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逐鹿中原（1945—1949）(12)

夜深了，忽然听到马达声，大伙的心禁不住提了起来。直到汽车开近了，看见安然无恙的邓政委从汽车里钻出来，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的汽车差点儿开到杭州方向去了，后来看见路边歪着、翻着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汽车、大炮，才掉转头来。

正在高兴之际，转眼之间却不见了陈邓首长。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能到哪里去呢？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两位首长同华东局财委干部骆耕漠同志（与邓政委同车来丹阳）一起上街找饮食去了。半夜三更，店家早已关门，只碰到一个正打点回家的挑馄饨担子的小贩。因为只剩了很少一点馅子、皮子和碎面条，三个人只凑合各吃了一碗连皮子带面条的糊“抄手”（四川把馄饨叫“抄手”）。从首长方面说，虽然他们是出于一番好意，不想让我们多劳累，可我们细想起来既内疚又后怕。假如我们事先准备一些点心，这事不就可以避免吗？再说，社会秩序尚不安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随着陈邓首长的先后到来，戴家花园一改平日的冷冷清清，变得生气勃勃了。

上海作战的序幕即将拉开。三野主力正向上海周围的军事要地集中。数千名接管干部陆续来到丹阳。这些人能否通过训练正确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则直接关系到未来接管上海的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由于丹阳人数骤增，许多祠堂、庙宇都住满了人。一个又一个紧急而迫切的问题提到了总前委和华东局的面前。

作为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同志，肩头上担子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而此时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二野、三野的主要领导成员，除陈邓首长在丹阳外，其余大都在外地。南京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留南京主持二野前委的工作，并任南京市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三野谭震林副政委率领第七兵团从芜湖强渡长江以后进军浙江，解放杭州后留杭州主持工作，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三野粟裕副司令员率领三野主力强渡长江以后，即同张震参谋长率领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并挥师直指上海。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集中，国民党集团投入数十万重兵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斗，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作战。我们多次听到陈邓首长打比喻说：上海作战是一次极其特殊的战斗，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了打好京、沪、杭战役中最紧要的一仗，陈邓首长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谭震林、粟裕等同志请到丹阳来，一起精心研究，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做出新的决策。我还看见宋任穷、叶飞、曾山、宋时轮、张震、舒同等首长也来开过会。他们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每当这时，我们的小厨房常常要准备10多个人的饭，还要加点菜，特别忙。

邓政委经常找人到住处来谈话。来人有穿黄军装的，也有穿西装或长衫的，有的像有钱的阔老板。赶上吃饭的时候，邓政委总请他们一同入席吃饭。直到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这些人中有的是来自上海的地下党，有的是上海经济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的是非常熟悉上海内情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些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绕道香港等地来的。

战争时期实行供给制，首长们的伙食标准并不高，我们必须变着法儿给首长们改善伙食。蚕豆、豌豆、杨花萝卜等，首长们都喜欢吃，特别是带酸辣的菜。我们尽量做得合他们的口味。看见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就感到极大安慰。

陈邓首长平时工作节奏紧张，开夜车是家常便饭。我们吸取了邓政委来丹阳时没吃上饭的教训，自做一些点心随时预备着，每逢他们熬夜，就及时送一点去。邓政委有时来到我们中间，看见我们忙碌，就给予种种鼓励，说我们工作很辛苦，要注意休息，挤时间多学些文化，多学些科学常识。

江南的春夜温暖而柔美。有时天气格外好，无风无雨，繁星满天，我们就在小庭院的草坪上拉起白布放映电影。陈邓首长总请来一些准备去上海接管的干部一起观看，还关照我们要给警卫员、汽车司机和小厨房的大师傅们留出位置。

一次，我往首长们住的楼上送饭，听见邓政委同几位首长议论最近部队纪律状况不好，说丹阳城里满街是军人，整天兜来兜去的。陈司令员也在场，情绪比较激动，对军纪松弛的现象很不满意。

我摆好饭，他们边吃饭边议论。当有人说到我们有些领导人放弃领导责任，不严格管理部队，有些没有戏票的军人硬要闯进戏院看戏的时候，邓政委重重地放下碗筷，激愤地说：

“这像什么话！我们的领导同志是怎么当的？！那些没有戏票硬要闯进戏院看戏的人，是谁给他们的权力？！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

“太不像话！是哪些人干的，要查个一清二楚！”陈司令员也很生气，大有一查到底的气概。

在丹阳热闹的街道上，尤其在光明戏院一带的繁华地界，我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但没想到性质如此严重。现在经首长们一提醒，才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

邓政委一连几天都抓严肃军纪的问题。

5月10日，陈司令员向在丹阳训练的接管干部和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大报告，着重强调加强革命纪律的重要性。

陈邓首长还不断找人研究打下上海以后随之而来的接管问题，亲自过问接管计划，过问“入城守则”和有关规定，提出军队“不入民宅”，连许多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

5月12日，我军对上海之敌发起全面攻击，相继肃清上海外围的敌军，部分地突进敌军主阵地。

5月23日晚，我军发起总攻击，迅速占领除苏州河以北一带地区的全部上海市区和高桥、吴淞等地。在丹阳的大批接管干部军纪严整，英姿焕发，随时准备开赴上海投入接管工作。

5月25日，细雨蒙蒙。陈司令员冒雨从丹阳乘火车经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到达上海南翔镇，就近掌握上海战局。邓政委继续留在丹阳担负全局性的领导工作。

陈邓首长分开行动以后，原先的管理、勤务人员也一分为二，我随陈司令员行动。5月25日来到南翔镇以后，在南翔中学休息了一阵，傍晚后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同志的陪同下，我们随同陈司令员乘汽车来到沪西中山公园后面的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校园宽阔，校舍完好无损，许多教职员工已离校，空房很多，进驻数千人也绰绰有余，是建立指挥机构的理想所在。陈司令员对此十分满意，一再感谢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出色工作。

在前往圣约翰大学的路上，沿途战斗痕迹依然可见，还看见几支在夜色中行进的队伍和露宿街头的部队，他们显示了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秩序井然。我看到了加强革命纪律的无比威力，看到了丹阳整肃军纪的巨大作用。

5月26日，邓政委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陈司令员和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前往火车站迎接。

由于陈邓首长和大批接管干部进驻圣约翰大学，这里成了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临时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陈邓首长下达了肃清上海残敌的命令。

我军对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负隅顽抗的敌军发起了坚决攻击。敌军纷纷缴械投降。5月27日，我军终于歼灭了上海市区最后一股敌军，迎来了上海灿烂的曙光。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为了有效地指挥接管和恢复工作，指挥部不待秩序完全恢复，就决定将指挥机构迁入市区中心区域。同时，将丹阳来的数千名接管干部立即分往各级政府机关和各个重要单位，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5月28日，华东局机关顺利迁到市中心区瑞金二路三井花园（原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现为上海瑞金宾馆）办公，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法、财经、文教等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也陆续来到，其他接管干部则按计划分往各处。这里有两幢法式楼房，设施齐全，庭院宽阔，虽然在国民党逃跑时遭到部分破坏，到处搞得一团糟，但经过大家一齐动手整理，很快面目改观，各项工作也顺利地开展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具有权威的最高指挥机关。陈司令员就是从这里走出去，到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那里接管了全部工作，就任新中国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从进驻三井花园起，陈邓首长更加繁忙，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做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邓政委总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在上海建设大厦主持的华东局会议，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对上海的恢复和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此时，陈邓首长很难在同一个时间安安稳稳地用餐了。邓政委常常忙得不回住处。陈司令员有时啃两块烧饼就当一餐饭。我们的小厨房不得不采用打游击的方式寻找“战机”，尽量让他们吃上一餐可口的热饭。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得。

来上海以后，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听邓政委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指示越来越被人所理解，越来越显示出无比正确和极端重要。试想一下，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人要吃饭，工业要原料，假如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不出乱子才是怪事。邓政委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财经委员会在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我听到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陈邓首长经常是这样做的。他们不遗余力地抓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善于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通过这些干部去带领广大群众一道前进。

不久，陈邓首长先后迁往上海湖南路262号原周佛海的公馆，我也一同前往。这是一处花园别墅，一幢小型楼房掩映在浓荫丛中，两位首长分住楼上和楼下。

或许这就是临别纪念吧。7月中旬，邓政委离开我们去南京。不久，他和刘伯承司令员为了完成解放祖国大西南地区的崇高使命，又不辞劳苦地率领第二野战军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一次到北京

从1938年走上抗日战场，到1945年打响与国民党之战的第一枪，再到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进行淮海战役，举行渡江战役，直到解放南京，解放上海，已经11年了。这11年的岁月中，邓小平栉风沐雨，历尽艰难，却从未病倒过。他虽不强壮，但却健康，为了战争，为了胜利，他也必须保持健康。抗日战争以来，邓小平一直坚持每日洗冷水浴，无论春夏秋冬，每日清晨，他都用一桶冷水，从头到脚一冲而下。就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也从未间断。

可是，到了上海，在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邓小平却病倒了。

他头痛，痛得卧床不能起身。

他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中央批准他休假一个月。

9月的一天，邓小平、卓琳带着3个孩子到北平了。

在北平，邓小平一边治病养病，一边还在向中央报告工作和研究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闲暇之间，他还带孩子去北平西郊的颐和园，在秋水潋滟的昆明湖上兴致勃勃地泛舟畅游了一番。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北平。

他第一次到北京，就参加了新中国的两大盛事。

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

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杰出代表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胜利喜悦的气氛中欢聚一堂。人人脸上挂着喜庆的笑容，个个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万般憧憬的激情。

在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后，为了祭奠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挥锹撒土，庄严肃穆地为将要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这些开国元勋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广场上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阳光照耀下冉冉上升，倾听着雄壮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那震撼人心的鸣奏，俯瞰着广场上30万欢呼沸腾的人民群众和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在他们的心中，领略的是一派胜利的豪情壮志，感受的是对未来新的国家、新的天地、新的事业的充满信心的渴望和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不是历史上帝皇王侯的换代改朝，也不是新旧军阀的轮番替取，而是人民，是中国人民翻身做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从公元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那具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翻开了完全崭新的一页！

注释

[1]此文为唐士祥的回忆。

交往

友谊重如山——与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