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之乱

未被写进《演义》的大事件——党锢之祸

《演义》开场写了宦官专横之后，接下来转笔黄巾之乱。主角刘备、曹操、孙坚都出场到齐，故事开始进入正题。但是，在故事进入黄巾之乱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另一件没有被写进《演义》的重要历史事件。

前面我们提到过，导致后汉王朝灭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信奉儒教理想主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腐败政治进行抨击的清流派知识阶层及官僚。清流派领袖陈蕃欲策划发动政变，以推翻宦官势力，但最终事败被杀。就在这前后，发生了两次对清流派的大镇压，这就是党锢之祸。党锢也就是把对政权持批判态度的清流派阶层视为异己分子，制造黑名单，对这些“党人”实行囚禁，以封杀他们的行动。

在陈蕃事件两年前的延熹九年（166），另一名清流派领袖李膺，被宦官牢脩以煽动太学生诽谤朝廷的罪名诬告，在全国有两百多人被逮捕。第二年，永康元年（167）在外戚窦武的求情辩护下，被逮捕的清流派虽然一度获释，但仍被遣返归乡接受禁锢。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同年十二月，桓帝死。紧接着，第二年窦武和陈蕃就发动了政变。

窦武、陈蕃谋事失败被杀。第二年，也就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宦官曹节上奏诬告，使以李膺为首的清流派一百多人被处刑。与这些清流派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有关党锢之祸，在《演义》最早的版本嘉靖本里完全没有记载。通行版本（毛本）里也只简单地提了一句：“桓帝禁锢善类。”但是，这两次党锢之祸实际上与黄巾之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两次大镇压之后，清流派的活动被彻底封杀了。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对知识阶层的镇压，往往是适得其反。镇压越强大，反抗也越激烈，而一般大众总是对受压迫的一方持同情态度，当权者最终因此失去人心。也许是意识到这对统治不利，在两次党锢之后，当政者开始对知识阶层实施一些怀柔政策。比如，熹平四年（175）朝廷对儒教经典的五经进行了校订，并刻于石碑立在太学的门前。这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经而闻名的熹平石经。把石经立在太学门前，当然是为了督促学生们少管政治好好读书。可见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学生都是最激进的政治批判者。紧接着，三年后的光和元年（178），朝廷又在宫廷鸿都门内设立新的太学，招收千名太学生。当然这也是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环。但是，就在同一年，熹平石经的执笔者、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人蔡邕因主张改革被放逐朔北（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之地。

以宦官为主体的政权与清流派知识阶层之间的这种对立日渐加深，黄巾之乱正是在这两者间的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爆发了。

黄巾之乱与知识阶层

第二次党锢之祸十五年后，也就是光和七年（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太平道教主、钜鹿人张角发起了暴动，数十万的信徒在各地同时行动。太平道是当时民间宗教之一，后来发展为道教。信徒以教人悔过、画符诵咒，替人治病，在十余年间势力大增。后汉晚期，社会不安与日俱增，这种新兴宗教在当时非常流行。实际上在熹平元年（172），南方的会稽（浙江省绍兴）就有叫许生的人自称阳明天子发起暴动。与太平道一样这也是一个宗教暴动。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的两个弟弟张宝和张梁各自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在各地蜂起。信徒都以黄巾裹头，被称为黄巾军。按五行思想，黄色排列在象征汉王朝的红色之后。而光和七年正是甲子年。可见黄巾之乱是经过非常周到的事前准备的。

黄巾之乱一般被视为是以宗教为背景的农民暴动。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组织不起来的。张角把信徒按万人单位分成大小三十六个“方”，每一个“方”都设将军统率。这样的组织建设没有读书人的参与是很难做到的。当时的知识阶层除了清流派这样的虽不满国政、但只谋求现行统治下改革的一部分人以外，还有不少经历了党锢之祸、对政治彻底失望选择隐遁生活的读书人。太平道尊崇黄帝以老子的道家思想为信条，而当时在一部分读书人当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已相当深入。由此可以推测，有相当一部分对政治不满的下层读书人参加了太平道。据说当时都城及地方官厅的大门上都被写上了代表黄巾军的“甲子”二字。这说明有一部分下级官吏对暴动是支持的。张角还取得了宦官的内应，但因密告而败露。本来预定在三月五日的举兵，不得不提前到二月。

接到各地暴动勃发的报告，朝廷立即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加强首都的防备。紧接着又下令解除持续了十五年的党锢。当时的北地太守皇甫嵩向灵帝进言，认为应当解除党锢。灵帝征求宦官吕强的意见，吕强也认为如果这些有不满情绪的读书人投靠张角，为其出谋划策，张角的势力就会更加壮大。灵帝听了这个意见心中大慌，只好认可了皇甫嵩的进言。由此因窦武、陈蕃政变失败被打倒的外戚及清流派官僚获得了复权。

张角其人

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与清流派思想接近的一些官僚掌握了主导权。与郑玄齐名的著名学者、也是刘备的老师的卢植，奔赴张角的根据地河北；主张解除党锢的皇甫嵩以及朱儁奔赴驻扎黄巾军主力的河南颍川郡（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指挥讨伐。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在党锢之祸时置自己的命运于度外，以清流派党人的身份挺身而出，要求逮捕自己。皇甫嵩自己年轻时也受到过窦武和陈蕃的聘请，但他本人没有答应。卢植也曾对窦武提出过忠告，建议他慎重行事。也就是说皇甫嵩和卢植这两个人对清流派虽抱有同情，但又不像清流派那样只强调理想，而是属于注重现实的稳健派。朱儁因在交趾郡（越南）镇压反乱有功，当时也是小有名气的武将。

在这三个人的得力指挥下，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张角病死，张宝、张梁也相继战死。虽然残余势力的抵抗后来又持续了多年，但到这一年的十月，暴动基本上得到了平息。十二月，年号也由光和改为中平。

黄巾军的主力之所以集结在河南的颍川郡，这和这次暴动的本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以颍川为代表的河南一带，是当时文化程度最高、也是清流派文人大量聚集的地区。像陈蕃、李膺等一些受过党锢迫害的文人，很多都出身于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出身的文人，在继汉之后出现的魏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地区成为黄巾军的重要据点，说明当时知识阶层内部存在着谋求体制改革的稳健派和企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之间的冲突。最终镇压了这次暴动的卢植、皇甫嵩和朱儁三人，卢植出身于河北涿郡，皇甫嵩出身于西部的安定（现在的甘肃省平凉地区），而朱儁出身于南方的会稽（浙江省绍兴市），都属于边远地区出身。

那么大家一定很感兴趣，黄巾军首领张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很遗憾史书对此都保持缄默，只字不提。不过《演义》里提到张角是“不第秀才”，也就是说张角是科举考试落第的书生。可是，在汉代还不存在科举制度，当然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不第秀才”。这个错误完全是《演义》作者缺乏历史知识所致。但是后世的落第书生里确实不乏对体制不满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错误的设定很有点儿歪打正着的妙意。清朝末期的十九世纪，落第书生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动太平天国运动，而镇压这次运动的是现实派高级官僚曾国藩。历史是会重演的，这句话也许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