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红卫山上红旗飘(1)

蜿蜒上山路

红卫山上红旗飘

阶级敌人在磨刀

……

在川渝地区的任何一个公安局，一说这句“黑话”，你就能找到原四川省人民警察学校的同学，而且多半还是些说话算数的“头儿”。四川警校在泸州市的红卫山上，因而红卫山就成了四川警校的代名词。

红卫山是川渝地区警察的“黄埔”，一张警界通吃的名片。

泸州出产泸州老窖，泸州素有“酒城”之称；沱江、长江在此交汇，泸州人更愿意称自己的城市为“江城”。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警察城”。这叫法来源于在这个当时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小城里有西南地区屈指可数的两个警察学校：花园路的四川省公安学校和红卫山上的四川省人民警察学校。花园路培训在职民警，红卫山培养中专生，预备警察。一到周末，大街小巷大盖帽、红领章来来往往漂漂浮浮人头攒动，整一个警察嘉年华。外地城市实在很难见到这番景象，警察城实至名归。

红卫山在市郊西北九公里外，是泸州市的制高点，当地土著却管这山叫长庚宫。因为旧时山上有大片道观，道观形制与宫殿相仿而得名。长庚宫当时位列川南三大道观之首，香火旺盛时有山门数道，碧瓦飞甍，高阁矗天，气派很是不凡。长庚宫所以破败下去，根源在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上。

泸州市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这山就是红卫山，古称珠屏山。冷兵器时代，湍急的长江、沱江是城市的天然屏障，珠屏山反倒成了防守的软肋。从蜀汉开始，统治者就开始在山上修筑城墙堡垒，到明崇祯年间逐渐形成一道北临沱江，南抵长江的长城。长城宛如一条穿透两江的巨龙，珠屏山是这道长城的隘口，取其形叫作龙透关。龙透关是陆上进入泸州城的唯一通道，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21年，刘伯承领导泸州起义，率军在龙透关与刘湘的川军血战数昼夜，长庚宫受到重创；1932年“省门大战”，刘湘和刘文辉在龙透关展开攻防战，长庚宫被数颗炮弹击中，几座大殿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残破不堪的长庚宫被辟为四川省第三监狱，随后改做了公安学校。“文革”期间，泸州是四川武斗的重灾区，“红联站”、“红旗派”两大武斗派别动用除坦克、大炮以外的所有常规武器在龙透关一带血战数天，死伤无数。长庚宫至此荡然无存，地名也让红卫山这个打着红色烙印的称呼彻底取代了。

1980年8月的一天傍晚，十六岁的我带着一个乡下少年少小离家的凄惶和一大群怀揣不同梦想的伙伴挤在一辆挂军牌的军绿色敞篷卡车上，沿着坑坑洼洼的泥泞小道一路颠簸爬上红卫山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裹挟在毛毛细雨中湿漉漉的一幢幢粉墙碧瓦小平房，稀稀拉拉的桉树、毛竹，赘疣般废弃在山上的碉堡、岗楼和间或拉扯在其间的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别说龙透关、长庚宫没听说过，红卫山三个字也还是十分钟前才第一次听到。四川省人民警察学校这时候还没成立，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写着四川省公安学校中专班，报名地址是泸州市花园路。警校学生管上警校叫“上山”，这个山自然就是红卫山了。

我就这样懵懵懂懂莽莽撞撞上了山。

我是被一个人一把枪和一部电影带上红卫山，最终走上从警之路的。我家在川东铁峰山脉凤凰山下，早年叫作前卫公社红光大队。父母亲是村里为数不多识文断字的人，又都是5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还在童年，父亲已经是大队支书兼会计，母亲是大队妇女主任；大队代销点设在我家偏房，售货员由我妈兼着；高音喇叭架在院坝边的老核桃树上，来自北京的声音、公社大队的通知号召从这里发出。可以说，我的家就是村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实，童年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快乐，反倒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没别的，下乡干部和上门办事的社员实在太多，让人心烦。大人说了，来者是客，是客就得招待吃饭，客人吃饱喝好是大事，我和兄弟姐妹的七张小肚皮反倒成了小事。所以记忆中常常是刚端起饭碗，客人一来就都得乖乖放下。如此牛吃马嚼，家里仅有的一点好吃的东西都让客人给吃光了。从母鸡屁股里刚落下的热乎乎的鸡蛋，到墙上挂的腊肉香肠，再到刚发芽的香椿果树上的果。那时候，我们眼里的客人就是跟我们抢饭吃的嘴，自然是能少来便少来，最好是不来。

唯一的例外，那就是偶尔来一次的公安特派员，他的到来，反而让我有了客好留不住的感觉。因为特派员一来，我就能看到那神物一样的东西——手枪了。

不知为什么，但凡是小男孩儿少有不喜欢枪的。少儿时代，当兵打仗几乎是每个小男孩儿绝对的美梦，一切与枪挂得上号的“武器”也都是每个小男孩儿的心爱之物。山里孩子穷，武器全是些就地取材的手工制品，粗陋到不行。小伙伴们还都不嫌弃，三五几个纠集一起，腰间系了麻绳，头上顶了葛藤、树叶编织的伪装帽，手里举着五花八门的“枪”四下冲啊杀的。没人笑话，反正都是“腰杆别个死耗子——冒充打猎人”。小时候就有个姓赵的重庆知青帮我拿块木板用锯子锯刨子刨铁丝烧红了钻孔，搞出一把像模像样的驳壳枪来，再用锅烟墨染黑桐油刷亮，学游击队长一样别在腰间，挽袖叉腰不可一世；也做一些可以打实弹的武器，最简单实用的就是弹弓，一个小树杈两根橡皮就能搞定。拿着它成天操练不息，到后来还真能指哪打哪弹无虚发，打下无数雀鸟野果。当这些都玩腻了就“想入非非”，想自己要是当了解放军，成天挎着枪站岗放哨冲锋陷阵那该是多么的威风哟！带来这种真实冲动的正是缘于这位偶尔来访的公安特派员。

那时候的区乡没有派出所，一个区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胡子眉毛一把抓。老家所在的万县高梁区，特派员姓骆，大家都管他叫“骆特派”。骆特派身材魁梧、南人北相，酒量饭量烟瘾都很大，腰里别着的“五一式”手枪在我眼里也很大。枪被严严实实捂在金黄色的皮套里，只露出一截草绿色的枪绳和插在皮套上的通条。吃饭说话、下地干活都不离身。能看看他的枪，最好能摸一摸这枪成了我最大的渴望，也由此产生一种骆特派总是来得太少、走得太急的错觉。大人偶尔会讲起骆特派一些鸡零狗碎的琐事，在我心目中却是英雄传奇。

机会不期而来了。那年，我家代销点刚搬到村小不久。一天晚上，小偷翻墙揭瓦进了屋，店里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给搬了个空，连一罐红苕糖也没留下。骆特派别了那把枪摸黑赶到村里。代销点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村民，都挤在石灰画出的线外看他如何破案。骆特派戴上手套，拿把电筒轻手轻脚进屋去，东照照西照照，还摸出一只放大镜把一张糖纸琢磨了半天。看完现场，他大手一挥，大声武气地说：“社员们，都散了吧，我要回朱支书家睡瞌睡了。”大伙意犹未尽却也都散了。

第二天，学校留了我和七八个“根红苗正”的同学，其他都放假回家。正纳闷间，骆特派手里捧着一把红苕糖来了，笑眯眯把我们叫拢一块，一人手里放上两颗。看着我们都吃了，骆特派这才问：“娃娃们！好吃不？”我们都答“好吃”。骆特派举着手里的糖纸说：“那好！我们今天做个游戏。你们分头出去在路上找这样的糖纸，找到好多张纸回来在我这儿换好多糖。”一听有这种好事，我们轰一下作鸟兽散，四面八方找去了。不到一顿饭工夫，我们又都回来了。大家都是空手而归，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运气好。我们在通往七队的路上找到十来张糖纸，最后一张还是在一家姓赵的屋后竹林里找到的。骆特派把糖纸拿放大镜下端详半晌，大手一挥，带着几个民兵直扑赵家，不一会儿就押着赵家大儿子，背着两背篼赃物回到学校。骆特派又笑眯眯地把我们几个喊到一块儿，一人手里给了把红苕糖。给到我时，我鼓起勇气说：“我不要糖，我想摸摸你的手枪。”骆特派先愣了愣，随后朗声大笑，轻声对我说：“先吃了糖再说。”

那天午饭后，骆特派把我叫到屋后的小树林，笑眯眯取下手枪，压上一粒金灿灿的子弹，然后把我的小手连同嵌有一颗黑色五星的枪把紧紧握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掌里……

骆特派的这支枪让我激动了好久也幸福了好久，更成了播撒在我心田的一粒种子，一粒孳生幻梦的种子。在我艰涩困顿的童年，幻想能手握枪杆子当兵打仗，做警察抓坏人似乎是除了填饱肚子以外唯一能让我兴奋冲动的事，而恰好出现的那支骆特派的枪，特别是第一声枪响便成了影响我梦想与现实的精神启示录。

1977年，我初中毕业的那年冬天，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上高中那年，四川省公安学校开始招收中专生。我的幻梦有了通过发奋读书而变为现实的可能。

1979年的高考实行的是大中专分开考试分别录取。我无视父亲苦口婆心的劝告，没去考十拿九稳的中专，冒险报考了大专，结果以四分之差落榜。父亲气得吐血，甩一把锄头让我上山开荒，让我真真切切体验到“修地球”的苦楚后，才再次把我送到一所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就一直打“光脚板”的中学“炒冷饭”。

学校在离家30多公里的烟包梁。读书苦，读住读更苦，苦不在读书本身而在饿着的肚子上。高中两年，正是身体发育的高峰期，睡觉翻身仿佛都能听到身体里一根根骨骼玉米拔节般的咔嚓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饥肠辘辘却又是那个年代农村住读生共同的梦魇。每周六一放学，我背着一只空背篼几乎是一路小跑着爬上两座山梁蹚过两条小河回到家，让母亲和大姐煮上一锅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塞进嘴里了，慢慢才会感觉到空落落的肠胃实实在在地重又回到自己的肚子里。在家里吃上两顿饱饭，第二天下午，还是那个空背篼，母亲雷打不动装上三五斤大米、十来斤红苕洋芋、一大瓶老咸菜。背着背篼，呼哧呼哧回到烟包梁，新一轮的胃肠煎熬就又开始了。两年高中一年复读下来，身高没长到一米六，体重不足九十斤，视力却下降到一点零以下。十六岁的我，俨然一个严重营养不良的乡下少年。

复读半年，课还是那些课，书还是那几本书，该读的读了，该背的背了，等待的不过是似有似无的运气。学校知道我底子，并不要求我每天去教室上课，任由我自行安排时间。学校附近有三个单位：6801职工医院也叫川东医院，军分区教导队和大修厂。三个单位隔三差五的露天电影，是我打发时光的好去处，几乎场场不落。

1980年的五一节晚上，我照例赶到教导队操场看电影。这天晚上放映的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最新拍摄的彩色遮幅式故事片《神圣的使命》。从第一幕主人公王公伯穿着上白下蓝的警服，站立在船头乘风破浪扑面而来的那一刹那开始，我就被雷轰电击般打蒙了。后面的剧情发展我一点都没记住，脑子里只反反复复反问自己一句话：可不可以去考公安学校？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不可以！”从老师到要好的同学那里我得到一致的回答。父亲更是为此火冒三丈。

没错，公安学校的招生简章说得明明白白：报考学生须年满十八岁，男生身高一米六五以上，体重五十公斤以内，视力一点零以上，无文身、疤痕、扁平足等等之类。“你的条件符合这里头哪一条哪一款？”父亲气急败坏，怒不可遏。

父亲的火气是有硬道理的。高考刚恢复那几年，每年的招生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尤其是农民子弟，每年的高考还意味着能不能跃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吃商品粮，意义更是非同小可。像我们高梁这种小地方，别说大专，考上个中专就足以轰动十里八乡，让人眼珠子往地下掉，祖坟冒青烟了。谁都不敢轻易拿命运开玩笑的。

“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么？”直到高考成绩已经下来，我还在这样千百次地问。虽然离大专分数线还是差了两分，但这个分数足以上四川省乃至全国任何一所除了公安学校这种有特殊限制的中专学校了。母亲开始悄悄准备我的行装，隔三差五已经有人来送礼贺喜。可本来的天大喜事，却因为我执意要填报公安学校而阴云密布。这天下午高梁区的文干就要带全区十来个幸运儿到县里填报志愿，母亲奉父亲之命押送我去县城，监督我填报除公安学校以外的一切学校。母亲知道我心思，只是并不多劝我。我赌气和母亲拉开一段路，任由母亲一边抹泪……既然我这颗少年的心已经被骆特派、王公伯激活，如果我不服从内心的召唤，等待我的无非也就一个循规蹈矩没有意义的未来，与其遗憾终生何不再赌上一把呢？即使输得血本无归，大不了也就回去“修地球”吧？

“妈！如果我不去公安学校读书，我考这个中专还有啥子意思呢？”我心一狠，闷声对母亲说。

几小时后，在县城沙河一小一间教室里，我在志愿书上从头到尾填上了“四川省公安学校中专班”。丢下笔走出教室，母亲还在操场边的树荫下抹泪唏嘘。一树蝉声聒噪不停，好似母亲烦躁无奈的心声吧？我心一颤，却不敢近前劝慰母亲。满眼是笑嘻嘻的同学和家长，而母亲是这里唯一满脸愁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