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逐鹿中原（1945—1949）(2)

几十年后邓小平回忆说：

“马法五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部队才赶上。”

由于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加之兵力足、火力强，刘邓当即决定待机总攻，采用猫捉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一方面以各种形式来疲惫、挫折和消耗敌人，等待后续部队集结完毕；另一方面分化瓦解敌军，积极策动争取高树勋的新八军起义。

邓小平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的伤亡会很大。”

邓小平非常重视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

平汉战役开始后，邓小平又多次布置这项工作。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高树勋于10月30日起义，这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赓在评论平汉战役时说：“日本投降以后，刘邓首长指挥上党战役歼敌13个师，取得我党建军以来战果最大的胜利。不到一个月，又在平汉路歼敌3个军，打破了他们自己创造的纪录。这两个战役制胜之道很多，最关键的一条，是刘邓首长敢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战场。如果把部队分散，到处零打碎敲，决不会有这样的胜利。因为现在是对蒋介石了，同打日本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战略上的变化。”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上党、平汉战役时说：“真正讲反攻，是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订《双十协定》。”上党、平汉“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

丢掉和平幻想 准备严酷斗争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是华北的一座历史名城。战国时期，它是赵国的国都，自从赵敬侯由晋阳移都到此地以来，这个城市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城内仍保留不少战国时期的古迹遗址，如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蔺相如的“回车巷”，还有坐落在城西的古丛台等，这些都默默无闻地记录着当年赵国的历史。

近代以来，由于邯郸地处平汉线北段，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抗战时期，侵占华北的日军第一混成旅团即以邯郸为旅团部的所在地，并以邯郸为据点，向太行根据地多次进行空前的大“扫荡”和经济封锁。同时，他们大肆掠夺邯郸周围武安、磁山、上党等地区的铁矿、粮食与山货，在邯郸集中、装车，运往各地。抗战胜利后，据守邯郸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并凭险负隅顽抗。1945年10月1日，邓小平、刘伯承在指挥上党战役的同时，命令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向邯郸守敌发起进攻，经数日激战，于10月4日解放邯郸。

在战国时期，由于赵国“数距四方之敌”，故邯郸曾被称为“四战之国”。现在，它仍然是“四战之地”，东要协同山东、苏北作战，西要配合陕甘宁的斗争，北与晋察冀相呼应，南要支援中原解放军。正因为邯郸具有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刘伯承、邓小平才决定把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迁到此地，以便领导全区部队，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

自从邓小平、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关移驻邯郸后，邯郸便成为华北最大的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连日来，这个古老的小城突然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城里郊外，大街小巷，到处是满载物资的大车和身着灰色军装的干部、战士。邓小平也不断地四处走走，到各机关检查了解情况，以便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停战命令发布以来，表面上看，国民党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些主要地区的军事冲突也有所缓和，国共两党正在就划定停战线、整编军队、改组政府等问题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国民党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国民党军对解放区边沿区的蚕食和进攻也从未停止过。在东北，国民党不承认解放军在东北的地位，命令部队继续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在中原，国民党一边同中原军区进行谈判，一边加紧对中原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在晋冀鲁豫地区，国民党不断派出部队，沿交通线侵占晋冀鲁豫解放区边沿城镇，并利用大量的伪军和地方团队，袭击、骚扰解放区边沿村庄。从1月14日到4月底，国民党军对该区的军事进攻已达到920次，其中万人以上的进攻有4次，千人以上的进攻有40次，百人以上的进攻有110多次。

鉴于国民党军不断向晋冀鲁豫区发动进攻，1946年3月3日，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飞抵新乡，召集驻该区的国共双方军队最高指挥官，就关于执行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参加了这次谈判。由于国民党没有诚意，谈判未获任何实质性结果。在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国民党军仍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在解放区边沿区制造军事冲突。一系列事实和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停战、谈判是假，而利用谈判时机部署、发动内战是真。事实上，内战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内战的危机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全区的干部、战士充分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正确解决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的松懈意志、和平幻想、居功自傲和厌战情绪；如何调动各方面力量，做好反内战的各种准备，以便在将来的自卫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面临的首要问题。

早在平汉战役结束不久，邓小平便于1945年11月10日，在峰峰煤矿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全区的工作做了初步的安排。会议决定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在全区展开大规模的减租、生产运动。同时，统一全区财政经济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持长期战争。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的居功自傲倾向和厌战情绪，号召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做好应付长期战争的准备。

停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1946年3月1日—17日中旬，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否定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不久，国民党又召开“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决议的议案，并声称要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在检查直属队练兵情况时说：“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企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因此，大规模的内战危机严重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练兵，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歼灭一切敢于进犯解放区的敌人。”

4月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滕代远、薄一波等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准备应付内战的指示》，4月25日和5月8日，又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军事斗争纲领》和《关于应付大规模内战加强准备工作的指示》。这些指示的中心内容是：提醒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战士，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持高度的警惕，揭露敌人破坏停战的阴谋，利用停战时机抓紧练兵，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减租和生产，做好应付全面战争的各种准备。

在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下，晋冀鲁豫解放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租和生产高潮。许多地区开展了反奸清霸运动，在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立即转入减租减息运动。在一些老解放区，则进行查减运动，对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村庄，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复查。通过减租减息，在经济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地富剥削。不少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耕牛、农具，激发了其生产热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调动了农民支持长期战争的积极性。

在领导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邓小平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方面。

1945年12月，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和各解放区的民兵基干团通过整编，正式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野战军辖6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后王维纲）；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后王近山），政委段君毅（后杜义德）；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到停战命令发布时，晋冀鲁豫全区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31万余人，多数纵队用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了部队，还建立了炮兵营。野战军的正式成立，部队人数的增加和装备的改善，为进一步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军队人数的发展和装备武器的改进，固然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但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优劣，则更能体现部队的综合战斗能力，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其他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作为政治委员，邓小平不仅重视部队人数、装备的发展，而且还十分注重培养和锻炼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他一向认为，只有素质优良的部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才能不断地适应战争的变化，保证赢得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从抗战胜利到全面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部队作战的环境、作战的任务和对象，以及作战的方式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部队正处在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时期。如何带领部队迅速实现这种战略转变，如何使部队尽快地、彻底地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军建军，提高部队政治、军事素质的重要内容。

在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中，部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那是靠八年抗战小米加步枪的精神，靠战士们死打硬拼的顽强战斗作风换来的，是付出了很大牺牲和代价才争取来的。今后，更大、更残酷的战斗还在后面，光靠英勇牺牲的精神和死打硬拼是不够的，还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努力克服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充分认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从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同时，利用停战时机，训练和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改变战术，掌握攻坚、野战技术，培养和锻炼一支打不垮、过得硬、素质优良的军队。为此，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高层会议上，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的决定，指示首先在各纵队和旅建立党的委员会，在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此后，又根据工作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团以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轮训了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并吸收了大批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战士入党，普遍进行党的教育，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在部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停战期间，邓小平指示部队深入进行形势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的教育。各部队通过列举国民党军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向东北、华北和中原解放区进攻，积极准备内战的大量事实，教育指战员，使之认识到全面内战危机的严重性，从而消除了麻痹倾向、和平幻想，提高了斗志，进一步做好了应付内战的思想准备。

为了更好地配合部队的政治教育，邓小平授意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一本进行人民军队本质教育的小册子，阐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作为人民军队本质教育和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教材。不久，《人民军队的建设》一书出版并发到各个部队。这本书对提高部队政治觉悟和军事战术水平、增强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工作中，邓小平逐渐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他讲究实际，注重效率，反对浮夸拖拉，空话连篇；主张深入基层，“一竿子插到底”，反对层层下达，延时误事。正因为如此，他时常到连以上的干部会上讲话、作报告，以便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一下子传达到基层，迅速贯彻落实。他还十分欣赏报纸在政治工作中的特殊作用，认为这是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工具。

正因为报纸能够尽快地将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基层，让全体指战员及时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又能及时反映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和生活方面的情况，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创办了机关报《人民的军队》，发到各个连队，让战士们互相传阅、学习，以配合正在进行的时势教育和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