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逐鹿中原（1945—1949）(11)

南下的同志与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与接管南京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不同，也发生了一些不够协调的情况。邓小平根据历史上几次会师的经验教训指出：首先要在领导层中求得一致，然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耐心贯彻，通过此关键，达到整个队伍的团结。为进一步贯彻华东局关于会师工作的指示，南京市委常委于5月7日专门讨论而作出了统一步调的四项具体规定，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毛泽东看到5月23日南京市委关于会师工作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当天即电告华中局、东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在以后的工作中，南京的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之间团结加强，相互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机器，需要接管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市两级政府等单位有700多个，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警察、工勤人员等有7万多人，怎么办？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中央早有指示，一律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嘛！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侮辱。这些人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

在邓小平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南京的接管工作比较顺利，经过一个来月的时间就大体完成。

除了会师、接管，邓小平还抓了外事工作。

从5月23日到26日，4天内即发生解放军与外国人争执的事件6起，其中以误入司徒雷登住宅和电报局不给外国记者发报较为突出。

事情是这样的：5月25日清晨，我第三十五军的一位营长带着通讯员为安排部队食宿，误入西康路美国大使馆。他俩见楼下无人，便上了二楼。这时，司徒雷登正在洗脸。他见两个解放军进来，不知所措，便指着二人哇哇大叫：“你们要干什么？”这时，营教导员跟了进来，为缓和事态的发展，便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就走！”三人当即离开那里。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进入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检查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为此，毛主席致电总前委，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批评。邓小平查明情况后一面派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方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加强外交政策与外事纪律的教育，此后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关于外国使馆和外侨问题，黄华与周兴（市公安局局长）给总前委、华东局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对在南京的32个国家的238名外交官及其114名眷属的政策是：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外，统统按一般侨民处理，不承认其外交特权，并限制其活动范围。对帝国主义资产采取“压下来，挤出去”的办法，迫其退出，逐步接管。邓小平和刘伯承非常重视，立即转报中央。几天后，中央回电表示同意。

渡江战役后，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军队不断被解放军歼灭，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根据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6月2日，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邓小平随即从上海回到南京，对进军大西南做了一系列的准备。邓小平和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面分析敌情，拟定了避开正面，大迂回，大包围，断后路，各个歼灭西南敌人的作战要旨。同时，拟定了接管西南的方案。为准备支援战争、开辟和接管西南的干部，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研究了随军干部的筹调计划。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问题，邓小平提议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南去服务。邓小平的提议获得陈毅的支持。会议将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

由南京市军管会负责筹建的南京西南服务团（后称二团）于6月25日招收学员，7月28日与上海一团会合，苏南分团于8月31日也到了南京。还有二野军大、华北革大、华东革大的学员队伍，北平中央直属机关及东北局派来的干部队伍。编入西南服务团序列的共约1.7万人。这样，1949年8月、9月间，就形成了“八方风云会金陵”的局面。

邓小平按照1949年6月11日《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的决定，充分利用京、沪、杭地区文化教育较发达的人才优势，大量吸收城市中的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人达万人，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而组成干部工作团，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干部建设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期间，南京这个火炉正好升温。邓小平冒着酷暑先后为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大的干部、团员作了5场报告。应南京市市委邀请，邓小平还到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为南京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干部上党课，动员整党。另外，他在南京准备了稿子，8月初还到北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报告渡江作战和接管京、沪、杭大城市的工作。

邓小平在南京所作的这些报告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结渡江作战和接管京、沪、杭等大城市的经验。邓小平对渡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等工作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他说：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28年的历史证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他还总结了华东解放后采取三步走的做法供西南工作参考。

第二，正确估量形势与采取对策。邓小平认为对胜利一般容易看到，但应多看一些困难，找出根源和克服办法，这样才能继续前进。他分析当时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巨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市陷于孤立。所以，要下决心自力更生，加强农村工作，精兵简政，团结大多数。他指出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工作和办法”。

第三，进军西南的意义、办法和态度。邓小平说：解放和建设川、康、滇、贵4省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8000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他还说，西南有7000万人口，是全国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再加上蒋介石11年的统治和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西南最后解放，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要充分估计进军西南的艰巨性。邓小平强调要正视困难，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一是搞好内部团结，搞好会师；二是依靠西南人民；三是搞好统一战线。要团结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敌人要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以达到最后打倒敌人。以上三个法宝掌握得好，就可以减少困难，克服困难。

进军西南的正确态度应是：准备吃苦，再加上好好学习，向西南人民学，向周围同志学，向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学。

第四，学习革命理论重在实效。邓小平强调要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就要把革命理论学好，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的文章看起来很通俗，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人很难看出奥妙来。如《论人民民主专政》，那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纲领，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和中国共产党28年来的经验总结。它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力量、敌人、方法、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要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对照才能学懂弄通。他一再提示：学习理论是为了“站稳立场”“学会思想方法”“理论要在实际当中好好运用”。

第五，做合格党员和革命的好青年。邓小平把党的“七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概括为：努力学习、遵守决议、联系群众、模范作用。他分析党的状况，从总体上讲党是可以信赖的，但从个别地方和分开来说，从一个个党员来说，水准不够的、不合格的党员是存在的。怎样使不合格的党员成为合格的？邓小平说：方法就是整党、教育，党员要接受教育，开展批评，只要言行一致、忠诚与老实，就很容易成为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教育青年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他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用党的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不老实的人迟早要跌跤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他勉励青年，要一辈子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许多听过邓小平报告的老同志说：邓小平报告的精髓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武装我们的头脑，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人终生难忘。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教育、带领下的西南服务团以后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邓小平在南京时，争取一切机会和干部、战士、工人、学生、各界人士接近，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老同志对邓小平在南京的一些“小事”难以忘怀。

解放军刚进城时，先头部队来到总统府，有的战士出于阶级仇恨，竟用刺刀向挂在总统府厢房里的蒋介石绣像的头、眼、胸部各捅一刀。这幅全身绣像高3米多、宽2米多，由彩色丝线和金银线刺绣而成，据说是浙江省省主席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邓小平知道后批评说：“怎么能干这样愚蠢的事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和纪律，这是一种损坏文物的行为。”邓小平、刘伯承为此通报全军，加强政策和纪律教育。南京市军管会两次发出通知，贴出告示，要保护文物和名胜古迹。以后，在南京的部队和各级领导都倍加爱护历史文物，有的还对文物进行了初步修理，受到南京人民和一些外国通讯社的称赞。

邓小平几次出席数千人的报告会都轻车简从，一般只有两人，一人主持，一人报告。他每次作报告都要了解对象，掌握动态，研究难点，自己厘清思路，不读稿子，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在南京大学操场上讲“论老实”的那次会议中间休息时，听报告的青年一拥而上，围住邓小平要求签名留念。他都一一签名，并亲切地回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

一个星期天，在玄武湖草坪上，邓小平、卓琳带着孩子和解放军干部、战士在做“击鼓传花”的游戏。当手帕传到邓小平手中时，他敏捷地把手帕传给紧挨他的同志，鼓点正好停顿，于是一阵掌声，欢迎那位同志表演节目，大家又欢笑起来。

第二野战军离南京赴西南前夕，邓小平指示机关干部撤离所在地时要爱护公物，秋毫无犯。有个卫生检查组来到二野首长和各部处领导的住处，邓小平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小组的同志向他报告来意，他微笑地说：“那好，你们负的责任不小啊！”邓小平所住的那个楼总的来说比较干净，室内用具也完好无损，但通过检查，发现灯罩不太干净，厕所里有块玻璃有裂缝。邓小平表扬了检查组认真负责的作风，并喊来公务员擦洗灯罩、更换玻璃。他还说：这不仅是卫生、文明的检查，也是纪律的检查。纪律是军队的荣誉，没有纪律就要脱离人民群众。我们解放了城市，更要爱护和建设城市。我们要走了，就要走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这是解放军的好传统。

在南京解放初期的日子里，邓小平以其果断而又扎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总结经验，化解矛盾，开拓前进，为解放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丹阳到上海[1]

南京解放后不久，为便于指挥上海战役和加速训练接管上海的干部，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县城。

总前委驻地位于县城新北门内宝塔弄的戴家花园。这是一处有门楼的住宅，其主要建筑是一栋楼房和几间平房。布局合理，庭院里有宽阔的空地，绿树成荫，有一口水质颇好的水井，一条可通吉普车的石板路直通门前。我佩服打前站同志的好眼力，选到一处好地方。它与华东局机关离得不远，来去也方便。

当时，我是华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四科的管理员，为搞好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日常饮食，我在这庭院里办了一个小厨房。

5月3日，陈毅司令员从南京来到丹阳。他巡视了庭院里的每个角落，楼里楼外都看了个仔细，对这里的环境表示满意，指示我们立即铺开摊子工作。同时顺便告诉我们，两天后邓小平政委将来丹阳，要我们预做准备。

5月6日，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邓政委的到来。连一向沉得住气的陈司令员也显出某些不安，几次三番地看表，不住地朝门楼外的小街上张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从南京到丹阳的公路里程计算，他们的汽车早该到了，加之南京解放不过10来天，杭州刚刚解放，上海还有国民党汤恩伯集团几十万大军守着，分散在各地的散兵游勇一时不可能肃清，所以大家都有些担心。从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夜幕降临，四处已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依旧没有半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