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的“相对时空观”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先后两次在天宫任职,两次去职。在他看来,两次居官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仅十余日,即因嫌纱帽小挂冠而去;第二次则在历时半年左右后反出天庭。然而花果山众猴对他居官时间的感受则大有不同:
“一群猴都来叩头,迎接进洞天深处,请猴王高登宝位,一壁厢办酒接风,都道:‘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数年,想必得意荣归也?’猴王道:‘我才半月有余,那里有十数年?’众猴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觉时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
“四健将打扫安歇叩头礼拜毕。俱道:‘大圣在天这百十年,实受何职?’大圣笑道:‘我记得才半年光景,怎么就说百十年话?’健将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
原来,这种对居官时间的不同感受源自对“天上一日,下界一年”的时间不同步的界定,即时间在地球上流逝得快得多。这种界定已经非常接近于“狭义相对论”中对时间的论断:一直处于惯性状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钟,时间走得最快。而地球,确实可以近似看作一个惯性系。
“狭义相对论”中有一个用来解释时间不同步的经典例子——“双生子佯谬”。这个例子指出:一对双生子,如果甲坐飞船到宇宙中去旅行,而乙一直留在地球上,那么当甲旅行回来后,会发现自己比乙年轻,因为二者所经历的时间不同。乙一直生活在地球上,并保持惯性状态,而甲去旅行,先要经历加速过程,返回时又要经历减速过程,因此并非一直处于惯性状态,所以甲的钟要比乙的钟走得慢。“双生子佯谬”和“天上一日,下界一年”的论述非常切合,调侃一点的话,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吴承恩错失了“双生子佯谬”。
对于孙悟空来说,这种时间的不同步是如何造成的呢?一种解释可能是这样:孙悟空往返于天宫,在途中必然经历加速和减速过程。另一种解释则是天宫与地球不同,它可能属于非惯性系,并非一直处于惯性状态。
早在《西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古代典籍中就已有关于“时间不同步”的记载,如东晋天文学家虞喜所著的《志林》、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南朝时梁代文学家任昉所著的《述异记》、唐代魏征等所著的《隋书·经籍志》、南宋时祝穆所著的《方舆胜览》等。以上种种记载中的人物主角均为晋代的王质。例如在《述异记》中这样写道: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
唐代诗人孟郊根据这个故事写过《烂柯山石桥》一诗:“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唯余石桥在,犹自凌丹红。”石室山位于浙江衢州市东南方,它因此被改名为烂柯山,现已为游览胜地。
但与《西游记》中不同的是,王质并未如孙悟空那样离开地球这个惯性系,他只是在山中遇仙,因此,在记述者心里,这种时间流逝差异更多的被归因于神道的力量。相比较而言,吴承恩已经有了在不同的空间中,时间流逝会有所不同的观念,这和对于王质的记载有了质的差异。
因为有了这种时间不同步的界定,在阅读《西游记》时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有趣的联想,试举两例:
第一,猴类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左右,孙悟空第二次在天宫居官半年多,那么他重返花果山时会不会有“物是猴非”的感觉?关于这个问题,吴承恩在“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中已经作了很好的铺垫,可以完美地自圆其说:
“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掭浓墨。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捽下簿子道:‘了账!了账!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阴司无名故也。”
第二,唐僧师徒取经备尝艰险,但是为取经事业付出更多的则是天上的神仙,他们一直在超负荷运转。孙悟空在加盟取经团队,成为体制内成员以后,似乎武功全废,战个黄鼠狼精、玉兔精什么的都需要神仙施以援手。取经团队共历时十四寒暑,路逢八十一难,平均下来,每年遭遇不到五次灾厄,其余时间应该还算安然。但是在天上的神仙看来,取经团队简直是状况连连,他们平均每天要出动四五次和妖精打架,当然是超负荷运转。好在他们忙碌的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两个星期而已。
吴承恩生于1500年,殁于1582年。《西游记》的最早版本一般认为出现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这个时间段里,在欧洲,科学已经开始萌芽,一些偏重于宇宙和天体方面的重大科学理论被提出。例如,在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在16世纪中期,布鲁诺的《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问世;在17世纪初,伽利略制造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由此而奠定了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基础……
处于同时代的吴承恩也关注到了宇宙和天空,他描摹的神话甚至在外观上已经有了“狭义相对论”的影子,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这种“错失”当然可以简单归因于受当时世界科学发展水平所限,以及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仍然处于懵懂状态。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古代读书人一直缺乏格物的传统,以及受明朝自建国以来所推行的科学愚民政策的影响,使得他的思维被禁锢在了神话范畴。因此这种“错失”无从避免,对于此我们只能说是可叹,远远没有资格惋惜。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