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英文版序

“后工业社会”一词很快在社会学文献中流行——是好是坏，有待观察。就某种意义来说，接受这个词是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一旦看到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众多国家都可以被界定为“工业社会”，人们就必然把主要从事采撷自然资源而不是从事制造的社会划为“前工业社会”；而当技术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时，人们就会想到“后工业社会”。何况，在恣意谈论“未来”成为时尚而对变化本身却进行毫无生气的叙述的情况下，对新社会轮廓的设想必然会激发人们的兴趣。如果我成了这股时髦风尚的受惠者，我为此深感遗憾。

一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进行准确的预言，而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绘，是根据已出现的一些特征所作出的一种假定，并以此估计几十年后的社会现实，经过两者的对比，人们就可以设法确定影响社会变迁的运作因素。同样地，我反对根据出现的这些特征而试图定义“服务业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即使这些要素都存在。因为这种名称是片面的，不然就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加以曲解。

我之所以采用“后工业”这个名词，有两个理由：第一，在于强调这些变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第二，在于着重强调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但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技术是所有其他社会变迁的首要决定因素。没有一个概念图式可以把一个社会现实描述穷尽。每个概念图式都是在各种特征中遴选某些特征的棱镜，以便突出社会变迁，或者更具体地去回答某些问题。

我们把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起来，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有些评论认为后工业社会不可能“接替”资本主义，但这等于是把两个按不同中轴所建构的不同概念图式进行错误的比照。后工业图式涉及的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技术层面，而资本主义涉及的是社会—经济层面。

此两者之所以混淆，首先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一个社会的基层结构）决定并包罗了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中盛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者就设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等一切领域的社会行为。而且，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进特征的工业化将扩散到全世界，所以最终会出现全球一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国家差异将会消失，最后只剩下资本家和无产者两大阶级之间赤裸裸的对抗。

我想，现实情况表明并非如此。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政体的性质——不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并不在于经济“基础”，而在于历史传统、价值体系以及权力在整个社会里是集中还是分散。民主并不能任意地被“抛弃”，即使它已经开始阻碍资本家的经济能量。同样地，当今的西方文化并不是18世纪或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一种敌视经济化方式的现代主义文化，它已经被“文化大众”所吸收，转变成一种由资本主义自相矛盾地加以推动的物质享乐主义。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把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历史标题之下。社会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生产力就是技术力量。然而，同样的生产力（即技术力量）却存在于大量不同制度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不能说，苏联的技术（或化学、物理学）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化学、物理学）。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方面分开，不认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一对一的关联，那么我们对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因此，如果有人问：苏联和美国之间是否存在“趋同性”？答案就取决于特定的中轴。这可以借助图一来加以说明。

如果我们以技术的横轴来划分各个国家，美国和苏联就都是工业社会，而印尼和中国都不是工业社会。然而，如果我们以财产关系的纵轴来划分，情况就有差异，美国和印尼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苏联和中国则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或国家集体主义社会。（可是，这种一致却无法解释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为什么一度存在激烈的敌对与紧张。）

我们如果把这些概念分开，就能指明不同的社会发展图式：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前工业的、工业的和后工业的；如果按韦伯的政治威权架构来分，就是家长制的、世袭的和法制——理性的科层制——只要我们并不声称某个特定的概念图式是详尽无遗的或包罗一切的。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很可能某一特定的中轴原理非常重要，而成为其他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我想，很明显的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方式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等等）成为流行的精神气质，因此实质上形成了许多特质和文化。但是，这和生产方式始终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主张是不同的。

生产方式并不能统一一个社会。民族差异并未消失。没有直线发展的社会变迁，也不存在“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想通过一个凌驾一切的单一概念（不论是资本主义或极权主义）去观察一个社会的特点，使得人们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特征（重叠甚至矛盾的特征）产生误解，或者设想某一社会制度必然不可避免地接替另一社会制度的所谓“社会发展规律”。任何社会都混合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有些特征是一切体系所共通的，而有些特征则是历史的和特殊的），要根据人们心中的问题，从不同的有利点加以分析。我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影响。我并不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而作为一种分析的因素，以观察新技术出现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必须设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后工业的”概念与“前工业的”和“工业的”概念是对立的。前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源采撷型的，它的经济是以农业、矿业、林业以及天然气或石油等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主要是制造型的，利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商品制造。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通讯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

近些年来，世界突出地察觉到具有战略地位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已成为工业成长的限制因素，从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局限是否会影响后工业部门的出现？

对这个问题，有实际的和理论的两个答案：就实务而言，资本密集的后工业要素的引入，在时间安排、扩散速度和使用范围方面确实取决于其他部门的生产力。工业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经济剩余；然而，工业化一旦启动，农业部门本身的生产力会通过化肥和其他石化产品的使用而得到提高。同样地，新的信息和处理方法的引进可能由于工业部门成本的提高或生产力迟滞而被延缓，但一旦引进以后，它们就会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

就理论而言，我们可以说后工业社会在原则上是不同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工业主义的观点不可能自农业模式中产生。同样地，理论知识作为技术创新之新基础的战略地位，或者信息在再创造社会程序中的作用，并非来自能源在创立制造业社会时所发挥的作用。简言之，分析起来，它们都是独立的原则。

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则是由智能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因此，后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和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两者的经济特征看到这一点。

工业商品是由分开的、可辨认的单位来生产、交换、销售、消费和耗尽的。譬如一条面包或一辆汽车，人们从销售商那里购买这种产品并得到实物的所有权，这种交换是由特定的契约性法规所支配的。但是，信息和知识并不能消费或“耗尽”。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成本、价格或价值问题大大不同于工业产品的有关问题。

在制造工业产品时，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生产函数”（即：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比例），并根据相对成本来决定各个生产要素的恰当配置，如果资本被具体化为劳动，我们就可以谈及劳动价值论。

但是，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知识价值论。知识的汇集成为创新的导引。可是，知识即便售出，知识的生产者仍然保有知识。知识是一种“集体货品”，一旦创造出来，在性质上就可以被众人取用，因此，除非能得到产权优势（诸如专利权或版权），任何个人或企业都没有兴趣去出资生产这些知识。而且，专利权越来越不能保证专有性。许多公司白费钱在研究上，随后发现竞争者可以很快修改其产品来对付专利权；同样地，当个人或图书馆可以从技术刊物或书籍上复印他们需要的任何部分，个人和学校可以收录广播中的音乐或者把电视节目录制在影碟上的时候，版权问题也越来越难以监督。

如果对个人或私人企业而言无利可图地生产知识越来越缺少吸引力，那么，这方面的需要和努力就日益落到某些社会单位——不论是大学或政府——身上以负担这些成本。由于没有现成的市场测试（人们怎么来评估“基础研究”的价值呢？），这就向经济理论提出一项挑战：要设计知识投资的最佳社会政策（例如，应当花多少钱在基础研究上？对教育应给予多少拨款，拨向哪一领域？在医疗领域的哪些方面我们能获得“较好收益”，等等），以及如何面向使用者制订信息和知识的“价格”。

就比较狭窄的技术意义来看，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一个适当的“基础结构”以开发数字信息的电脑通讯网络，这是安东尼·奥廷格（Anthony Oettinger）的用语。这个网络将把后工业社会联结起来。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基础结构是运载人员和货品的交通运输，如道路、运河、铁路、空运。第二种基础结构是输送能源动力的公共事业，如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电力传输系统。第三种基础结构是通讯业，主要联结电话、无线电和电视。现在随着电脑和数据终端的爆炸性增长（美国使用中的数据终端从1970年的18.5万台增加到1976年的80万台）以及电脑运算和信息储存成本的迅速下降，一个国家如何把信息传输的各种途径联结起来，就成为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大问题。

“信息经济学”的特点不同于“商品经济学”，新的信息网络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从通过电脑终端进行沟通的彼此互动的研究团体，到全国电视网产生大范围的文化融合）并不是工业社会中的旧社会模式或工作关系。如果这种社会发展起来，我们就会具有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一种社会结构的基础。

如我已经指出的，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就像工业社会并不消除经济中的农业部门一样。犹如在羊皮纸上刮去原有文字后重写，这些新的发展覆盖在旧的一层上，消除了一些特征，同时加厚了整个社会的结构。为了引导读者阅读，我想强调一下后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的层面。

1．理论知识的首要性。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理论知识的系统汇编和材料科学成为技术创新的基础。关于这一特征，读者从标志着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电脑、电子学、光学、聚合物）中可以看到。

2．智能新技术的出现。以电脑线性程序、马尔可夫链、随机过程等为基础，我们可以利用模型、模拟以及其他系统分析和决策工具，来应对经济问题、工程问题（即便仍不是社会问题），制订更为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案。

3．知识阶级的扩展。社会上成长最快的集团是技术和专业人员。在美国，1975年，这个集团加上管理人员，占到800万劳动人口的25%。到2000年，技术和专业阶级将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集团。

4．从商品转向服务。今天在美国，每100人中有65人以上从事服务业。到198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每100人中有70人。每个社会都存在巨大的服务部门。在前工业社会中，服务部门主要是指家务仆役阶层。（1870年以前这是英国社会最大的一个阶层。）工业社会的服务业主要是辅助商品生产的运输业、公共事业和金融业以及个人服务的提供（如美容师、餐馆服务员，等等）。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中，新的服务业主要是对人的服务（主要是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专业和技术服务（例如，研究、评估、电算及系统分析）。这些服务业的扩展（正如我在第三章所指出的）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和持续通货膨胀的根源。

5．工作性质的改变。在前工业社会中，生活是与大自然的竞争，人类要从土壤、水域或森林中竞夺生存资源，人类活动往往以小群体形式，并受自然变迁制约。在工业社会中，工作是与改造中的自然进行竞争，在生产商品和货物方面，人类与机器相比相形见绌。至于后工业的世界，工作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官员和当事人之间、医人和病人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或者研究团体、办事机构、服务团体之间）。在工作和日常事务之中，自然和制造的因素被排除在外，人们不得不学习如何相处。在人类社会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6．妇女的作用。工业部门的工作（例如在工厂）主要是男人的工作，妇女往往被排除在外。后工业部门的工作（例如对人的服务）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说，妇女第一次获得了经济独立的可靠基础。从稳定上升的妇女就业曲线、从双雇员及多雇员的家庭数量（目前占总数的60%），以及因妇女日益感到在经济上无需依靠男人而导致离婚率上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7．科学的蜕变。回头去看，17世纪的科学团体是人类社会一个独特的组织。它具有超凡感召力，因为它对真理的追求是革命性的，在方法和程序上是开放的；科学的合法性来自于它的信条，即科学的目标是知识本身，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实用目的。科学团体不同于其他具有超凡感召力的群体（以宗教团体和救世主式的政治运动为主），它并没有将自身的信条视为“常规”而强制推行一些官方的教条。而且，直到近期为止，科学一直没有遇到研究工作官僚化、研究工作要从属于国家指导的目标，以及研究成果根据实用回报来“审核”等问题。现在，科学已变得与技术，同时与军事、社交技术、社会需要等密不可分。所有这一切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中心特征，是新的科学机构的特征，对于未来的自由探究和对知识的追求极为重要。

8．工作场所成为政治单位。大多数社会学分析集中注意阶级、阶层或相互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的社会横向组织。然而在后工业部门，一系列纵向的职权次序很可能成为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所在。在本书结语的第一节里，我叙述了在后工业格局中可能存在的工作场所。有4种功能性工作场所——科学的、技术的（即应用技能：工程学、经济学、医学）、行政的和文化的工作场所；以及5种体制性的工作场所——经济企业、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社会机构（例如医院、社会服务中心），以及军事部门中的工作场所。我的观点是，主要的利益冲突将出现在职权集团之间，同时，这些职权的牢固程度足以阻止新的专业集团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坚实的阶级。

9．能者统治。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一个技术社会，回报较少依据继承或财产（虽然它们可以形成财富及文化上的优势），而更多依据教育和技能。能者统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规范问题。在本书中，我试图界定能者统治的性质，并阐发所谓“公平的能者统治”，即根据同行的尊敬以成就决定地位的主张。

10．匮乏的终结？19世纪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理论几乎把人类社会的一切病态都归之于商品匮乏以及人类为争夺稀缺商品的竞争。事实上，最通行的经济学定义之一认为，经济学就是对竞相争夺的稀缺商品进行有效分配的艺术。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认为富足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并声称，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人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所以无需采用公平分配的规范性条例。就这个意义来说，共产主义的定义就是废除经济学或哲学的“物质体现”。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人类无法摆脱匮乏。我指的并不只是资源稀缺的问题（这个问题仍然争论未决），而是说，后工业社会在本质上带来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思想家们所从未想到过的新匮乏。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曾经谈论商品匮乏；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后工业社会将会出现信息匮乏和时间匮乏。分配问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以更无情的形式出现，即使人类在对休闲时间的处置上日益成为所谓的“经济人”。

11．信息经济学。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信息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商品而不是私人商品（例如财产）。在商品销售上，生产商之间的“竞争”战略显然是可取的，以免企业变得懒散或形成垄断。然而，为了优化社会对知识领域的投资，我们必须采取“合作的”战略，以提高知识在社会内的扩散和使用。关于信息的这个新问题，在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和政策方面，向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提出了最有力的挑战。

本书中的大多数例子都取材于美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西欧、日本和苏联等工业国家是否也将成为后工业社会？如我所指出的（参见第一章“马克思的两大图式”），马克思把英国作为其理论观点的重要例证，而且——尽管德国读者对英国的变革不屑一顾——认为资本主义会扩散到世界各地，因为“自然法则”的实现方式是“根据铁一般的必然性而走向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不相信任何社会制度都受到这种因果律的支配。然而，后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些特征表明，它们作为一种趋势，正出现于所有的工业社会。至于它们出现的程度，取决于世界各国实力的平衡、“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效分配财富的能力、大国间的紧张关系是否引发战争等一系列经济与政治因素。不过，很明显的是，作为一个理论架构，这些社会中持续的经济增长必定会包含后工业因素的萌芽。

本书阐述的后工业社会的两大维度，是理论知识的首要性以及相对于制造业经济的服务业部门的扩张。第一种维度意味着人类社会日益依靠科学作为创新和组织技术变革的手段。大多数工业社会对于探寻科学知识的需要、组织研究工作以及信息作为社会战略资源而日益提高的地位，是非常敏锐的。就这方面来说，发达社会中各经济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以及科技工业日益重要的地位，都是新生的事实。

第二种维度——经济部门中服务业的扩张——在美国最为显著，但在西欧也在发生。1960年，在扩大的共同市场范围内，占总数39.5%的工人从事服务业（广义上包括运输业、贸易业、保险业、银行业、公共行政、个人服务业）。在13年后的197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7.6%。服务业的扩张往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牺牲农业而向服务业转变，但工业就业人数增加。这是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的观察，他在30年前率先阐述过这种现象。但是在丹麦、瑞典、比利时和英国，服务业指向的经济部门当下的增长，却相对牺牲了工业就业（因为农业就业几乎已到达最低限度），这种情况也开始遍及整个欧洲。

苏联是一个工业社会，后工业的特征也很可能在该国出现。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成为苏联报刊大肆攻击的目标，从学术期刊《哲学问题》或知识周刊《文学报》上的严肃讨论，再到党刊《共产党人》上的意识形态论战，以及《真理报》上大肆歪曲的叙述看来，好像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已经做出决定要攻击本书对党的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威胁。理由是相当清楚的。从苏联的观点来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性”冲突，而“历史的客观规律”则证明共产主义终将取得胜利。这仍然是苏共信仰的主要信条，至少就对外而言。就理论层面，我在讨论中否认人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类铁板一块的概念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更重要的是，当无产者不再是后工业社会中的主要阶级时，人们又该怎么维系那种信念呢？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一些成员写了一本值得关注的书《十字路口的文明：科技革命的社会意义与人文意义》，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该书出版于1967年，由社会科学主任拉道凡·里奇塔（Radovan Richta）主持。在书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学家们探讨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由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士所组成的新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发生新的“利益冲突”（如果不是“阶级冲突”）的可能性。里奇塔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占领后仍然留任，他在1968年以后批判了自己主持的这部著作。

后工业主义的主题主要适用于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秩序）的变化，同时只是间接地涉及政体和文化（包括了社会结构中其他一些重大领域）的变化。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扩大了各领域之间的割裂，因为每个领域现在都是在相互对立的中轴原理之下运行的。

当资本主义上升为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时，它的统一性是纤弱的：精神气质是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秉承资产阶级的功利观和现实主义，以及由追求社会地位、延滞享受等因素构成的人格结构。这些要素中，许多已经凋零，或者退化为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余下的只是受功能理性和效率所支配的一种技术机器，它许诺要提高生活水准和促进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后工业的变化开始调整社会的阶层体系，提供更精密的技术，并使科学更直接地用于工具性目的。然而，作为“善德之邦”的科学是否有力量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精神气质，是完全不清楚的；更可能的是，科学本身会受到颠覆。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既不能出现具有某种适当目的感的先验精神，也不能为人们提供具有稳定意义的避风港。

实际上，后工业的转变意味着工具性力量的加强，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越人的力量。在19世纪，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思想家相信人类力量的加强必然是进步性的，因为它意味着宗教和迷信的没落，足以证明人类的巨大力量和自我意识。可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幻想。工具可以有不同的用途。采取何种用途则取决于社会的价值观、特权阶级的固有本质、社会的开放度和道义感，或者是我们在20世纪强烈地感受到的——它的兽性。

后工业的转变不提供任何“答案”。它只给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新的制约和新的问题——所不同的是，现在它呈现出世界历史上过去从未想象过的一种规模。

 

丹尼尔·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