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的“相对时空观”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先后两次在天宫任职，两次去职。在他看来，两次居官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仅十余日，即因嫌纱帽小挂冠而去；第二次则在历时半年左右后反出天庭。然而花果山众猴对他居官时间的感受则大有不同：

“一群猴都来叩头，迎接进洞天深处，请猴王高登宝位，一壁厢办酒接风，都道：‘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数年，想必得意荣归也？’猴王道：‘我才半月有余，那里有十数年？’众猴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觉时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

“四健将打扫安歇叩头礼拜毕。俱道：‘大圣在天这百十年，实受何职？’大圣笑道：‘我记得才半年光景，怎么就说百十年话？’健将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

原来，这种对居官时间的不同感受源自对“天上一日，下界一年”的时间不同步的界定，即时间在地球上流逝得快得多。这种界定已经非常接近于“狭义相对论”中对时间的论断：一直处于惯性状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钟，时间走得最快。而地球，确实可以近似看作一个惯性系。

“狭义相对论”中有一个用来解释时间不同步的经典例子——“双生子佯谬”。这个例子指出：一对双生子，如果甲坐飞船到宇宙中去旅行，而乙一直留在地球上，那么当甲旅行回来后，会发现自己比乙年轻，因为二者所经历的时间不同。乙一直生活在地球上，并保持惯性状态，而甲去旅行，先要经历加速过程，返回时又要经历减速过程，因此并非一直处于惯性状态，所以甲的钟要比乙的钟走得慢。“双生子佯谬”和“天上一日，下界一年”的论述非常切合，调侃一点的话，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吴承恩错失了“双生子佯谬”。

对于孙悟空来说，这种时间的不同步是如何造成的呢？一种解释可能是这样：孙悟空往返于天宫，在途中必然经历加速和减速过程。另一种解释则是天宫与地球不同，它可能属于非惯性系，并非一直处于惯性状态。

早在《西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古代典籍中就已有关于“时间不同步”的记载，如东晋天文学家虞喜所著的《志林》、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南朝时梁代文学家任昉所著的《述异记》、唐代魏征等所著的《隋书·经籍志》、南宋时祝穆所著的《方舆胜览》等。以上种种记载中的人物主角均为晋代的王质。例如在《述异记》中这样写道：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

唐代诗人孟郊根据这个故事写过《烂柯山石桥》一诗：“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唯余石桥在，犹自凌丹红。”石室山位于浙江衢州市东南方，它因此被改名为烂柯山，现已为游览胜地。

但与《西游记》中不同的是，王质并未如孙悟空那样离开地球这个惯性系，他只是在山中遇仙，因此，在记述者心里，这种时间流逝差异更多的被归因于神道的力量。相比较而言，吴承恩已经有了在不同的空间中，时间流逝会有所不同的观念，这和对于王质的记载有了质的差异。

因为有了这种时间不同步的界定，在阅读《西游记》时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有趣的联想，试举两例：

第一，猴类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左右，孙悟空第二次在天宫居官半年多，那么他重返花果山时会不会有“物是猴非”的感觉？关于这个问题，吴承恩在“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中已经作了很好的铺垫，可以完美地自圆其说：

“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掭浓墨。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捽下簿子道：‘了账！了账！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阴司无名故也。”

第二，唐僧师徒取经备尝艰险，但是为取经事业付出更多的则是天上的神仙，他们一直在超负荷运转。孙悟空在加盟取经团队，成为体制内成员以后，似乎武功全废，战个黄鼠狼精、玉兔精什么的都需要神仙施以援手。取经团队共历时十四寒暑，路逢八十一难，平均下来，每年遭遇不到五次灾厄，其余时间应该还算安然。但是在天上的神仙看来，取经团队简直是状况连连，他们平均每天要出动四五次和妖精打架，当然是超负荷运转。好在他们忙碌的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两个星期而已。

吴承恩生于1500年，殁于1582年。《西游记》的最早版本一般认为出现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这个时间段里，在欧洲，科学已经开始萌芽，一些偏重于宇宙和天体方面的重大科学理论被提出。例如，在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在16世纪中期，布鲁诺的《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问世；在17世纪初，伽利略制造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由此而奠定了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基础……

处于同时代的吴承恩也关注到了宇宙和天空，他描摹的神话甚至在外观上已经有了“狭义相对论”的影子，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这种“错失”当然可以简单归因于受当时世界科学发展水平所限，以及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仍然处于懵懂状态。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古代读书人一直缺乏格物的传统，以及受明朝自建国以来所推行的科学愚民政策的影响，使得他的思维被禁锢在了神话范畴。因此这种“错失”无从避免，对于此我们只能说是可叹，远远没有资格惋惜。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