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时代
三大势力——外戚·宦官·清流
小说《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在开头部分披露了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哲学之后，开始进入对后汉时代的具体叙述。
我们知道的很多历史事件，比如黄巾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通常被我们当作三国时代的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后汉末期。所以我们在涉及三国历史的时候，必然要从后汉末期的历史说起。
《演义》里最初的事件是，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憎恶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的专横，预谋除害。不想机密泄漏，反被曹节、王甫等杀害。这件事发生在建宁元年（168）九月，十三岁的后汉第十二代皇帝——灵帝刘宏刚刚即位不久。《演义》在进入三国历史之前，先从这个事件下笔，不能不说显示了作者的见识。不论对后汉这个时代还是对其后的中国史的构造来说，这件事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下面我们简单说说事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大将军窦武是灵帝之前的皇帝桓帝的岳父。桓帝无子，只好从旁系里选了灵帝继承皇位。窦皇后则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而窦武作为皇太后的父亲也身居要职。通常皇后、皇太后的一族被称作外戚。到了后汉，像窦武这样外戚的代表人物就任大将军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现象已基本成为惯例。
在后汉有一定地位的儒生一般被称作清流（其中多属官僚阶层），太傅陈蕃是负有众望的清流守护者。作为皇帝的辅佐，太傅的职位在官僚体系最高级别的三公之上。陈蕃是名副其实的弘扬儒家理想的清流派读书人，也是官僚阶层的代表。
当初桓帝宠爱出身卑微的田贵人，打算立她为皇后。但因遭到陈蕃的反对，最后只好娶了门第相当的窦武的女儿为后。陈蕃和窦武的信赖关系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因此他们共同策划预谋铲除曹节、王甫等专权宦官。所谓宦官也就是那些在宫廷内服侍皇帝及家族的被去势了的男人，相当于皇帝的私用奴隶。
可以说这是一个外戚势力联合儒生及官僚势力企图驱逐弄权专横的宦官势力而以失败告终的事件。《演义》在叙述了事件的大致之后，以“中涓自此愈横”做结尾。也就是说代表正义的清流派从此失去了势力，而浊流般的宦官势力从此当道。看得出作者在这里把这个事件作为后汉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作者之所以把它当作三国故事的开场白的原因。
这种清流派对浊流派，或者说善对恶的模式，是中国传统文人在解释历史时惯用的手法，《演义》的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后汉灭亡的主要原因真的是因为宦官跋扈吗？也许不过是政治混乱带来的结果而已。从今天来看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尽管如此，在这个事件里登场的外戚、清流及宦官这三大势力，仍旧是我们理解后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为理解后汉以后的历史提供了有趣的话题。
外戚与汉朝的家族制度
高祖刘邦白手起家建立了前汉王朝。刘邦死后，皇后吕后掌握了实权，吕后一族的势力也因此大振。但好景不长，吕后一死，她的一族立刻被高祖的家臣们一扫而光。不过在那以后外戚照样受到重用。文帝时窦皇后的亲戚窦婴做了大将军，景帝时王皇后之弟田蚡做了宰相。创建了汉王朝极盛时代的武帝也不例外，卫皇后姐之子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在征讨匈奴的战役中屡次立下大功。而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光在汉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一个月后就废昌邑王，迎立了宣帝。霍光废昌邑王据说是因为他好色昏庸没有做皇帝的资格，霍光因此被后世传颂为忠臣的榜样。但外戚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让皇帝下台，这也说明了外戚的权力之大。霍光辅政期间，把女儿嫁给宣帝做皇后，又把自己一族的势力安插在要职上，基本上独揽了大权。所以霍光死后，宣帝把霍氏一族诛灭扫尽。宣帝之后元帝时，皇后的弟弟王凤及其一族权力很大。到了平帝时，王凤的侄子同时也身为皇后父亲的王莽终于篡权，自己登上帝位建立了新王朝。
推翻王莽的新王朝实现了汉王朝复兴的刘秀，按理说应该吸取王莽篡权的教训，极力排除外戚势力的干扰。但实际上到了后汉外戚依然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所不同的是，前汉的高祖刘邦出身农民，前汉各代皇帝的皇后里像武帝的卫皇后那样出身低微的人不在少数。而到了后汉，刘秀作为汉皇族的一员同时又是南阳地方的地主豪族，他的势力根基以南阳为中心波及各地豪族。到了后汉，皇后大多出身豪族。
光武帝刘秀在建立后汉王朝的过程中，最后遇到了两个障碍。一个是以长安为中心割据西北地方的隗嚣，一个是在蜀（四川）自称皇帝的公孙述。这两个人与刘秀之间的混战，可以说是三国前的另一个三国时代。为刘秀打倒隗嚣和公孙述立下汗马功劳的有马援、窦融（前汉文帝时外戚窦氏的后代）以及梁统等西北豪族。因此后汉的皇后大多出自于马、窦、梁以及南阳豪族阴、邓这几个大氏族。而作为外戚，权力也大多集中在这几大氏族的手中。比如说，第二代明帝时马皇后一族，章帝时窦皇后之兄窦宪，第四代和帝时邓皇后之兄邓骘，第八代顺帝时梁皇后之兄梁冀，还有第十一代桓帝皇后窦氏之父窦武都是外戚掌权的典型。起初外戚里也不乏高尚之士，皇帝与外戚的关系也基本正常。但到了后汉的后期，从旁系迎立年幼者为帝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的时候，前皇后往往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而外戚也因此得势，为所欲为。
纵观前汉后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外戚一直是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存在着。特别是后汉，完全没有吸取外戚王莽篡权的教训，继续容许外戚专权。这不能不说和当时的家族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汉代还处于儒教父系家族制度确立之前的时代。可以想象，当时古代母系家族制度的色彩还相当浓厚。汉的皇室原本是出身卑贱的家系，这种母系家族制度的倾向可能更强一些。后汉与前汉不同的是，后汉最终没有被外戚篡权。这是因为后汉时又加入了宦官以及儒生这样新的要素。后汉最后一个专权的外戚是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何进出身卑微，在这一点上和前汉的外戚非常相似，但何进最后和窦武一样被宦官所杀。
宦官跋扈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最早作为宦官出名的恐怕要数秦朝的赵高了。独裁者秦始皇死后，掌握大权的赵高指鹿为马愚弄蒙骗年幼的秦二世。这就是日语的“马鹿”的由来。从赵高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制度的皇帝尽管权力强大，但作为个人的皇帝因为年幼无能等原因不能行使皇帝的巨大权力时，宦官跋扈的条件也就具备了。也就是被身边小人钻了权力的空子。如果皇帝的权力相对弱小，或者皇帝是有能力的明君，宦官自然也就没有弄权的余地了。
宦官跋扈的另一个条件是皇帝的深居。也就是说，皇帝执政的内廷和官僚办公的外廷互相隔绝，皇帝与官僚间的意见沟通很难实现。于是作为传话筒的宦官就有了钻空子的余地。前汉时宦官的举动还比较收敛，那是因为当时侍从在皇帝身边的除了被去势的宦官外，还有一般官吏，内外隔绝还不那么严重。而到了后汉，在内廷侍从皇帝的就只限于宦官了。
到了后汉的后期，从旁系迎立年幼皇帝即位的事态时有发生。这样的时候虽然由皇太后临朝执政，但皇太后与外廷间的联络全部由宦官担当。因为皇太后与出身旁系的皇帝没有直接的母子关系，外戚与皇帝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摩擦。这就给宦官提供了可乘之机。后汉的外戚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窦武以及何进等人都死于宦官之手。而顺帝、桓帝等实际上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宦官孙程的例子正是宦官得势的一个很好的象征。孙程因拥立顺帝有功，阳嘉四年（135）获得了可以领取养子并可把自己的爵位传给养子的特权。后来这个特权被制度化，适用于其他一些有权势的宦官。由此，本来没有子孙后代的宦官，也能像外戚一样把自己的权力和财产遗传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存在，也就没有作为宦官之孙的曹操的存在。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个制度的意义之大。
不过，如此荣耀显贵的宦官势力终于也有它衰败的时候。而最后站在荣华顶点的是《演义》里也出现的“十常侍”。他们在杀了外戚何进之后，最终被世袭官僚的领袖袁绍彻底铲除。宦官势力走向没落的同时，皇帝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弱，后汉王朝也由此走向灭亡。
地方豪族与儒教官僚
前汉的武帝虽然把儒教当作国教，但儒教的影响具体表现出来，则是到前汉末期甚至进入王莽时代以后了。王莽不仅作为外戚，同时又以儒教领袖的身份赢得了知识阶层的支持，最终篡夺了皇帝的位子。由此可见当时儒教已得到相当的普及，具备儒教素养的知识阶层也已经非常壮大了。
儒教知识阶层的实体也就是地方豪族。后汉时代也正是地方豪族发展壮大的时期。前汉时，一个豪族的势力一般局限在县的范围内，到了后汉则扩大到县以上的郡。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大豪族在各地出现。他们通常年轻时游学于太学（官立的学校）接受儒教的熏陶，之后以孝廉、茂才等名目被推荐到地方或中央出任官僚。这中间的高级官僚又在自己的门下选拔录用大量的官僚（被称作门生、故吏），以掌握政治权力。这种豪族与官僚表里一体的存在也正是后汉王朝的实质上的支配阶层。后汉的创始者光武帝刘秀也是年轻时有过游学经验的地方豪族的一员。后汉的外戚势力也基本上来自地方豪族。
这些出身豪族的儒教官僚阶层，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继承权力和财富的过程中发展成世袭的门阀贵族，他们选择的是与外戚、宦官保持一定的妥协的现实路线。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被排除出权力中枢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坚持儒教的理想主义，对政治进行批判，逐渐发展成相当于在野党性质的存在。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清流。他们中间更出现了一部分反对现实政治的逸民、隐遁者，他们逐渐形成一股潜在的反体制势力。这些对政治持批判态度的势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导致了后汉政权的灭亡。后汉王朝的崩溃是由袁绍铲除掌握实权的宦官势力为开端的。而袁绍正是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僚豪族。
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继后汉之后出现的魏王朝，实际上就是以这些对汉王朝持批判态度的豪族势力为中坚分子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的子孙之后又创立了晋王朝。到了六朝时代，豪族的门阀贵族化倾向更加强烈。进入隋唐期以后随着儒教知识阶层不断扩大，门阀贵族制已不能对应时代的变化。这时开始出现了通过科举考试晋升官僚的士大夫。这个士大夫阶层的实体，实际上也就是地方地主势力。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历史变迁，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为止，都一直是在皇帝体制下担当着实质上的统治阶层。这种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的豪族（地主）、儒教知识阶层与官僚的三位一体的存在，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是在从后汉到三国的这个时期。
以豪族势力为背景的儒教官僚后来依然作为中国的统治阶层存续下去。而外戚势力到后来则基本上从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魏的第一代皇帝、曹操之子文帝曹丕在即位两年后（黄初三年，即222年）就下诏书禁止外戚参政。在吴和蜀，除了吴的外戚全氏掌握过一时的权力外，也几乎找不到外戚得势的苗头。在后来的历史里除了个别的之外，外戚在政治上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存在了。前文已经提到过，这和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的普及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武则天以及清朝末期实行垂帘听政干预政治的西太后，都是皇后亲自掌权执政，这和外戚应另当别论。
三大势力之一的宦官势力与外戚不同，在后来的历史舞台上还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国时代，蜀的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乘机操纵政权，最终导致了蜀的灭亡。吴的政权末期也出现了宦官跋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唐代后期以及明代后期，宦官势力的横行登峰造极，有凌驾皇帝权力之势，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已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总而言之，后汉时代的三大势力，到了三国以后剩下了两个势力存在：一个是以地主豪族为背景的儒教官僚势力，一个是以皇帝权力为背景的宦官势力。也就是说，皇帝独裁权力与牵制皇帝权力的儒教官僚之间的对立，已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主要问题。
东亚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众所周知，中国周边的各民族都是在吸取和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鲜和日本。那么，牵动中国政治的这三大势力，在朝鲜和日本是怎样被接受的呢？
首先，被视为“中国政治之祸根”的宦官在日本不曾存在。朝鲜虽然效仿中国引进了宦官制度，但在朝鲜历史上宦官从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与此相比，中国后汉以后已经消灭了的外戚，在日本却长期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地位。比如平安时代，天皇的外戚藤原氏操纵政权实行摄关政治；镰仓时代，将军的外戚北条氏任执权（辅佐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官职）左右政治。在朝鲜外戚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李氏朝鲜王朝末期的十九世纪，外戚安东金专权政治近六十年，这也就是有名的所谓“世道政治”。在韩国，直到近年涉及总统夫人及家族的营私舞弊事件还时有发生，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这也许是外戚政治留下的后遗症。在日本和朝鲜，外戚之所以一直能够作为政治势力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朝鲜固有的母权家族制度的影响。虽然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这个中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已传入日本和朝鲜，但显然它的影响力是有局限性的。而家族制度作为儒教最核心的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和朝鲜在对儒教的吸取借鉴上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是有取舍的。
最后拿儒教官僚来说，因为儒教的影响力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在性质上与中国不尽相同。在日本，科举制度没有被引进，儒教知识阶层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政治的事情也从未发生过。中国的士大夫的“士”指文士，而日本的“士”指武士。在中国除了改朝换代的混乱期或者少数民族政权下，武人从不干预政治。这一点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朝鲜从高丽时代就引进了科举制度。到了朝鲜王朝时代，由于举国上下推行儒教化政策，出现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的两班阶级。不过，中国的士大夫主要通过科举产生，是一个世袭性很弱的流动性阶层。而朝鲜的两班世袭的性质很强，在这一点上与六朝以前的门阀贵族很接近。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和朝鲜虽然借鉴引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影响却只停留在表面。就像给固有的文化、习惯套了一件中国制度的外衣，日中朝三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