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断更新的科技与不断老去的人，我们如何看待“老”？

老年，是每个人所必经的生命阶段，也构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显性群体。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41亿，占总体人口的17.3%；预计2050年，这一群体占比将增至总体的三分之一。人口结构急遽变“老”，科技产品却持续更“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把全社会带入一个新的数字时代。

对于这种“新”与“老”的反差，美国学者普林斯基（Prensky,2001）和弗莱尔（Fryer,2006）曾做此分类：青年人是引领浪潮的“数字原住民”，中年人是亦步亦趋的“数字移民”，而老年人则是被拒之门外的“数字难民”；过去，年轻一代对于老年人使用新科技的认知，往往停留于调侃老年人偏爱的特殊媒体内容（如“中老年表情包”、“养生文”），或是担忧其受到谣言、网络诈骗的侵害，夹杂了不少标签化和和刻板印象。

但这样一组数据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显示，2012年以前，老年人的上网率从未突破5%，以至于《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50岁以上人群的互联网使用率变化幅度很小”, “目前我国居民中具备上网条件和技能的人已经基本转化为网民，接下来网民规模增长的难度加大”；然而在此之后，老年人的上网率迅速攀升，从2012年的5.2%增至2017年的16.6%。老年人的数字化进程已跨越了起飞点，未来可期有更大的增长。

其实，随着中老年群体的壮大，社会对“老”的认知与认同也正在改变：新一代的老年人们，在“具体化”地实践着新的老龄生活；中年一代，开始把老龄化“内化”为自己的事；这种“内化”与“具体化”，也潜移默化地矫正着更广大群体对“老”的刻板印象。因此，我们或许不必过于悲观或乐观，而应重新去理解“老”，理解老年人在新科技时代的生活。

我们真的理解老年人与科技吗？

老年人一直是主流话语中较缺位的那一方。我们认为，以下几种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年人：

第一是“同理心”。虽然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老年人正在积极地融入数字世界，但是依然需要承认，老年人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尤其生理衰老的限制，的确是先天不足、后天乏力。一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学自会的产品，老年人可能学很多遍依然出错；一些在年轻人看来很低质量的内容，老年人却往往乐此不疲。将老年人的新科技使用置于其社会处境、生命周期中去看待，更有益于中立地对待和深入地理解。

第二是“多样性”。当我们提到老年人的时候，总是倾向于把他们想象为同质化的群体，将少数极端案例套用到老年人总体。然而，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访问过年逾九旬仍然熟谙各种科技产品的老年人，也访问过家中没有任何电器的老年人。中国目前的老年人口，从年龄到地域、从教育程度到人生经历、从家庭结构到社交网络，各方面的跨度都极大。这种多样性也提示我们，要深入了解个人、家庭、社会等各类因素对老年人科技使用的影响。

第三，科技应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一直以来，新科技由年轻人创造，也主要服务于年轻人。除少数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产品外，主流科技产品的视野中，老年一直是缺位的那一方。这种单一服务年轻人的目标，不仅对其他群体不够友好，且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是对科技产品发展的自我局限。因而，科技行业应融入更多老年人的诉求，产品设计之初，对人群更具包容性，亦是一种前瞻性的体现。

我们应该帮助老年人拥抱科技吗？

纵然老年人也在发展，但总的来说，他们受到生理、心理条件所限，或多或少会表现出对新科技的不擅长或缺乏兴趣。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武断”地把他们拉入数字时代？

最基本的态度依然是“尊重”。中立看来，无论老年人还是其他群体，都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最适的方式生活。是否接触新科技、以及如何使用各种数字产品，没有高下之分。

但同时，我们应当更“负责”。移动互联网到来后产生的新科技产品，已经将全社会推向新的运作方式，动摇了传统人们的生活形态，从通信、娱乐，乃至交易、出行等等。当新科技只是增加一种选择时，我们尚能自由取舍；但当新科技替代了传统工具，对于不具备新技能的人而言，则是一种权利的剥夺。这是科技引发的效应，也是该负责的原因。

微信，老年人与新科技的一个交点

在探讨老年人的新科技使用中，我们聚焦到微信这一产品上。

一方面，因为微信是许多老年人“触网”的起点，反映了他们数字生活的主要面貌。微信是移动时代的“入门级应用”。微信上的社交、信息等功能十分实用，且操作较为简单。对于数字技能较弱势的老年人，微信成为了他们接触网络的入口。同时，微信逐渐成为一个“全民应用”,2018年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这种效应亦带动着后进的老年人加入。微信数据侧面印证了这一点：2016年9月，微信上55岁以上的老年活跃用户数量为768万，到2017年9月已达到5000万。

另一方面，微信反映了当下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变迁，而社交与家庭又是老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流动小、交往窄的熟人社会里，人际交往通常在面对面时发生；随着全球化与商业化到来，我们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微信这类跨时空通信工具，则成为了主要的沟通方式。此外，如今的社会中，家庭规模缩小、家庭户数增加，传统的三代家庭、联合家庭分裂出了更多的核心家庭，在这之中，老年人与子孙辈的交往，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通信工具这一桥梁。微信适应并进一步改变了现代的社会交往和家庭交往，因而透过观察老年人的微信使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回归家庭，反哺作为解决方案的一种

在理解老年人的生活时，社会、社区、家庭、老年人自身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但家庭是一个格外重要的场景。由于老年人总体上的社会交往、工作活动逐渐减少，他们的核心关系更聚焦到家人、核心生活回归到家庭之中。对老年人的洞察，应不止停留于单个老年人层面，而是回归到家庭背景中，通过考察老年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线上、线下互动，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的数字生活的面貌。

家庭在影响老年人的科技使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家庭之中，有一种独特的“反哺”行为在发生：父母（爷爷奶奶）时常会向儿女（孙子孙女）请教微信使用方法，儿女也会主动教父母使用某些功能。这种源于“文化反哺”范畴的“数字反哺”、“微信反哺”行为，或许可能成为改善老年人数字生活状况的一种微妙的“解决方案”。中国社会普遍重视家庭，家人间的亲密关系或能成为微信反哺的原生动力；相较于其他形式，家庭内自发反哺的成本亦较低。

有研究表明，这种“反哺”能同时提高亲子两代的使用素养；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家庭关系越融洽; “反哺”也可能引发家庭权威关系的转变。藉由“反哺”这一路径，我们既看到了改善老年人微信使用的可能，也满足了老年人的核心需求——亲情与家庭互动。

一项实证研究：老年人微信生活与家庭代际微信反哺

抱持着上述的态度与构想，深圳大学周裕琼教授团队与腾讯研究院开展了一项针对老年人与新科技的研究，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描摹老年人的微信使用现状，一方面通过行动研究，在家庭场景中探索改善老年人微信使用的行动方案。研究由双方共同发起，周教授是本研究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进行了实地研究和深入的资料分析；腾讯研究院S-Tech团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本研究报告，期望能够对此问题提供解答和启示。

本报告的上、下篇将分别呈现问卷调查与行动研究的成果。与先前大多调查不同，此次问卷调查的单位是家庭，样本按年龄可分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又分别在家庭中扮演着祖辈、父辈和子辈的角色。这使得我们在考察老年人微信使用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分析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尤其是微信反哺这一行为。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956个家庭共3051个样本，这一部分将在上篇中呈现。

由于家庭代际微信反哺是改善老年人微信使用的一种途径，我们借助行动研究方法，想要探索促成这类反哺的行动方案。研究者设计了面向家庭多代的“微信反哺工作坊”，包含一系列课程与练习、奖励与约束机制等；而后招募到4个三代同堂的志愿者家庭，加入为期2个月工作坊，在实践中观察反哺发生的全过程。经过后期分析，对于微信反哺的适用性、难点和解决办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部分将在下篇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