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回眸2016: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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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篇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滞涨”的原因及对策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这标志着我国已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表明我国工业投资扩张型模式支撑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正逐步缩小,迫切需要转向由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本文研究了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原因,提出了提升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

1991年以来,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无法从总产量中直接计算出来,只能采取间接的方法。本文中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测算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模型计算所得,在数值上表现为除去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之后的“残差”。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带来技术进步引起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1991—2003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入快速提升阶段,增速由-0.2%左右提高至0.3%左右。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一方面,“开放红利”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引起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带来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另一方面,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在二元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同时资本积累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新得以有效配置,促进了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第二阶段:面对各种制度瓶颈和技术瓶颈,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2004—2014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增速围绕0.3%的水平波动,未能得到大幅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度出现小幅回落;2011年之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更是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从历史发展规律看,日本、韩国等五个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均遇到过宏观经济减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滞涨”的情形。这也印证了技术进步驱动长期经济增长、追赶和减速的假说:后发经济体经济追赶的实质是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当技术实际运用效率下降以及整个生产部门中的要素投入无法按照这项新技术的要求重新配置达到最佳比例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呈低效运行。

图1-1 1991—2014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走势(%)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

二、要素配置失衡是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体现出来的。根据“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理论,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在当前我国二三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却表现为“滞涨”,表明在产业结构盲目“去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源合理配置受阻。

劳动力转移中的“逆库兹涅茨化”导致劳动力资源持续错配。随着我国劳动力结构不断向老龄化发展,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能力已不能满足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新需求。2004年,“民工荒”现象在沿海地区出现,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开始进入“滞涨”阶段。至2014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绝对量已连续三年下降。然而,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同时,我国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特别是制造业仍对劳动力保持强劲的需求。在2003—2014年期间,劳动力供给的年均增速为0.9%,而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速为4.5%。这也反映出,无论是农民工返乡,还是劳动力由二产向三产的转移,均存在“逆库兹涅茨化”现象,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持续错配,制造业部门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正不断衰减。

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显现,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的一个重要表现,即工业经济运行内部资本形成的变化,尤其是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受“刘易斯拐点”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的影响,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正逐渐显现。据测算,1991—2003年我国工业资本边际生产率基本在1%上下波动,但自2003年至今,我国工业经济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目前仅为0.3%左右。投资低效的背后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下的金融资源过度倾斜,进而导致了当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等困局。另外,资本配置效率下降还体现在资本吸纳就业能力的降低,1990年以来单位资本的就业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已从0.2人/万元下行至目前0.1人/万元的水平。

研发投入快速增长,但尚未转化形成有效的生产力。从本文的测算方式上看,最直接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为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但除此之外,其经济意义上表现出的科技性也意味着其与科技要素投入之间应具有相关性。数据显示,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01年以来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水平,在2015年达到14220亿元。经测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长之间呈弱相关性,相关系数仅为0.15。这表明我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尚未转化形成有效的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有效开发。一方面,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大量符合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技能人才,以适应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促进市场与就业的相互匹配。另一方面,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力度,通过提升人员素质实现人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是提高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加大力度并合理引导工业投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转移,化解大量中低端环节的过剩产能,提升投资效率,促进产业链升级。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完善市场准入标准,激发市场潜能,特别是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大幅提升工业创新研发的投资强度,鼓励国内企业加强核心零部件与技术的研发,突破关键共性环节的技术瓶颈。

三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从技术发展趋势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等新概念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全方位地与工业行业领域相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成为提升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作者: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