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背后的科学

——访谈丹尼尔·吉尔伯特

加德纳·莫尔斯（Gardiner Morse）| 采访

陈晨 | 译 王晨 | 校 李源 | 编辑

HBR：在过去20年间，幸福学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热门。原因何在？

吉尔伯特：一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什么是人类幸福的本质”这个古老的问题已经能用最新寻找答案的方法——科学去探寻答案了。但在几十年前，幸福这个问题仍主要属于哲学家和诗人的领地。

心理学家一直都对情绪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过去的20年间，情绪的研究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其中最受心理学家关注的情绪之一就是幸福感。最近，经济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也积极加入。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有独特但互相交叉的兴趣点：心理学家希望研究人们的感觉，经济学家希望研究人们的价值观，神经科学家希望研究人脑的奖赏回应机制。三个独立学科同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幸福学因此登入了科学研究的宝殿。幸福学的研究论文刊登于顶级杂志《科学》，研究幸福学的人戴上了诺贝尔奖的冠冕，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匆匆寻找衡量和提高国民幸福的方法。

 

HBR：幸福这种很主观的东西是可以用量化标准衡量的吗？

吉尔伯特：衡量主观体验远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它就像眼科医师为你选择一副合适的眼镜。医师会在你眼前放上一块镜片，让你告诉她你的体验，然后换上另一块镜片，再换上下一片。她将你的报告作为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然后设计出一副能让你视力达到最清晰的眼镜——这一切都基于你对自己的主观体验的报告。人们的即时报告与他们的生活体验非常接近，通过这些描述，我们能够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人们也许无法说出他们昨天的心情怎样，或明天将变得多幸福，但他们一定能在我们提问的瞬间，告诉我们他们当下的感觉。“你现在好吗？”大概是全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问题，而且没人会被这个问题难倒。

衡量幸福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问别人“你现在感觉有多幸福”，然后让他们按照一个级别给自己的心情打分。我们可以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测量人们的脑部血流，或用肌电图衡量人们脸部“微笑肌肉”的活动。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测量方法都具有高度相关性，只有联邦政府才宁愿用复杂昂贵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廉价的方法。

 

HBR：但级别本身不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吗？你的五分可能是我的六分。

吉尔伯特：这么说吧：假设一家药店出售了一批便宜、刻度不精准的体温计。在使用这种体温计后，正常体温者可能测出的不是摄氏37度的正常值，两个体温相同的人可能测出的是不同的读数。这种误差会导致人们寻求不必要的医治或耽误治疗。所以，有时候不合格的体温计是个问题。但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如果我带了100个人进入实验室，让其中一半感染流感病毒。一周后，我用这批不合格的体温计给所有人测体温，感染流感病毒人群的平均体温几乎肯定会高于另一组人群的平均体温。可能一些体温计读出的体温偏低，一些偏高，但只要我测量足够多的人，这些误差就会互相抵消。即使仪器刻度不够精准，但如果测量群组足够大，我们也可以做出比较。

心情的级别就像一个刻度不准的体温计，这种误差在测量某些维度时会构成障碍（例如，你想准确测量出约翰在2010年7月3日早晨10点42分的幸福程度），但对大部分心理研究者的测量而言，它已经足够准确。

 

HBR：这些幸福学研究者都发现了什么？

吉尔伯特：大部分研究都证实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例如，感情甚笃的恋人往往比那些没有恋人的人更幸福；健康的人比身患疾病的人更幸福；参加教会的人比不参加教会的人更幸福；富有的人比贫穷的人更幸福等等。

话虽这么说，但研究也有新的发现。例如，虽然这些因素能让人变得更幸福，但它们所起的作用之轻让人意外。没错，一套新房或一个新配偶确实能让你更幸福，但这种新增的幸福感并不多，也持续不了多久。其实，人们并不清楚哪些事物能让他们更幸福，以及这种幸福可以持续多长时间。他们既高估了积极经历对提振心情带来的影响，也高估了消极经历对压抑心情带来的影响。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实验室研究都表明，是否赢得大选、找到伴侣、获得晋升和通过考试对幸福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最近的研究发现，很少有经历能对我们产生超过3个月的影响。当好事来临时，我们会庆祝一阵，然后冷静下来。当坏事来临时，我们会哀嚎一阵，然后振作起来并接受现实。

 

在幸福学的研究中，最可靠的一项发现是我们不需要一走霉运，就求助于心理医生。我们拥有很强的能力发现事物更好的一面。大部分人的调整能力都比他们想象的要强。

 

HBR：为什么生活中发生的事只能对幸福感产生转瞬即逝的影响？

吉尔伯特：原因之一是人们很擅长制造幸福，也就是寻找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因此，创伤或伤心事引起的悲剧效果通常比人们想象的要弱。这样的例子在报纸上随处可见。还记得因财务丑闻而引咎辞职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Jim Wright）吗？几年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自己“无论在健康、经济状况、情感、心理健康或其他任何方面，都感觉比以前更好”。还有在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蹲了37年冤狱的莫里斯·比卡姆（Moreese Bickham），被释后说：“我没有一分钟感到过遗憾。这是我的一段辉煌体验。”这些人仿佛就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再说披头士乐队原先的鼓手皮特·贝斯特（Pete Best），他在1962年披头士乐队即将走红前，被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取代。现在他成为一名与不同乐队合作的自由鼓手。听听这位错失20世纪最红乐队的鼓手怎么说：“比起参加披头士，我现在感觉更幸福。”

在幸福学的研究中，最可靠的一项发现是我们不需要一走霉运，就求助于心理医生。我们拥有很强的能力发现事物更好的一面。大部分人的调整能力都比他们想象的要强。

 

HBR：他们是不是在自我催眠？真正的幸福难道不比人为的更好？

吉尔伯特：让我们用词谨慎一些。尼龙是一种真材料，只不过不是天然材料。人为的幸福具有完全的真实性，只不过是人为制造的幸福。当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体验的是自然的幸福，当我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体验的是人为制造的幸福。虽源出不同，但两者在感受上并不一定有差别。不存在一方一定比另一方更好。

当然，大部分人都不这么想。很多人认为人为的幸福没有自然的幸福“好”，制造幸福感的人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这不是真正的幸福。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如果你双目失明或丢失了一大笔钱财，你能够因此从另一种视角体验新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事物，其中肯定有比你原来生活更美好的内容。你不是在欺骗自己，也没有陷入幻觉。你只是发现了自己以前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物，这些事物只有在新生活中才会出现。你寻找并发现了使你新生活更幸福的事物，它们确实让你变得更幸福。作为科学家，最令我感到诧异的是，我们常常忽视自己身上的这种乐观精神。我们从不会说，“如果我丢了钱，或爱人离开了我，也能想法子和现在一样快乐”。我们从不这么说，但事实就是如此。

 

HBR：幸福一定是好事吗？你看那些郁郁寡欢的天才——贝多芬、梵高和海明威，一定程度的忧郁不是激发了他们的卓越表现吗？

吉尔伯特：没有的事！任何人都能想到一两个可怜兮兮但创造力很强的历史人物，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幸就是创造力的源泉。肯定有人每天抽两包香烟也活到了90岁，但这不代表香烟有益健康。通过偶发事件和通过科学进行证明的区别在于，后者在挑选信息时没有偏好。你必须研究所有的信息，或至少挑选足够多的样本，然后分别在擅长创造和不擅长创造的人群中，考察到底是幸福的人居多，还是不幸的人居多。如果不幸是创造力的源泉，你应该在不幸的人中发现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总体来说，幸福的人将更富创意、更高产。当然有人因为命运多舛而迸发出创造力，但这是例外，不能代表常态。

 

HBR： 很多管理者说，心满意足的人无法成为效率最高的员工。所以你需要让员工产生少许不适，比如稍微担心一下他们饭碗的问题。

吉尔伯特：一个通过数据而不是单凭直觉说话的管理者是不会这么说的。我没看过任何数据能显示，焦虑、惶恐的员工将更富创意或更有效率。别搞错了，心满意足不是坐在那儿，望着墙壁发呆。这是人们百无聊赖的状态，而无聊是任何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们知道，当人们受到难度合适的挑战时，他们将感觉最幸福，也就是说，挑战具有难度，但不会难到离谱。挑战不同于威胁。当人们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充满斗志，当人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丧失斗志。你当然可以通过施加威胁得到想要的结果。比如，你对员工说，“如果你不能在周五前把东西做出来，就卷铺盖走人”，对方很可能确实会在周五前把任务做完。但从此你也多了一位这样的员工——时时和你过不去，对组织毫无忠诚感，绝不在职责以外多干半点活。但如果你这么说，效果大概会更好：“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法在周五前干完这活。但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做到，而且这对整个团队至关重要。”心理学家对奖赏和惩罚已经做了一个世纪的研究，结论非常明了：奖赏的效果要比惩罚好得多。

 

HBR：所以挑战会让人幸福。幸福的来源还有哪些？

吉尔伯特：如果我必须将所有有关幸福学的科学文献总结为一个词，那就是“社交”（Social）。我们是地球上社会性最强的物种，即使蚂蚁都相形见绌。如果我要预测你的幸福感，而且我只能知道你的一个侧面，我不想知道你的性别、信仰、健康或收入。我想知道你的社交网络——你的朋友和家人，还有你和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最能影响我们的是生活里的一两件大事，但幸福似乎是上百件小事叠加的总和。一个每天经历十几个小开心的人，很可能比只遇到一件大喜事的人更幸福。

 

HBR：除了拥有丰富的社交网络，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很幸福？

吉尔伯特：我很喜欢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 Diener）的一项研究。他发现，快乐体验出现的频率要比快乐体验的强度能更好地测量你的幸福感。当我们思考幸福的缘由时，更容易想到的是让我们产生强烈体验的事件，例如和一名电影明星约会、赢得普利策奖、买下一艘游艇等。但迪纳和同事的研究表明，体验有多么美好，不如拥有多少美好的体验。一个每天经历十几个小开心的人，很可能比只遇到一件大喜事的人更幸福。所以，穿一双舒适的鞋，给妻子一个大大的吻，犒劳自己一袋薯条吧。这些事听上去很小，也的确是小事，但作用却很大。

我觉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很难预测自己的情绪状态。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最能影响我们的是生活里的一两件大事，但幸福似乎是上百件小事叠加的总和。获得幸福的方法和减肥一样。减肥的人总想找到一种灵丹妙药，服下就立竿见影。但这种药方并不存在。我们都知道人们是怎样减肥的——他们吃得更少，运动得更多。他们不需要拼命节食或拼命运动，重要的是持之以恒，慢慢累计就能出成效。幸福也是这样。让你增加幸福感的都是一些很小、很常见，并不费时费力的事，但你需要每天坚持，然后耐心等待结果。

 

HBR：能增加我们幸福感的小事都有哪些？

吉尔伯特：和“少吃多动”一样常见。重要的是你能坚持简单的行为，如冥想、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同时多帮助别人。你可以做的最自私的事就是帮助他人。去收容所做义工。不管你能不能帮上无家可归的人，你肯定能帮上自己。发展你的社交网络。每周两次，写下让你感恩的事，然后把原因告诉对方。我知道这些听上去像是你祖母的叨唠，但我只能说，你的祖母是位高人。幸福的秘密和减肥的秘密一样，那就是：没有秘密！

 

HBR：如果没有秘密可言，那还有什么可以研究呢？

吉尔伯特：总有问题在不断出现。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一直在寻找：“谁最幸福？富人？穷人？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将人们分成小组，做一两次调查问卷，然后想办法确定哪组人群平均来看更幸福。我们当时使用的工具非常笨拙。但现在，上百万的大众都会随身携带相当于小型电脑的智能手机，这使我们能从数量庞大的人群中收集实时信息，追踪他们当下的行为和感觉。这在以前完全无法想象。

我的研究搭档马特·基林斯沃思（Matt Killingsworth）发明了一种称为“追踪你的幸福”（Tracking Your Happiness）的体验抽样程序。他通过iPhone追踪15000个人，每日数次询问他们的活动和情绪状态。他们是在家？在乘公车？在看电视？在做祷告？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感觉？他们正在思考什么？这个技术让马特得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诠释幸福，胜过我们十几年苦苦探索的方式。他的问题不是“谁最幸福”，而是“什么时候最幸福”。当然，他不是直接问你“什么时候最幸福”，因为坦率地说，没人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方法是追踪人们每天、每月、每年在做的事以及当下的幸福度。我想，这种技术将对我们理解人们的日常情绪和人类的整体幸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HBR：幸福学有哪些前沿研究方向？

吉尔伯特：我们需要更准确地定义幸福学的测量对象。很多科学家说他们在研究幸福，但你看测量对象，会发现他们研究的其实是抑郁程度或生活满意度。这些因素肯定和幸福有关，但并不等同于幸福。研究显示，有孩子的人通常比没孩子的人有更多的日常烦恼，但他们也可能获得后者不能体验的充实感。你不能因此说谁比谁更幸福，因为每种人都在某方面更幸福，某方面更不幸。我们不应把所有和快乐沾边的东西都定义成幸福。

 

HBR：这些研究能让我们变得更幸福吗？

吉尔伯特：我们一直并将不断寻找让幸福最大化的方法。所以，没错，幸福学的研究确实帮我们提升了幸福感，并将不断让我们更幸福。但主要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我们到底想要哪种幸福？我们是想每一刻的幸福尽可能多，还是幸福的总量能尽可能多？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们是希望在生活中完全摆脱痛苦和心碎的体验，还是说这些体验本身有亦有价值？很快，科学就能告诉我们如何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但科学并不能回答什么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这得由我们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