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两境地

东亚两雄相争，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博弈。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几乎同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战略选择。

中国当局的实权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一个兼有革新与保守双重色彩的历史人物，他主张“自强”、“新政”，推行“洋务运动”，发展民族制造业、造船业和交通运输业，亲手创建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把目光开始投向那片蓝色的海洋。但他的双脚依然牢牢地站在黄土地上，死抱没落的封建制度，千方百计将一个新生的近代海军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

清朝花大气力培养了不少杰出的海军人才，但李鸿章把他们困死在封建制度的“界河”内，充当不过河的小卒子。他选调一个不知海洋、不懂海军的淮系亲信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提督来统帅舰队，而处心积虑贬抑非淮系的两个总兵林泰曾和刘步蟾，始终将他们限制在舰长岗位上。才艺超众的邓世昌，一直当了20多年的舰长。北洋水师一大批杰出人才无人进入决策层，清朝政府用人制度的弊端是导致“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889年严复出任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翌年，当上了总办（校长）。尽管天津水师学堂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但严复的改革、维新能量始终未能释放。即使当上了校长，也被告知：“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他感到十分失意和无奈。看到同学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和邓世昌等同样未被当局重用，最后牺牲在战场，严复深感悲痛。这位“东方才子”悄然离开了海军，决心“致力于译著而警世”。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效法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国奉行“闭关锁国”，日本比中国闭得更紧、锁得更牢。然而，岛国人民张望四周大海，心存忧患意识，一直睁眼看着世界。鸦片战争中，西方打败中国的事实，教训了日本人，不少日本人受到“英夷寇清国”的强烈刺激，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为我国之戒”，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

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伊藤博文回到日本，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伊藤博文带回的西方思想符合国家改革需要，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与推崇。伊藤博文利用天皇的信任和赋予的权力，领导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运动，成了日本维新派的“领头羊”。自1885年就任第一任内阁首相起，他历任4届首相，主持日本内阁12年。就是这个伊藤博文，为实现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梦想，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

伊藤博文亲自发动了黄海海战，向日本联合舰队下达了“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命令，以小小四岛之国打败了泱泱“天朝上国”。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正式宣告甲午战争以中华帝国的惨败而告终。

李鸿章（左）与伊藤博文（右）

严复才智出众，素娴韬略，但只是被封建王朝限制在“界河”内的“小卒”，浅水难掀荡涤污泥的狂涛巨澜。他只能伏案译著、笔墨耕耘，以心潮犁翻陈土，推动中华航船驶向前方，走向世界。而伊藤博文是棋局上的“车”，可以纵横驰骋，主导局势，终于取得了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