提议“将分析重点从后工业主义转向信息主义”。所谓信息主义，他是指“信息技术、信息处理与通信传输（领域）的当前革命”。卡斯特尔认为，信息主义不等于“知识和信息的中心地位”，而是“在革新与运用革新累积反馈的过程中将这类知识与信息应用于知识形成和信息处理/传输的装置”。

我要说，我和卡斯特尔的分歧，在于他把知识与信息混同为一个词语或一个进程，未能分清发明、革新与扩散。我并不认为有过一场“知识革命”或“知识爆炸”。我们且不谈那些把汤姆·库恩（Tom Kuhn）作品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喋喋不休混为一谈的虚妄的相对主义。我们确实必须面对范·奎因（Van Quine）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关于重新探讨人类知识确定性的认识论领域的严重挑战。不过，我的异议主要针对分不清知识与信息，以及所谓“知识技术”的奇怪论调，因为知识（au fond）在本质上就是一系列的判断，可以靠实验性证据以及有待判断的行动目的加以验证。这些问题我将在这篇前言以后的部分试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