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杰：百战将星百战功

◎ 黄焕峰

坐落在北回归线北沿的东兰县，每年夏至，北移的太阳在这里悄然止步，掉头南下，赐给云贵高原南麓这方土地的是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季风和那满眼的葱茏，大自然造化了这方土地的人杰地灵。

韦杰，从东兰神奇的大山里走出来，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从枪林弹雨中走过，在沙场鏖战中成长。冲锋陷阵破敌营，挥刀跃马丧敌胆，运筹帷幄扭危局，在60年的硝烟岁月中，亲历了中国军事史上有记载的43次战役，大小战斗525次。他足智多谋，指挥果断，一次又一次出奇制胜，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由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逐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在解放军开国将军中被誉为“百战将星”。

韦杰5次负伤，身上的累累伤痕托起了一将功成的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他去世后，从骨灰中挑选出来的数块弹片成为亲人永恒的纪念，这些弹片闪烁的是理想信念之光，带给后人的是不竭的精神力量。

10岁见到拔哥，13岁认识“马列”

1914年3月29日清晨，桂西北这千峰挺秀的仁义村弄引屯，传来一个男婴不同凡响的啼哭声。婴儿排行老三，被父亲韦宜章起名韦士良。屋中又添男丁，全家皆大欢喜。但一家人每天只有两顿玉米粥勉强糊口的贫困生活，使韦家的欢乐维持不了多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韦士良日渐长大，父亲送他读了三年私塾后，只有10岁的他便跟着大哥韦士超翻山越岭到平马贩盐换粮，维持生计。几经辗转往复，感受时势动荡，民不聊生。有一次，贩盐回到东兰县三石圩，恰巧碰上韦拔群登高宣传革命，他幼小心灵由此便播下“生为人杰”的种子。

1925年秋，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如燎原之势燃遍右江两岸和红水河流域。此时，三石各乡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韦士良硬是把名字改为韦杰，死缠硬磨报名参加了仁雷乡农民自卫队，从此东兰农军名册中便有了一个名叫韦杰的年龄最小的战士。

1927年7月，韦杰被乡农协会推荐，参加韦拔群在武篆育才学校开办的广西东兰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作为农讲所年纪最小的学员，韦杰零距离聆听了韦拔群传授革命道理，也认识了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个外国伟人的革命理论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头。1927年8月初桂军重点“清乡围剿”东凤，同月中旬韦拔群以右江第一路农军为主力，发起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四县农民暴动，率领农军向敌人占领的凤山县城进攻。韦杰参加了农民暴动。不久，国民党桂系军阀集重兵“围剿”东（兰）凤（山）农军，大批农军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东凤山乡。父亲韦宜章因两个儿子参加农军被关押，哥哥韦士超遭杀害。韦杰投身革命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

豆蔻年华，长征途中建奇功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和领导了震惊南疆的百色起义。韦杰虽然年仅15岁，却以“老革命”的资格顺利地被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1930年11月红七军在河池整编，他被编入第十九师第五十八团第三营第七连。战旗猎猎，军号嘹亮，红七军告别故土，踏上北上征程。在到达中央根据地前的七千里“小长征”中，韦杰随部转战桂湘粤赣边，参加了罗城四把、融安长安、湖南武冈等战斗。

红七军在1931年7月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编入彭德怀总指挥的红三军团。次年春，韦杰奉调参加军团总部举办的情报、侦察干部集训队学习，聆听朱总司令亲自授课，掌握了侦察工作的特点和手段。1933年夏，韦杰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部侦察连连长。

1935年2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然转兵东进，再入黔北，二渡赤水，向桐梓、娄山关方向前进，逼近遵义。韦杰接到彭雪枫团长命令夺取娄山关。韦杰与他的同乡覃应机一道前后呼应，全连乔装成薛岳部队，韦杰率侦察排走在前面，当行至距关口还有十来里路的地方，迎面撞上军阀王家烈部一支小部队。在互相询问部属时，敌少校副官就被韦杰拿下。随即韦杰利用地形优势，带领侦察连配合大部队从娄山关往下猛攻，一举击溃敌军五个团，为第二次攻占遵义扫清了障碍。此战得到军团长彭德怀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随后几天，韦杰又带领侦察连配合一军团攻占遵义，击溃和歼灭了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打赢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紧接着，韦杰又奉命先于部队向金沙江行进。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的执法队，大摇大摆地进入金沙江边，喝令守渡口的敌军找船搭浮桥。敌人忙了一整天，浮桥搭好了，正要邀功请赏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俘虏。韦杰一枪未放就巧妙地拿下了渡口，保证了红军大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香城固之战，抗战中的经典之作

1937年8月，已在延安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韦杰，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随后他带着手枪营，跟随朱德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半年后，韦杰又奉命调回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任团长。

1939年2月，侵华日军出动3万余人对冀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妄图聚歼我军主力于狭小地带。这天韦杰派出的侦察队了解到，日军一支沿途保护主力部队行动的约300人轻装大队，夜间住在威县县城。韦杰当即向旅部报告并要求将这股敌人诱入香城固地区进行全歼。旅部首长同意了他的计划。2月9日晚11时，我军对东门之敌突袭成功后，韦杰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香城固地区，以伺机歼灭反扑之敌。次日凌晨，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及所属的安田中队果然向香城固地区疯狂扑来。韦杰指挥若定，命令团部骑兵诱敌入我埋伏圈内。韦杰一面严令一营坚守，一面将身边仅有的预备队团直属特务连拉上去投入战斗。同时命令预伏敌后的二、三营快速从两翼包抄，钳制敌人。战斗从上午10时至下午6时，双方整整拼杀了8个多小时。最后，在副旅长许世友带领的新编第一团的配合下，将敌人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八路军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敌17人，击毁敌汽车、装甲车共8辆，缴获炮4门、轻重机关枪6挺、各种子弹3万余发的胜利，创造了平原反扫荡战的规范战例，成为韦杰的得意之作。刘伯承师长曾多次提到这次战斗的成功经验。

解放战争，锻造卓越将才

1948年7月下旬，韦杰调任十三纵队司令员。10月2日，困守太原孤城的阎锡山以7个师的兵力沿汾河东岸南犯，太原前线沿线总指挥徐向前抓住敌脱离阵地这一有利战机，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韦杰部奉命于10月4日夜至10日，攻占了南畔、小店以及北营等地，歼敌4000余名，并打开敌南线防御门户，切断太原与武宿机场的铁路交通。

这时，兵团决定攻取东山防线内的4大要塞据点。徐向前给韦杰的任务是攻占太原城东南，由于日军和阎锡山多年经营，那里的山头要塞工事极为复杂坚固。10月26日下午，韦杰命令三十八旅发起攻击。28日山头要塞的前哨阵地大脑山阵地被我占领。但由于旅团指挥员误把大脑山阵地当作山头要塞的主阵地，把山头要塞的主阵地当作一般野战工事，致使部队四次进攻失利。韦杰又重新调整战斗部署。他命令三十七旅接替三十八旅，并改变战法，以先偷袭后强攻的手段组织第五次进攻。11日夜，偷袭成功，山头主阵地全部为我占领。在此期间，部队进行战地整编，十三纵队列入统一序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一军”，韦杰任军长。

1949年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军委调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兵参加太原战役。兵团决定以六十一军和六十二军组成城东总左集团，从东门以南攻城突破。韦杰认真贯彻联合作战意图，于4月20日上午，六十一军一举突破敌人外围防线，攻占了松庄南岭阵地，完成了肃清外壕之敌，拔除城根敌火力点的任务。4月24日，总攻太原开始后，六十一军三个团迅速按预定作战区多路向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绥靖公署猛攻并全歼守敌，迫使敌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等向我友邻部队放下武器。战斗至10时，六十一军作战之敌全部肃清。华北战略要地太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浴血朝鲜，一世英名憾终生

1951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按六十军、十二军、十五军序列，奉命分两路徒步行军，浩浩荡荡地跨进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很快，志愿军党委第五次扩大会在金化召开，并布置了第五次战役。第五战役是在两个兵团共6个军的新锐力量入朝后，统帅部鉴于当时形势要求大量歼灭美军有生力量，打痛敌人，以求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使中朝方处于有利地位，便于尽快解决朝鲜问题。4月上旬，韦杰军长率领的六十军到达伊川郡地区集结。其时，正是敌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六十军接受了防御作战任务，于14日接替二十六军一线阵地，掩护兵团主力集结。四天的防御战，敌人在飞机、坦克和炮火掩护下向六十军阵地发动7次猛攻，均被击退。

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正式打响。但由于战役第一阶段没能按计划歼灭敌有生力量，毛泽东指示，要求彭德怀再发起一次攻势行动，把朝鲜东部的美军赶下大海，力争攻到釜山。志愿军司令部各级首长也都不甘心，纷纷请战，欲狠狠敲打美军，于是决定实施第二阶段战役。5月11日至15日，韦杰率部三个师分三路冒雨开进，分别由集结地开赴春川地区。

第二阶段我军大步踏进，纵深最远处突破敌防线达300公里，已越过了37度线，但战果并不理想，没能整建制消灭敌人。西线美军集结主力开始东援，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部队北撤。至20日美军各部先后进至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堵塞了战役缺口，很快敌东西防线像条被打断的铁链又重新连接上了。

战争中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当攻击的一方精疲力竭时，防守的一方却乘机发动反击。攻防双方恰好在同一时间置换攻防位置，这对我部则无异于一场灾难！

韦杰的六十军担任阻击掩护撤退的任务。这时，敌军乘我主力转移之机，突以13个师兵力将一八〇师与一七九师分割，并深入一八〇师侧后，切断该师退路。一八〇师被隔于芝岩里以南地区，陷于包围。韦杰命令一八〇师突围，并实施增援解围计划，但终告失败。结果，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等官兵分散突围归队约2000人，全师损失近8000人。

战役一结束，兵团司令员王近山首先被召回国，向最高统帅汇报战情。紧接着韦杰也两次被毛泽东点名回国汇报情况。第二次是单独受到接见，整个接见过程甚为神秘。毛主席在中南海与韦杰彻夜长谈，并在谈话结束时交代韦杰，不可将谈话内容透露给外人。韦杰生前几乎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主席召见他谈话的细节。多少年后，仅得知：一、主席批评过韦杰；二、主席明示一八〇师事件韦杰和六十军其他领导不负主要责任。

这次失利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毛泽东在与各级领导作过调查研究后，他勾勒战役失利的想法业已成形。对彭德怀代表志司对第五战役的总结甚为满意，称道：“看来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总结完全符合实际。这样的认识只能在第五战役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1953年国庆，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见到韦杰时说：“韦杰同志，一八〇师失利没有你的责任。”

然而，在当时由一次战役的“情况”竟演变成一个“事件”，而“事件”的主角韦杰难脱干系。1952年9月，正当三兵团率部强化整训要打一场“翻身仗”时，兵团司令王近山和军长韦杰均被调离部队，提前从前线回国，尔后一八〇师部分指挥员回国后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让人悲伤的是，长期以来有人认为一八〇师遭受重创是韦杰戎马生涯中的一大败笔。其实，直至今日，重新审视一八〇师的失利，其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各有责任，但谁也负不了总责，遑论当初？

从含泪回国的那天开始，韦杰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溯第五次战役的前因后果，面对繁复而又简单的谜底，这种思索使心灵倍受煎熬。第五次战役的指挥问题组织上早有结论，也许他原本是可以避开的，但韦杰以军人的忠诚，坦诚和正直，一直锲而不舍，直到临终……

1953年参加完国庆观礼之后，老上级刘伯承亲自点将，韦杰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兼党委书记。

1955年韦杰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7年10月后，韦杰先后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四川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韦杰遭到林彪、江青的无端诬陷和残酷打击，但他仍坚持原则，毫不屈服，坚持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一言一行反映出了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1973年至1982年间，他不仅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先后在川东、川北、川西多次成功地组织部队进行山地防御和夜间攻防战斗实验性演习，并举办军师团三级干部战役集训，研究和探索现代化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新问题。1979年2月，韦杰率领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任务。退居二线后，他多次深入四川、东北、西北、广西等边远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为党的决策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作者简介】黄焕峰，壮族，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人。国家二级编剧，资深导演。曾任东兰文工团副团长兼导演、中国经营报驻广西办事处记者部主任、南宁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主任。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