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俄军和日军在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在一个小镇上学，在随后的游历和工作中逐渐认识了那时遍地兵匪、饥荒与传染病肆虐、学生运动与内战不断的中国，以及西方势力与日本对它的虎视眈眈。

奇怪的是，这些艰难困苦似乎并没有影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在个人生活领域里过一种优哉的生活。我们在婚宴上大吃大喝，欣赏婚礼前一天由乐师前导、两人合抬、沿街巡行的艳丽精美的新娘嫁妆；在露天集市里津津有味地听人说书唱戏；被地方戏剧、皮影戏里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深深吸引。那时的我们年少无知，一些人常常逃学。看蒸汽机车呼啸着穿行于当地的火车站最让我们兴奋不已。车站里的各色旅客、小贩和身着制服的乘警与乘务员，也令我们着迷。

最好的时光还是春节，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节日——包括我们已经去世的祖先。我们能吃上精美的年夜饭，穿上新衣四处炫耀，就连小孩也被允许作小额的赌博——这时小孩手里多少都有些父母和亲戚给的压岁钱。压岁钱像是中国版的圣诞礼物，不过是单向的，只能由长辈赠予晚辈。

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瘟疫来袭时，人们举办祈神大会，在门上张贴辟邪符咒；遭逢旱灾时，人们列队向龙王求雨；土匪横行乡里、抢夺邻里财物时，老百姓把大门闩上，蜷缩在门后；军阀混战逼近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短则几日，长则几周。直到胜利的一方开始执政，学校才再度开学，老师学生一起加入欢迎的游行队伍；老百姓涌去村外观看枪决，犯人有时是谋财害命的土匪，有时则是抨击时弊的记者；他们也会挤在一起望着一辆辆载着军阀及卫兵的汽车从街道上呼啸而过。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人与生活的劫难擦肩而过，没有受到真正的惊吓。食物匮乏时，我们忍饥挨饿；洪水来了，我们就四处逃难。人们既要躲避嚣张的兵匪，也试图远离腐败的官员，有时不得不靠行贿才能行使正当的权利。人们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以维系正常的生活轨迹。

中国的事态日益走向严峻。骚乱更加频仍，外界压力与日俱增。在我从哈尔滨一所高中毕业的那年，中苏矛盾引发了一场战火。在大学读到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东北，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一年后日本攻占上海，我就读的大学被迫停课。于是，我参与了帮助难民进入国际难民营的工作。1933年我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北，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母。我在到达大连港时被拘留拷问。两周后，我扮成一名劳工，逃离东北前往北平，在北平恰好见证了日本入侵华北。接下来的4年里，日本士兵、平民及其朝鲜附庸在中国境内作威作福，肆无忌惮。中国学生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的不抵抗，却遭到手持木棍、水龙头和刺刀的警察的残酷镇压。1937年，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我因为获得英国庚子赔款奖金，乘一艘英国军舰离开了上海。

之后的两年可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安静宜人的英格兰学习之余，我不但游历了英格兰以及苏格兰，还有幸到法国、比利时、德国和丹麦等地度假。1939年，欧战爆发，战火于1940年进一步蔓延到伦敦，我在世界的另一边看到过的生灵涂炭的场景又一一呈现在眼前。清醒时，我多半是在担心下一个晚上是否要如当晚一样到收容所或躲在楼梯间里过夜。1941年，在大战正酣之际，我取道南非、印度及滇缅公路回到中国。

随后的三年，除了有幸结识我的妻子维拉之外，我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我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开展田野调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此期间，我写了两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祖荫下》和《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空袭、物价飞涨、瘟疫与食物短缺成为我和数百万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决定前往美国时，与那些更早来到美国的移民一样，我暗暗祈望我不远万里踏上的是一片不会受到战火侵袭的土地，在那里我可以安宁地工作，而我的孩子们也不用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那时，距离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只差9个月。

通过简述我的人生经历，我希望读者了解我撰写此书的初衷是记录个人的生命历程。现代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处处是战争前线的时代，一场局部战争就可能埋下毁灭世界的种子。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时，美国面临许多内部危机，而且按弥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Dr.Milton S. Eisenhower）领导下的国家暴力犯罪原因及对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的说法，这些内部危机的危险性绝不亚于“外部威胁的任何一种组合”。时间紧迫，形势危急，只要有任何切实的改进现状的希望，任何一个有想法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去发掘那些将美国人逼入当前状况的基本推动力。

我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长大，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提倡变化，认为变化即是进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互相碰撞、影响，这个人就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在文化碰撞的边缘行走，感受二者共同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是一个边缘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述及思考。

同时，我又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人，努力尝试用一种客观的心态去记录、展示和解读我人生的各个方面。因此，这本书既不算是从中国人的视角看美国人，也不是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中国人。我真诚地期望此书能展现我对中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坦诚而公正的科学分析。以我的个人生活和严谨的学术成果为源泉，我尝试着为这两种广泛的数据源建立关联，希望这对每一个个体和他们所属的社会具有意义。

我的研究工作遵循一条人类行为学最基本的准则，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尚未充分理解这条准则的重要性。我相信每一位研究另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学者，在试图传达他对该社会与文化的认识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自觉地成为边缘人。也就是说，他不仅要以本族人的眼光去看待该社会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而且还要像本族人一样去感受这些事物。否则，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用自己民族的标准来推断这些事物在该社会文化中是否重要。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认为本民族文化更为优越的人来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黑人声称白人教授，甚至那些善意的声援黑人的白人教授，不能教授黑人社会研究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学者必须自觉培养起作为“边缘人”——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汇之前我们姑且这样称谓——的意识，才能真正认识他所研究的对象。因为即使本族文化的优越感不会介入他的研究，人类学学者深植于心的文化偏见仍会影响到他对观察对象的选择和理解。许多非印度教教徒在批评印度教圣牛文化纯属浪费时，不曾反思基督教教堂庞大的经济支出意味着什么；同样，大量西方人士试图在中国寻找宗教迫害的迹象，也是因为西方历史和当代生活中充满了与宗教或教会有关的斗争。

成为“边缘人”没有任何简单的公式可循，但是可以通过比较法入手，也就是说，学生在试图理解另一种社会文化时，应同时仔细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从最简单的一个层面来看，不仅要研究在交往中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彼此的反应，还要设身处地去思考如果美国人置身于中国人的处境，他们将会实施何种行为。

在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对两种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比较，可以为人类学学者提供客观的视角。它将降低这个学者的某种倾向，即用现实需求去评价自己所属社会的行为，而用理想标准评判他人社会的行为。例如，美国人急于了解什么原因导致了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如战场歇斯底里），以及为何没能避免这场惨剧（因为美国的最高原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屠杀）。然而，在其他民族犯下或真实存在或道听途说的类似暴行时，我们是否会同样迫切地探究原因呢？

这种意识还会更好地帮助学者区分特定文化和泛文化。比如，所有西方记者几乎都见识过巴黎越南会议中关于会议桌形状的争论，大家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东方式”的面子之争。如果他们做了哪怕一点历史对比，他们就会认识到这类争端其实与“东方”文化毫无关系。1697年，大同盟战争（the War of Grand Alliance）结束后，《里斯维克和约》（the Peace of Ryswick）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签署，原因就是法国和罗马帝国的代表就哪一方率先进入会场的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同时步入会场。类似的纠纷也同样发生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1815年，5位君主通过5个门同时步入会场；而1945年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

移民看似是最完美的边缘人，但他们的“边缘状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间歇性地缺失。

下面，请允许我暂时重回对个人经历的叙述。20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场上的枪声逐渐平息，麦卡锡风暴（the McCarthy hysteria）也结束了，我稍稍感觉轻松了些。这时很多新生事物出现了，包括刚刚兴起的大众传媒——电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快乐。每天我都会花好几个小时看电视，甚至在孩子们的影响下喜欢上了米尔顿·伯利（Milton Berle）和他的《豪迪·杜迪》（Howdy Doody）系列剧。人类第一次太空之旅带来的惊喜使我回想起了我在中国东北读小学的时候与父亲的一些美好记忆。我父亲于1943年去世，生前他一直相信地球是圆的，静止不动，形状像一个盘子。他认为这是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美洲大陆的原因。他的观点当然和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格格不入，我因此与他争辩起来。争论的结果总是不分胜负，我不能说服他，但他也没有强行压制我的想法，因为父亲坚信新式学校有益于我的未来发展。然而，私底下，我总是想找到更强有力的证据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的争执。如果那时候我能把宇航员从月亮上拍的照片给他看看该有多好啊。

除了这些惊喜之外，我的个人生活也渐入佳境，事业发展一帆风顺。我发表了更多的论文和著作，阐释了我的许多见解。我四处讲学，并广受欢迎。我带着夫人及孩子游历了欧洲、印度、中国香港和日本，最后返回美国。在远离美国的时候，偶尔我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流露出如许多身在国外的美国人所特有的诸多抱怨，并为此感到非常苦恼。回到美国之后，我更加震惊于自己居然已如此这般适应了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似乎是为了确认核弹的阴影无处不在——美国、苏联、英国、法国都在进行核子试验。然而，事实上，即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巴导弹危机也并未对我的个人生活造成持续困扰。

我作为边缘人的感受，是在突然之间出现的。1963年11月的一天，南越总统吴庭艳和他的得力助手吴庭瑈在一场政变中被杀。吴庭艳领导的政府倒台，其幕僚或是逃亡或是被杀，许多无辜者惨遭屠戮。在这一新闻发布后不久，我踏上了从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到旧金山的旅程，参加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准备当众宣读我的论文。在旅途中，我一直为越南民众遭受的苦难而揪心，同时又庆幸类似事件不会发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正如一句中国古谚所说，我那时是在“隔岸观火”。学术会议的第二天，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我那愚人的天堂在顷刻间崩塌了。我在电视上亲眼目睹嫌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一群执法人员的簇拥下被击毙，心情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身边许多人一样，我俨然已变身为一个典型的自命不凡的美国中产阶级，把个人及家庭安全、薪资和工作的稳定看成理所当然的定律，像太阳每天自东向西运动一般自然。人们偶尔会被绚烂的日出日落所吸引，但从不怀疑太阳的东升西落，周而复始。事实上，我常常因工作太过繁忙而忽略了某些我甚至已写在这本书里的暗示。

达拉斯事件（Dallas event）后，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自1963年后逐渐累积，日益严峻。美国人现在终于可以将丑陋的越南战争抛在身后，但这场巨大的失败，连同最近在伊朗的溃败，无疑将长期在所有国民心里留下阴影，国际声誉的下滑和美元贬值就更不要提了。在美国国内，肯尼迪总统遇害后，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以及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人，如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科尼（George Moscone）也相继遇害。为了免被起诉，尼克松总统及其副总统被迫辞职。尽管学生运动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难以驾驭，但是吸毒、种族冲突、无故破坏他人及公共财产、暴力犯罪以及问题丛生的公共教育体系，显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可笑的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人似乎只关心表面上的事。比如说为了防止蓄意破坏和暴力犯罪，他们就强调要增加警力和安装更先进的监控设备；为了减少种族冲突和少年犯罪，他们就呼吁增加就业机会和公园娱乐设施。

乐观人士认为一切骚乱只不过是在预示更伟大的事情即将发生。骚乱的另一个名称即是活力。从他们的视角来看，骚乱是变革的伴生物，至少蕴含着变革的可能性。而没有变革，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呢？

另一方面，悲观者一如既往地向人们宣告末日灾难。他们引用了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而著称的历史学家吉本（Gibbon）的言论。在这些悲观者心目中，末日灾难总是奇怪地与诺亚方舟以来所谓选民的观念相互糅合。按照这一类西方观念，人类最终难逃大难，唯有少数获知“真理”或忠诚服膺“真理”的信徒才能幸免。

对于当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我虽提不出救世良方，但是特别忧心领导人、民众和学者们在谋求出路时从不把人类生存和福祉中最关键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坦率地说，在我看来，美国问题的根源是个人主义过分膨胀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我衷心希望读者在读过这本书之后，就此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往往迫使人们封闭自己的思想甚至情感。由于担心遭到反对，这类人除了心理治疗师，不愿向任何人袒露心声。更糟的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品，他们凡事总想先发制人。

只有在人性化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卸下防御心理，继而解除焦虑，产生接受帮助的心理需求，这都是亲密关系的终极意义，却恰恰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排斥。亲密关系如今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罕见的商品，人们只能通过提高沟通能力寻找救赎或是参加所谓的敏感性训练班。交流最首要的前提是倾诉及聆听的意愿。假如缺少这一前提，任何沟通技巧都不会产生效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敏感训练班充其量是对学员们进行情感上的“按摩”而已。

由于缺少建立亲密关系的条件，美国人尝试用种种手段建立与同伴的关系，有人借助枪械保护自己，有人厌弃和远离人群，还有人期待将他人通通毁灭，以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符合他心意的乌托邦新世界。因此，美国人大力鼓吹金钱的魔力，痴迷于经济的发展和扩张，迫不及待地用原子弹建造核长城。他们甚至不惜敲响世界末日的警钟，以便于如他们一样的选民可以重获新生。

这些表述看似零散，但无一不是基于以下这种特殊的心理：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之所以格外固执，是由于无法忍受他人对其精神世界的干预。在某一种社会环境中，一旦与他人关系外化的尝试失败，这一类人总是立即去往他处。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不会去探寻以下这些问题的答案：例如，亲子关系怎样才更坚固持久？如何调整经济体制以便提升社会和谐度而减少人与人的竞争？相反地，这些人强调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并进一步追问：要向劳动者提供怎样的训练以配合机器生产的需要？

本书尝试对中美社会的人类活动进行审慎的对比与研究，它的研究成果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自两位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并成功返回之后，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们能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我们就能够解决地球上的任何问题。”（我也听到有人持相反的观点：“美国人应该致力于解决地球上的问题，而不是急着奔向月球。”）读完这本书，读者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大众神话是多么的荒谬。对月探索所涉及的科技问题十分复杂艰巨，我们切不可小视。然而，了解人类产生焦虑和暴力行为的原因，特别是如何进行干预、防范，显然是一个远较前者困难的课题。

即便对于物理学界的先驱，要人类社会认可他们的发现和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伽利略与宗教裁判所、巴斯德及其科学界同行之间的分歧将会迫使我们回想起过去那些残酷的事实。西方人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已摆脱巫术思维（他们不再呼唤神明来控制洪水，也不再相信炼金术），但对于人类活动的理解，仍然羁縻于蒙昧的枷锁（因为他们仍然认为非分的特权可以永远存在且无须为之付出代价）。

今天的社会学家过于幼稚地将“现代化”定义为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目的的机械化与组织功能。在谈论人类生活品质时，他们仍然在用“社会流动性”“消费模式”等概念来衡量所谓的“现代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最多不过是“半现代”而已。物质上的满足，并不必然会消除精神世界中的焦虑与敌视。一个人如果不能摒弃用巫术思维来思考人类事务，就不能被称作是现代人。事实上，如果在精神层面无法获得自由，那么他在物质层面所获得的（或者即将获得的）自由都将徒劳无功。人类将会走入一个无休止的怪圈：毁灭—重建—更大规模的毁灭和更大规模的重建。

多年来，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启迪，恕我不能一一表达感谢。除了之前我曾提到过的名字以外，我还想感谢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乔伊斯·格鲁恩夫人（Mrs. Joyce Gruhn）、卡罗尔·尚夫人（Mrs. Carol Chan）、旧金山大学的乔伊·史蒂文森夫人（Mrs. Joy Stevenson），她们帮我分担打印书稿的工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远东图书馆的珍·韩小姐（Miss Jean Han）帮我整理了许多参考文献。罗伯特·林先生（Mr.Robert Lin），尽管研究和业务工作十分繁忙，还是十分热心地帮我完成两个索引的编撰。夏威夷大学美国研究所的斯图尔特·格里·布朗（Stuart Gerry Brown）教授、东西方研究中心戈德温·朱（Godwin C. Chu）博士、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编辑斯图尔特·江先生（Mr. Stuart Kiang）分别为本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旧金山大学多边文化项目主任约翰·津（Dr. John B. Tsu）博士不仅给予我学术上的鼓励，更是给予了我朋友般的关怀。

一如从前，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维拉。她使我能客观地审视事物。我有时被自己的热忱冲昏头脑，不能以正确的方法得出结论，这时她会提醒我重回正题。而当我不能清醒地认识某些新材料的重要性时，她会建议我尝试一下新的思路。此外，她花费了大量精力以完成本书附录中的“中国与西方简史对照”。

从我两个女儿艾琳·仪南（Eileen Yi-nan）和佩纳洛佩·思华（Penalope Si-hwa）身上，我得以感受（虽然只是间接感受）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各种滋味，包括喜怒哀乐、希望与绝望。在美国社会，年老的父母一般不会寄希望于获得成年子女的照顾，但我还是忍不住期盼能从女儿们身上得到一种生命的延续与满足。因此，我将此书献给她俩及她们的同龄人。

许烺光

1980年于加利福尼亚，米尔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