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

许烺光先生这本《美国人与中国人》，可被归入国外观察家解读美国人国民性格的出版大类，该系列以往的知名作者还包括：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和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和弗朗西斯·格伦德（Francis Grund）、托克维尔（Tocqueville）、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于果·明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和丹尼斯·布罗根（Denis Brogan）。本书与这些先贤经典同样热心于发现美国带给全世界的意义和征兆，而最了不起的是，它们都意识到美国的祸福与全人类命运利害攸关。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名言：“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

在数百篇经典中回响的、始终带有迫切感、时而焦虑时而又自信的旋律，同样响彻在许教授这本兼具独创性和洞察力的作品里。与大多数被我们称为“文化社会学”的早期作品相比，《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过去几乎所有评论家和观察家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爱默生用来评判英国的那条准则——成功与否是对一个国家的最大考验。每一个人都被迫承认美国的出现是一次重大的胜利——4000万前往“新世界”的移民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多数人承认它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还有一些人——如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赖斯等最优秀的学者——由衷地相信它是一次道德上的胜利。在许多人眼中，美国俨然成为未来潮流的代表，这股潮流业已在拍打欧洲的海岸。关于美国的成长及其影响力的扩张，一些评论家正怀着警惕的关注，不少人准备听之任之，舆论主流表示欣慰，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对它的顶礼膜拜。

如今，美国人自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对他们成功的“事业”（不再是“实验”）充满疑虑，其他人则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早从18世纪起，哲学家就在郑重地争论：美国的出现是错误的吗？历史上是否曾经出现如今天这般广泛的质疑和深刻的觉醒？曾经令克雷夫科尔和托克维尔、阿尔伯特·戴西（Albert Dicey）和詹姆斯·布赖斯满怀热情地注视美国不断上升的国力和影响力的那些因素，为什么会使当代的评论家和观察家忧心忡忡，甚至心怀恐惧？在过去，多数国家乐见美国制度和社会改革的进步，尤其当它们发生在政治及经济领域时，为什么现在“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一词已经逐渐带有贬义色彩？

许教授这本书是最早一本回应这种前景，并讨论相关心理因素的重磅之作。事实上，简明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在20年前就已预测到美国的新变化及其多样的表现形式——从种族暴力、代际问题到军事冲突、政治压迫和新殖民主义。相对于本书冷静和不偏不倚的分析、对比及警示，薛利伯（Servan-Schreiber）式的、对“美国化”的批判——主要针对美国公司的扩张——显得相当浅薄。在许教授看来，美国向西欧输送的经济利益和技术模式，若与美国政治及军事力量、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向全球的输送相比，简直可说是无足轻重的。

许教授对美国人的性格分析区别于以往同类作品的第二个特征，要从这本书自身去寻找，而不能据各种表面现象加以推断。以往解读美国人性格的大多数著作几乎全都始于大抵相同的西方文化前提，又得出一模一样的推论。我们在英国、法国及德国学者的经典之作中只看到对“家庭”的讨论——时而是“家庭”争吵，时而是“家庭”庆典，所涉及的永远是常见的问题和特征。观察、设问和预言总是摆脱不了西方社会文化框架，同时受到该社会及文化参与者的利益限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写道，若要确切地阐释历史法则，必须以美国经验为基础，因为美国既总结了过去，又预示着未来。他所指的当然是西方的历史法则，因为美国经验不可能用来解释中国、印度、非洲各国，乃至俄罗斯的历史。这些对西方文化的偏颇理解，并非仅仅出自不可避免的地方观念，而是由文化的局限所造成。欧洲评论家对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一切太过熟悉，他们的学术假设即使不是全然美国式的，也与它相当接近；得出的结论就算不被欣然采纳，也很少会带来惊喜，不太可能超越美国经验——他们对美国的体验虽然是间接性的，却并不全然陌生。许教授在这本书中审视了那些欧洲学者因太过熟悉而忽略的现象，提出他们因害怕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不敢提出的问题，基于一段长达3000年而非仅仅300年的历史而设定理论假设。——在他之前，只有朴弄杨（No-Yong Park）的《东方人眼中的美国文明》（An Oriental View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一书堪与这本著作相提并论。

托克维尔，作为最出色的评论家之一，虽然意识到西方视野的局限性，但却无法从中挣脱。他写道：“我愈是细致地观察今日我们所处之世界，便愈发觉我们正面临惊人的多样性，愈是相信被我们称之为必要的制度，不过是我们早已习惯的制度而已。世界的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的确如此，世界的多样性比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的想象要广阔得多。早期的社会学家从东方寻找西方社会的参照物，例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风俗论》的开篇以及奥利弗·哥德史斯密（Oliver Goldsmith）大受欢迎的《中国旅人的伦敦社会素描》（Sketches of London Society by a Chinese Traveller）。然而，上述作品只能被称为戏谑之作，书中的东方圣贤一律被描绘成披着波斯或中国丝绸的法国哲学家。许教授笔下的东方不是这样虚假的东方。“中国”不再仅仅作为文学上或戏剧化的参照物，而是与美国社会同等重要的研究和比较课题。

与浩如烟海的阐释美国的作品相比，《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的第三个特征是：在阐释美国现状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以最古老的国度和新近涌现的强国互为对比。托克维尔时代用来形容美国的一切，在当前都可以用来形容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它的一切，试图回避它的经济学家简直无法进行任何演算，政治家为它不可预测的潜力而大受震撼，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纷纷根据它的现状修正正在成形的理论。唯有托克维尔或利伯那样敏锐的头脑，才能预见西方世界将如何被这个一夜间就在大西洋彼岸崛起的全新国度改变，正如唯有借助托克维尔和亨利·亚当斯那样的历史观念及智慧，学者们才能预测俄罗斯今后的伟大。人们很容易想象的是，拥有3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的中国的精神焕发的全新面貌，将会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一如当年欧洲人曾对朝气蓬勃的美国充满遐想。毫无疑问，出生于中国的许教授不会犯我们过去的错误，把中国当作可资美国参考的历史化石。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性格，是因为它将给我们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丰硕的收获。

2．

一个世纪以来，《论美国的民主》在介绍美国的诸多著作中始终是当之无愧的权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托克维尔紧紧抓住一个核心议题，并在美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罅隙角落里加以探究。平等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它无法解释一切问题（例如奴隶制），它也使问题得以暴露。许教授同样抓住了一个核心议题——个人主义。许教授所描述的个人主义，或许与平等观念并无本质区别。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可以认为，与其说个人主义的根源是平等观念，不如说追求平等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将个人主义作为理解美国人性格的关键，与把美国与西方相联系、又把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相区别的平等观念相比，优势在于前者更为明确。平等观念并非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特性，在19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及密西西比河沿岸，更不是当时社会通行的原则。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主义一直是且仍然是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没有人能够质疑特定的环境和历史已将美国塑造为个人主义社会的一个典范，它充分展示出个人主义的优势及破坏性。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美国毕竟是所有国家中最接近欧洲的一个，它的人民和文化都直接承自欧洲。在语言、法律、文学和政治领域，英格兰传统占据主导地位；在宗教、教育、社会行为、道德观念和社会心态上，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及犹太人施加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位人类学家想要选择一个西方民族与中华民族相比较的话，美国人当然是最佳选择。

许教授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追溯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为此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刑法、人们看待客观世界的心态以及外交和战争行为。他也仔细地剖析了亲子关系、对待祖先与后代的心态、青年社团与老龄生活、性在日常生活及文学艺术中的作用、犯罪率、对成功及权威的判定、游戏和体育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人类行为。在上述的所有领域里，他把美国人的优缺点一一与中国人相比较：美国人的危机意识与中国人的安全感；美国人的独占性与中国人的包容性；美国对下一代的爱护与中国人尊敬长辈的风俗……许教授认为个人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竞争会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孩子要争夺父母的关爱；父母要抢夺子女的关注和认同；美国女性关心美容和时尚是为了每一天都能让丈夫有新鲜感；美国男性焦虑地试图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有资格获得妻子的爱和尊重；从企业到大学，每个组织内部都充满着为地位和认可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教会为了争夺会员和捐款，如角逐中的企业一般竞相夸耀自身的兴旺。

许教授确信个人主义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不仅决心要赶上自己有钱的邻居，而且显然还不得不超越他们。他们的决心是以下这些现象的基础：广告工业的追梦乐园；参与一切事务的热情；一旦发现另一个将带来更高地位或更快速的社会及经济回报的团体，就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俱乐部、社团和教会的心态；持续地从一些邻居旁边搬到另一些条件更好的邻居旁边，从一个城区搬到另一个更时髦的城区。个人主义同样说明为什么每个美国人都积极投身政治，相信所谓民主就是任何一个成年男女都具备一定影响力，每个人都有被倾听的权利，即使对方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每天都会收到两三千封建议信或劝告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幸福”，是个人主义营造的至高幻象，人们相信幸福的权利不但是一切法律之根源，更明确受到各州宪法的保证。所谓幸福是指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甚至幻想）。这必然带来不断尝试、改变和进步的压力，不然人们又怎能获得幸福和成功？它又必然带来一种观念，即改变总是好的。

许教授在研究美国人的生活时，在各个层面都看到深刻的不安全感——它来自美国人自我依赖或仅仅依靠核心家庭成员的观念。他认为，美国人缺少的是一个锚，它本应联系着比个人及核心家庭更大的存在，与相互依赖的人际网络，与家庭、家族及乡邻，乃至与过去和未来相连。美国人缺少这样一个锚，因此才不安、空虚，缺乏成就感和幸福感，才会为了那种从逻辑上看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成功而放弃家庭、信仰、事业、朋友和同志。正因为美国人缺少安全感，他们才被迫不断地证明自己——孩子们要证明自己更聪明、更强壮、更受同伴喜爱；男人要证明自己有女性无法抵抗的魅力；白人时时刻刻想表明自己远比黑人优秀。

3．

许教授以批判眼光来审视美国的个人主义，但并未错误地把它当成一种恶，更不认为它是不可避免之恶。自我依赖之中充斥着危险因素，然而无论是对个体或社会而言，它也伴随着不少优点。有独立思想的人在这一信念下不但会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更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而此种对政治（或说民主）的期待，尽管有可能失败，却比中国人在过去许多世纪里建立的任何制度都更加有效；至于平等观念，则被中国人充分运用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许教授认同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认为应由学校适应孩子而非由孩子适应学校；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固然有不少缺点，却培养出了更高比例的学者、科学家和政治家；美国人的家庭生活虽然存在危机，却提倡两性平等，鼓励年轻一代自食其力。

上述优点或许比缺点更为重要——对于美国人自身而言。但是，不受约束、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又将给美国之外的世界带来什么呢？显然，在历史转折的当下，美国人的不安全感没有体现在美国国内，而是首先表现在世界舞台上。正如它内部的每一个个体，美国缺乏安全感、竞争欲望强烈，而且极其冷酷无情。美国人必须在一切领域一马当先——财富第一、权力第一、军备第一、登月计划第一。美国体制不仅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体制，而且必须要在他人眼中成为最好的；倾向另一种体制即为叛国，任何竞争者的存在都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大不敬。美国标准必须成为世界各国的准则——包括欧洲、拉丁美洲，乃至亚洲各国。这样一来，美国理所应当成为亚洲的强权，而中国成为美洲强权或者仅仅成为东南亚强权的念头，则根本提也不要提起；美国第六舰队必须行使统御地中海的正当权利，而俄罗斯舰队统御加勒比海则完全是痴心妄想；美国军队可以在危地马拉和圣多明哥通行无阻，而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有权控制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按：于1992年解体）却要归于某种邪恶的念头。美国人甚至认为有权在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片海域引爆原子弹或投掷神经性毒剂，因为世界决意让海洋属于美国人，正如上帝决意让月球属于美国人一样。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耗尽一生在寻找安全感，却总是找不到；而美国为了获得这种飘忽不定的安全感，不惜赌上它的物质财富、社会成员及道德伦理。美国永远不可能获得这种安全感，因为它的手段不是平等、合作，而是居高临下，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在这一点上，许教授发表的观点有几分末日启示的意味。他的著作使人联想起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警告，“将强大的军队派往世界各地战场……正是西方缺少安全感的可悲的终极证明。除非社会凝聚力得到重建……没有目标的个人主义会倒向极权主义，以人民的自由交换他们渴求的决断力和情感安全。”他总结道，“美国人的使命是减少自我依赖，同时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并以此来抵制上述倾向。”

许教授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不会忽略任何社会特征都有其深刻的根源。他显然不相信美国人会用复杂奥妙的中国式互助精神来替换深入美国社会骨髓的个人主义。通过在每一细节上对比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行为，他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及民族性格提出批判。这一批判全然不同于美国人习以为常的那些批判——它不仅与旧世界的理想背道而驰，并且建议要全面修改它的模式。许教授明确指出美国及西方世界正面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惯例、标准和价值观的合理产物。它们不可能通过政治符咒，甚至内部改革而获得解决，只能通过伦理的进化而有所改善。假如许教授谈到的调整需要某些超出美国人经验的奇思怪想，这种言论不但不会带来助益，反而会让美国人感到绝望。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许教授没有就这一点过度纠缠，而只是希望美国人民摒弃过度自私的个人主义，恢复对自然资源的维护，对他的邻居及其他宗教、种族给予尊重，同时停止美国人在道德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幻想。他的建议与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宗教教义不相抵触。也许，要拯救地球和人类，美国人要做的仅仅是回归其原有的伦理精神传统而已。

亨利·斯提尔·康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

1970年于马萨诸塞州艾摩斯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