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以下简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最新版的中译本现在出版面世，可喜可贺。

该书在30多年前的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首部中译本（内部发行）。其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1989年在台湾出了此译本的中文繁体字版。新华出版社1997年在大陆正式出版发行此书，并将其收入该社《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

多年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在国内外广受瞩目，“后工业社会”一词也成为当代的流行语。贝尔所提科技发展与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当今世界的许多方面有所印证。现在，江西人民出版社与后浪出版公司郑重推出原书最新版的中译本，并收入作者的长篇新版前言，使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考与主张更完整地展示给广大读者，至为重要。

新版中文本的翻译分工如下：高铦——1999年版前言、1976年版前言、1973年初版序、第1章、结语；王宏周——导论，第2、3、5、6章；魏章玲——第4章。高铦负责全书审校及新、旧版内容核改。

历次中文版（1984、1989、1997）均附有译者序言，主要是译者联系多年研习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体会对本书的一些思考，虽是多年前写的，但内容主旨并未过时，现综合补充如下，供读者参阅：

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所热衷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变迁加速，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这些因素推动未来研究与发展研究日益结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发表以来，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方瞩目。

战后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探讨上日益扩大和深入，理论结构也出现相应的演进，即：由初始的经济增长理论演进为经济发展理论，再演进到整体发展理论。战后初期以至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研究主要反映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经济增长的要求。哈罗德（R.F. Harrod）和多马（E.D. Domar）的经济增长模型、拉格纳·纳克斯（Ragner Nurkse）的平衡增长理论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动”理论以及罗斯托（W.W. 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都反映当时以加速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视经济增长为发展主要标志的西方传统派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日益证明，以西方大国的目标和模式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理论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经济指标的增长并未带来贫困的减少和大多数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增长不等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理论日益兴起，成为经济学重要的一支，是为发展经济学。有人提出：增长经济学主要以发达国家为对象，发展经济学则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发展经济学家都逐渐重视增长指标以外的其他发展要素条件。例如，提出了“满足基本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与目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明确认识到发展不单是实现经济目标，而且应重视社会目标以及其他有关条件。经济发展理论由此逐渐演进到整体的发展理论，即探讨和研究包罗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以至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多学科的社会整体发展。

20世纪70年代是各种发展理论比较集中提出的时期。现试把其中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列举，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分析与设想，也可以反映未来研究和发展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1970年W.W．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从而完成其1960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六阶段说。

1971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

1973年 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1974年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体系论”，其主要观点包罗在《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中。

1975年 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Dag Hammarskjold Foundation）发表研究报告《另一种发展》。

1976年 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Fundacion Bariloche）发表研究报告《是灾难还是新的社会》，提出了人称“巴里洛克模式”或“拉丁美洲模式”的一项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设想。

1977年 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等学者发表联合国的研究项目《世界经济的未来》。

1978年 法国西蒙·诺拉（Simon Nora）和阿兰·孟克（Alan Minc）发表《社会的信息化》研究报告。

1979年 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即：第一个勃兰特委员会报告。

其中，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分析，由于同世界科技革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而特别引人注目。

丹尼尔·贝尔1919年出生于美国一个贫苦犹太移民家庭。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后又获博士学位，1944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52—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92年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授予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科学奖，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他在芝大和哥大任教的同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还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史》《美国的新右翼》等。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1969年起即在哈佛大学任教，同时，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有关的活动：曾任《公共利益》杂志二主编之一；担任过《代达罗斯》和《美国学者》杂志编委；1964—1966年在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与经济进展委员会”内供职；1966—1968年担任美国政府“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1974年担任美国文理科学院的“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1979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未来计划”的政府间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后任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在这20年中，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基本权利》《极端右翼》《普通教育之改革》《今日资本主义》《走向2000年：进展中的工作》《大学的对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1980年发表了《曲折的航程——社会学历程论文集1960—1980》。各方公认他最著名的三本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由张国清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文版由赵一凡等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他自称自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派、政治上的自由开明派和文化上的保守派”。贝尔于2011年逝世。

贝尔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1959年夏季，贝尔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提出了他对未来西方社会的设想。其后，贝尔在1962年和1967年又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1-2》。1973年出版的本书对“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他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五大基本内容是：（一）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二）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三）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四）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五）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是本书的姊妹篇，它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贝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对两本书的重点与配合作了说明，他说：“两本书具有辩证的关系，互为补足。”《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力图说明，技术（包括知识）和理论的高度集约化，正成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的新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的阶层体系”；《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则“讨论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并讨论在社会价值观强调欲望不加节制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复杂政治形态的难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是由于曾把文化与经济维系在一起的绳索已经解散，由于享乐主义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影响”。

西方学术界论述未来社会的许多见解在贝尔影响下套用了“后……”的前缀，以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新类型社会的开始，有些描述未来社会的名称虽未使用“后……”的前缀，但也受到贝尔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下列的名称中可以窥见这股思潮的概貌以及贝尔的突出影响：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后资本主义社会——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

后资产阶级社会——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

后现代社会——埃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

后文明社会——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后集体主义社会——萨姆·比尔（Sam Beer）

后意识形态社会——刘易斯·福伊尔（Lewis Feuer）

后传统社会——艾森施塔特（S. N. Eisenstadt）

后市场社会——汤姆·伯恩斯（Tom Burns）

后组织社会——汤姆·伯恩斯

后经济学社会——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

后大规模消费社会——赫尔曼·卡恩与安东尼·威纳（Anthony J. Wiener）

后匮乏社会——《社会政策》杂志（Social Policy）

后福利社会——吉迪恩·肖伯格（Gideon Sjoberg）

后自由派时代——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

新工业国——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技术电子社会——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规划社会——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

多面社会——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技术社会——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

超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全球村——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这些未来预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以当前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贝尔对未来西方社会的探索，从技术分析联系到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的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革命。面对这场重大的科技革命，我们不但要重视其经济影响，而且要重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影响。贝尔已看到西方社会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巨大动荡之中，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都在迅速消蚀。因此，“时代终了感”是当代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学形象，他预感到后工业杜会会带来一整套新的匮乏和一系列新的问题。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多年之后，贝尔在1999年推出了最新版，对原书文本再次审核，并且增加了一篇8万多字的长篇“新版前言”。贝尔说：“后工业社会的名称、词语、思想和概念现已成为常见的流行语和学术词汇，虽然使用很广泛，但没有具体说明它意味着什么。”他强调：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史的框架内出现的。所谓“工业革命”，是对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新认识。技术不仅是以再生产方式制造物品，而是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合理安排，使工作甚至生活成分合理化。人类力量的“突破”成为改变自然和改变物质世界的基础。他说，许多人在写到后工业社会时仍然把它定义为首先有关服务业，但是这种定义是不恰当的，后工业社会崭新的中心特征是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科学与技术的新关系。他重申：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基础是用蒸汽泵和受控室作为动力并应用于机器。第二次技术革命可以确定为电力与化学两大革新。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第三次技术革命。四项革新是这一技术革命的基础：电子化、小型化、数字化和软件化。他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世界范围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上升过程，因为已经度过发明与革新阶段，进入扩散的关键阶段。但是，他强调技术并不决定社会变革，技术只提供手段和可能。“前言”最终讨论了后工业发展的范围与程度，以及社会变革的架构。

可以看到，贝尔在1973年撰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方式的基本分析与看法。其后，在1976年和1999年两次再版时，他都写了长篇前言，尤其是1999年最新版前言，它实际上是他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补充。因此，虽名为“前言”，按逻辑顺序而言，等于是全书文本之后的延续和发展，把他心目中描述的“后工业社会”面貌及影响细加刻划。

丹尼尔·贝尔这部名著定将引起读者们的巨大兴趣和深入思考。

高铦

2016—2017年补记于北京复兴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