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英文版序

阿诺德·汤因比认为，自从人类聚居点出现以来（或者说自从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以来），世界上出现过21种不同的文明，在文化上有统一性的西方社会是其中之一。然而，西方社会是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交织的成分，不论是宗教的分化、政治帝国的兴衰，抑或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接替。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制订出一种明白易懂的研究方法。

在某一时空范围内，人们可以认清适用于各种社会的共同结构特征以及更加持久的变化格局。当然，这些都需要某种程度的概括。

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自然有可能使某一特定社会和某一特定世代的历史中突出的、有意义的事物趋于湮没。（托洛茨基曾经说过，50年的时间，对于一种社会制度的生命周期来说，是非常短暂的；可是，这对一个人来说，则几乎是他具有意识的整个生涯了。）所以，人们可以根据一个社会的历史、民族性、“国家意志”等，来观察这个特定社会（由共同的历史和气质所联结的、组织在同一政治主权下的区域单位）的盛衰，探索它丰富而独特的命运。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历史虽然具有个性，但每个社会和其他社会也有许多共同因素——宗教、文化、经济、技术——它们深入于每个民族独特的社会组织，并以特定的方式发生影响。西班牙的天主教接近于爱尔兰的天主教，但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为了某些目的而关注天主教的共同因素；或为了别的目的，关注造成差异的民族性。美国资本主义与日本资本主义既相似也不同（例如管理方法和对工人的责任等关键指标）。研究者的目的决定他的关注点。

在本书中，我以“工业社会”作为研究的概念单元。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包括了10多个不同国家的经验，纵贯诸如美国和苏联这样一些对立社会的社会制度。工业社会是以商品制造为目的，以生产和机器化为轴心而组织起来的；前工业社会则依靠原始的人力，从自然界获取原始资源。就生活节奏和工作组织而言，工业社会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即：经济、职业体系、层级制度）的典型特征。根据我的定义，在分析上，社会结构独立于另外两个社会概念：政体和文化。

静态地运用“工业社会”这个名词，就像“资本主义”一样会引人误解。20世纪的企业资本主义和管理资本主义，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家族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20世纪依靠技术和科学的工业社会与前两个世纪的制造业社会也大不相同。任何一个社会制度（或者民族社会）都不可能掌握未来的专利，社会学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变化的性质和（如有可能的话）道路，例如它面临的推力和阻力、强化因素和破坏因素。

本书提出的命题是：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我们将见证我称之为的“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正如我所强调的，它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将产生不同的结果。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21世纪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现正处在抽象概括的层次。

我用美国作为说明问题的单一案例，不仅因为它是我所最了解的，而且因为那里的变化更为先进和显著。它还允许我得以以社会学概论为背景，处理特定案例并获得直接观察和识别的便利。

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命运（以此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范例）预示了一切社会的命运，但我不像他那样看，我不相信有什么确定性的轨迹。后工业社会不是促进“上层建筑”变化的“下层结构”。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尺度，社会变化对于起仲裁作用的政治体制提出管理上的问题，一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与传统的对立，又如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以及对边缘群体的关注提出了权力与社会特权再分配的问题。

本书是21世纪特有的一种观察。它试图在方法论上采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分析，即基于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分析，提供一种把多得令人头昏目眩的历史宏观变化的潜在前景“加以条理化”的办法。

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就是把社会结构变化中的本质特征看成是经济变化的性质以及在确定社会革新和变化方向时扮演决定性作用的理论知识的特征。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探索。

约翰·杜威在《经验的艺术》一书中写道：“在任何思想的试验过程中，唯有结论已经显现时，前提才会出现。”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情况就是这样。本书的各个章节是在最近5年中写成的，而在此以前的5年左右时间里，我已经在不断酝酿这一想法了。由于这是一种推测性的观念，讨论的是未来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存在线性的逻辑推导，而只是一种对多元主题的探讨。每个章节是在不同情况下写成的，但又可被视为一幅拼图的一部分。我在最近两年中又把这些章节加以重写，突出其相互关系并指明后工业社会思想的五个方面。所有这些都在导论内详细地加以阐述。此外，我还写了一篇4万字的结语，探讨在今后几十年后工业社会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这篇序言的目的是向助成本书的人们和机构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后工业社会的思想最初是在1962年波士顿一次讨论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论坛上一篇没有发表的长篇论文中被系统地加以阐述的。这次论坛的主席是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我要感谢他当时发表的意见以及10年来陆续进行的一些讨论。

1965年，卡内基公司给了我一小笔赠款来研究这一思想，这使我能够获得一些研究资料，并得到亨特学院哲学系弗吉尼亚·赫尔德博士（Dr. Virginia Held）为期一年的兼职协助。赫尔德博士写了一些备忘录，其中有些收在“2000年委员会”的工作底稿中，有些我已经在本书第五章中采用。与赫尔德博士的讨论对于我这一思想的早期阐述是重要的。

后工业社会的思想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2000年委员会”的“基本路线”之一，并在该会发表的5卷《工作底稿》和《走向2000年》（1967年）中得到反映。我要感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执行主任约翰·沃斯（John Voss）的大力帮助；感谢《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主编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Graubard），他是我在学术上的长期伙伴，后工业社会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我曾经和他讨论过，并以他广博的历史知识来做印证。

我最感谢的是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及其会长奥维尔·布里姆（Orville Brim）。1976年，该基金会的一笔赠款首先使我摆脱了在哥伦比亚大学1/3的教学任务，使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就预测方式的问题组织一个试验性的研究生讨论会。该基金会在随后几年中对我的研究工作持续给以资助。我利用1969—1970年的休假年在该基金会担任访问研究员，本书就是从那里开始成形的。本书第三章，以“对知识和技术的衡量”为题和略为不同的形式，发表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由埃莉诺·伯纳特·谢尔登（Eleanor Bernert Sheldon）和威尔伯特·摩尔（Wilbert Moore）主编的《社会变革的指标》一书中。我要特别感谢谢尔登博士对那篇论文发表的编辑意见。

在过去的10年中，我对以下若干重叠交叉和互不相同的学术问题产生了兴趣：后工业社会研究、社会指标的建立、长期社会预测和对新禧年的兴趣、社会变革理论评估、以中轴结构作为宏观社会学的一种组织方式的想法，还有对我称之为文化与社会脱节这一现象的巨大关注。我一会儿搞这个题目，一会儿搞另一个题目，有时用这些粗糙的草稿发表一些小文章，但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对我是很表宽容的。本书是将在今后几年中陆续出版的若干著作中的第一本，这些著作将把我关切的那些问题连贯起来。我要感谢奥维尔·布里姆的耐心，并相信他将从本书得到一些回报。

1970年6月，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和我在苏黎世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国际讨论会，由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专为讨论后工业社会的问题。本书第六章即为形成那次讨论会基础的论文。其后，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琼·弗拉德博士（Dr. Jean Floud）、索邦大学的弗朗西斯·布里考德教授（Francois Bourricaud）、佛罗伦萨大学法律系主任乔瓦尼·萨托利教授（Giovanni Sartori）、伦敦经济学院的彼得·怀尔斯教授（Peter Wiles）和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教授（Ken'ichi Tominaga）都写了若干批评性和不同意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在1971年冬季号的伦敦《述评》杂志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教益。

我对于我的朋友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更是抱有长久的感激之情，他虽然对所有的社会科学、特别对大范围概括的方法抱有怀疑，可是对我的每篇论文都严格、认真地加以关注，并坚持它们在内容表述上应有美学标准。

我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秘书维维安·考夫曼（Vivian Kaufman）以及我在哈佛大学的秘书安·梅里曼夫人（Mrs. Ann Merriman）具备任何作家衷心期望其秘书所具有的品德。玛丽·塔维蒂安小姐（Miss Mari Tavitian）完成了本书“结语”的打印。劳工统计局的尼尔·罗森塔尔（Neal Rosenthal）不倦地协助提供第二章中的一些统计数据。朱迪思·伯班克夫人（Mrs. Judith Burbank）为第三章中的一些统计提供了最新数据。我的朋友和以前的编辑安妮·弗里古德夫人（Mrs. Anne Freedgood）阅读了文稿并对内容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基础图书出版社的里贾纳·沙克特（Regina Schachter）在审读小样和清样时，给予我极大的耐心。

作家往往不能对自己的文章做出正确判断。对我最严厉而又爱护的批评者是我的夫人珀尔·卡津·贝尔（Pearl Kazin Bell），她把我的文稿全部进行了校订。

 

丹尼尔·贝尔

1973年3月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