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的文化解析
赵克仁
内容提要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以《圣经》故事为基础,演绎出凄美动人的爱情传说。该传说既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做铺垫,同时又有《圣经》文本为素材,并经过无数“隐含作者”的加工,从而创作出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超级艳史。该传说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民间和官方的认同,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传说形成的原因,既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有对知识与智慧的敬仰,还有贴近先进文化的期盼。而传说中蕴涵着一种《圣经》文化现象,不仅凸显了《圣经》的文化文本性质,还反映了基督教文化中的马太效应。
关键词 《圣经》所罗门王 示巴女王 圣经文化
《圣经·列王纪》中希伯来国王所罗门与南方示巴女王之间的故事,虽叙述不多,但由于《旧约》中描述的30多位女性人物多为身份地位卑贱的女子,或以男性人物的妻子等陪衬人物出现,而描写王室级别的女性人物则少之又少,故此,对这位异族女王的记录就更引人注目,也更为中外学者关注。多年来,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之间的故事曾被演绎为一出又一出的经典传奇。而透过这一现象,我们看到后人由此演绎形成的《圣经》文化。笔者拟从文化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期冀从中找到该传说所蕴涵的文化内核及现象。
一 从故事到传说的文化演变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既有历史的内容又有创新的成分。就是说,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所罗门王会见示巴女王的故事在《圣经》中确有记载。只是原文记述着墨不多,只有寥寥数语,因而如今我们看到的很多故事细节都是后世的演绎。笔者将对这一传奇从故事到传说再到文化现象的过程进行一番梳理。
1.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希伯来人是一个不断迁徙、流浪的游牧民族。根据历史传说,希伯来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由于阿拉伯半岛以沙漠为主,所能养活的人口有限,所以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与希伯来人由于争夺绿洲的水源和牧草,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于是希伯来人离开半岛,开始了大迁徙。他们先是迁徙到现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然后从乌尔沿着两河平原向北前进,跨过约旦河,来到迦南地区,就是如今的巴勒斯坦,并希望在此定居。可惜此地并非宜居之地。在遭遇旱灾、大饥荒后,希伯来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带领族人迁居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在埃及生活了若干年后,由于不堪忍受法老的残暴统治,摩西率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经过西奈山时,上帝耶和华交给摩西一个石板,上面刻着十诫的内容,上帝要他以此约束民众。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标志着犹太教的诞生,而摩西十诫也成为犹太教的圣物。希伯来人重返迦南地区后,经过与当地民族的战争,希伯来人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国土。公元前1025年,扫罗宣布建立希伯来王国。希伯来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不用再到处迁徙。经过第二任国王大卫的南征北战,希伯来王国逐渐强大。王国的疆域北起黎巴嫩山,南至埃及边界,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达约旦河东岸,大卫王时期成为犹太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公元前973年,大卫去世,其子所罗门登基,成为第三任希伯来国王。如果说大卫的主要任务是打天下,所罗门王上台后的任务就是守天下。如何取得人心,巩固政权,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是当务之急。所罗门王被称为“智慧之王”,他最大的功绩在于用七年时间在耶路撒冷为犹太教神主耶和华修建了圣殿,被称为所罗门圣殿。摩西十诫及犹太先祖亚伯兰罕与上帝签订的契约等所有文献都被存放在一个金制的柜子里。这个柜子被称为“约柜”,是犹太教的圣物。大殿建成后,所罗门王把约柜就存放在大殿内,由犹太大祭司保管,并让犹太人供奉,从而利用宗教信仰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由于有了这座雄伟的圣殿,耶路撒冷从此成为犹太教的圣地和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
所罗门王是位才华横溢的君主。他在政权巩固之后,十分重视和周边邻国建立睦邻关系,并积极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活动。公元前10世纪,希伯来王国西面的邻国埃及沦于异族统治,国力渐衰;东面两河流域分裂成许多小国,混战不已。由此,希伯来王国成为当时西亚北非地区最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为了给王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所罗门王通过联姻、签订商约等手段与周边的埃及、推罗、西顿、赫梯、埃兰、示巴和东面诸小邦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圣经》记载的所罗门国王与示巴女王的故事,就是所罗门王与南方的示巴王国历史故事的演绎。这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又有演绎的成分,因此我们把它归于文化的范畴进行分析。
2.《圣经》对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故事的描述
一般认为,示巴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相当于现在的也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示巴位于今天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因而示巴女王就是埃塞俄比亚女王。出现这样的争论,其原因也并不奇怪。“示巴”也被译为“萨巴”,原意为“乐土”,或出产金矿的地方。示巴在强盛的时候,疆域地跨红海两岸,包括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和东非地区,因此说示巴女王是也门国王或埃塞俄比亚国王都符合史实;加上古代国家的概念与今天也大不相同,考虑这些方面,示巴女王的出身就不存在疑问了。据学界考证,示巴王国的首都位于今天也门东部城市马里卜。考古学者在马里卜郊外沙丘上发现了一处设计奇巧的建筑物废墟,据证实是公元前4世纪所建的“月神庙”。当地人把它称为“比基尔斯后宫”,而“比基尔斯”就是他们对示巴女王的称呼。
示巴女王对耶路撒冷的那次著名访问发生在公元前950年,那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国事访问。因为希伯来王国在北方兴起之后,不断向外扩张,并开始影响示巴王国的发展与经济贸易。所以示巴女王面见所罗门王,其目的有三。首先,希望解除希伯来王国对示巴王国的威胁。希伯来王国兴起后,疆域不断扩大,已经扩展到示巴王国的边界。示巴女王明显感到自己有可能是下一个被征服的目标,对此十分担忧。如果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只有与希伯来王国建立友好关系,小心翼翼,不让希伯来人找到进攻的借口;或是联合周边国家与之抗衡。显然女王选择了前者。其次,所罗门王当政期间,希伯来王国庞大的商船队对示巴王国的商业贸易形成巨大威胁。两者不仅在香料的收购、价格等方面形成竞争,而且希伯来人还试图阻截示巴王国的商路,导致示巴的商业与经济利益面临威胁。正如犹太学者纳尔逊·格卢克(Nelson Gluck)所分析的:“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访问负有一项外交使命。所罗门的商队截断了她的财源,因而她试图阻止以色列扩大贸易。”最后,示巴女王久闻所罗门国王的大名。示巴女王听说他相貌非凡,气宇轩昂,而且聪明智慧,雄才大略,因而想亲自见识一下所罗门王的风采。
《圣经》是希伯来人的经典,其中描写的主人公是所罗门王,所以经文仅强调了第三条原因,对前两条原因轻描淡写,并没有直接提及。《圣经》上说:“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王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周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列王纪上》4:29-34)显然,示巴女王也是被所罗门王智慧所吸引的列王之一。所以,《圣经》对上述前两条原因轻描淡写,也是为了凸显主人公所罗门王的智慧。此外,在《圣经》的描写中女性大多是陪衬人物,异族女王也不例外。
根据《圣经》描述,示巴女王为了会见所罗门王,不仅精心打扮自己,而且带着120他连的金子、宝石及大批香料,并在庞大的官员队伍陪同下来到耶路撒冷觐见所罗门王。在会见中,示巴女王被希伯来王国的繁荣强盛、宫廷的富贵奢华、朝政的井然有序、所罗门王的个人风采所震惊。根据原文中的描写,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王宫,见王宫“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地神不守舍”。(《列王纪上》10:5)为了验证有关所罗门王的智慧,《圣经》上称女王就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列王纪上》10:1)没想到所罗门王对答如流,“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列王纪上》10:3)女王因而被所罗门王的智慧深深折服。
关于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会见的结尾,《圣经》中只写了一句:“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列王纪上》10:13)到这里,《圣经》的记叙就已结束。但阅读《圣经》的人们仍然念念不忘,总想探究所罗门满足了示巴女王的什么要求,《圣经》没有具体说明,只用“一切所要求的”一带而过;他又向女王馈送了什么?是物品、是条约,或是默契?也没有具体描述。不过,这种简略的叙事手法正是《圣经》的写作特点之一。也就是说,《圣经》文本本身具有的简约性和开放性,有很多情节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给以后文人墨客的演绎、加工和重新编写留下余地,所以才有了后来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演绎与传说。
3.有关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演绎与传说
后人根据《圣经》中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故事,演绎出一则凄美动人的爱情传奇。根据笔者搜集发现,该传奇在学界有很多版本,但大多只是故事梗概,篇幅不大。在这些版本中,要数德国著名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在其《自然传记》中的描述较为详尽。下文笔者就以路德维希著作中的描述为基础,同时吸纳现有版本中的一些内容,阐述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之间的爱情传奇。
相传有一天,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美丽的公主用黄金和珠宝将自己装扮得美艳绝伦,她骑马来到耶路撒冷。她先前听说,那里由一位帅气而且充满智慧的国王所统治,于是渴望能够亲眼见到他。这位公主就是赫赫有名的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示巴女王。
当时,从巴勒斯坦来到也门(当时的也门也属示巴王国的管辖范围)的希伯来商人,到处购买名贵的石材,不管价格多高都将其买下,带回去送给自己的国王所罗门王,因为他要为自己崇拜的神耶和华修建一座壮观的圣殿。这一消息传到示巴女王那里,她对耶路撒冷的这位所罗门国王心生敬意。而且女王还从商人那里得知,这位希伯来国王学识渊博,充满智慧,满脑子的寓言和浪漫的故事。尤其是所罗门王利用智慧赢得女性的故事,令女王兴奋不已。
就这样,打扮艳丽的示巴女王来到耶路撒冷,受到所罗门王的接见。会见中,两人一见钟情,他们对彼此都产生了好感。但是作为一名聪明的女性,女王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她要故意吊一下所罗门王的胃口。一开始她故意疏远他,拒绝住在他的宫殿里。当他向她献殷勤时,她聪明地将话题转向一些深奥的哲学问题,所罗门王不得不开动脑筋,花整晚的时间解答示巴女王提出的种种难题。女王心里当然也明白,所罗门王从她身上想得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娱乐方式,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在解答示巴女王问题的过程中,所罗门王所表现出的睿智与聪颖,渊博的知识和修养深深打动了女王的心。她完全折服于所罗门王的学识,与他交谈简直就是一种人生享受,因为她认为自己仿佛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最后,女王离别的日子近了,所罗门王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向女王的商队慷慨地赠送了许多当地特产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礼物。示巴女王意识到所罗门王逐渐变得焦躁不安,善于讨好女人的所罗门王发现自己的聪明与才智对女王全无用武之地。因为女王把所罗门王的心思完全猜透了,一切皆在女王的掌控之中。于是她稍微放松了礼节的束缚,鼓足勇气告诉国王,如果他发誓不骚扰她的话,她可以在他的宫殿里度过最后一晚,而她也承诺将尊重所罗门王提出的“不触碰一切属于他的东西”的要求。所罗门王对她话里的意思心领神会,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吩咐厨师为女王准备一场丰盛味美的离别宴会。厨师遵照所罗门王的要求在示巴女王的饭菜中加入一些辛辣的调料,使饭菜更香。
看到东道主已经理解了她的意思,女王参加了所罗门王举办的晚宴。当晚宴结束,她和国王单独待在宫殿里时,美酒、佳肴和辛辣的调料发挥了作用。女王因口渴去所罗门王的房间找水喝,不小心触碰了属于所罗门王的水杯。所罗门王抓住机会让女王解除了誓言。女王对所罗门王说:“我情愿解除誓言,并可以满足你作为男人的全部愿望。”就这样,两人在王宫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宵。虽然离别的日子已到,但所罗门王不愿让她离开,女王自己似乎也不想离开。于是,示巴女王决定在耶路撒冷再住一些日子。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然而,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宫廷都对这件事议论纷纷。这时,女王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她决定启程。伤心的所罗门王写下了当时令他心碎的《所罗门之歌》(亦翻译为《雅歌》)。这首情诗虽为示巴女王所写,但诗中并没有提及示巴女王的名字,令后来的文人和《圣经》研究者大伤脑筋。示巴女王回国前,已经身怀六甲,所罗门王送给她三枚金戒指(也翻译为指环),说:“如果你生下一个儿子,等孩子长大了就让他戴着这三枚戒指来见我。”
回国后,女王产下一名男婴,她给儿子起名曼涅里克·伊博姆·哈金(又译埃布纳·哈基姆),意思是“智者之子”。孩子长得非常健壮,且酷似所罗门王。小男孩长大以后,继承了王位。根据母亲的吩咐,他戴着所罗门王当年离别时送给示巴女王的信物——三枚指环,来到耶路撒冷,拜访他的父王,所罗门王满怀喜悦地接待了他。这时,所罗门王年事已高,他希望曼涅里克留下继承他的王位,遭到了曼涅里克的断然拒绝,他坚持要返回示巴。在曼涅里克离开时,所罗门王送给他来自以色列12个部落的许多礼物,其中包括士兵和祭司。但是,曼涅里克刚一离开,沮丧的消息就降临到所罗门王身上:希伯来人最神圣的无价之宝——保存摩西十诫的石板和约柜不见了。随后曼涅里克宣称,跟随他的祭司瞒着其他人将摩西石板和约柜偷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所罗门王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求所有知道这件事的大祭司保守秘密。然后他亲自出马去追赶儿子曼涅里克,然而曼涅里克的队伍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那个时代经常发生的事,强盗得到了天使的保护,他们通过红海逃回了自己的城堡。事已至此,所罗门王知道约柜和刻有摩西十诫的石板追不回来了。于是,他请了一名技艺高超的犹太工匠,运用高超的复制技术,重新制作了石板和约柜。新制作的约柜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除了当时的祭司,没有犹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从那时起,希伯来人崇拜的摩西十诫和神圣约柜就已经是一个赝品了。
以色列史学家阿巴·埃班(Abba Eban)在其《犹太史》中,重复了《圣经》对约柜的记载,也描述了示巴女王会见所罗门王的情节。他对后来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引用了犹太史学家纳尔逊·格卢克的观点。格卢克模糊地写到,示巴女王用“贵重的礼物和她的美色诱使所罗门签订一纸贸易条约”。不过,这仅代表以色列和犹太史学家的观点。一般的史学家都认为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爱情属于没有任何依据的杜撰。然而,普通民众对此倒信以为真,并很欣赏这种演绎。
在阿拉伯和希伯来民族的其他传说中,还有许多关于示巴女王的神秘故事,而她也被赋予了比基尔斯、西比尔(希腊传说中的预言家)等这类神圣人物的名字。甚至还有传说记载她得到了神谕,得知基督十字架的下落。埃塞俄比亚人对此传说至今仍深信不疑,并且在教堂的墙壁上绘制了百余幅与此主题相关的图画。如今,这些壁画在巴黎和伦敦得以印刷出版,并在国际上广为流传。从绘画中我们得知,最初的图画中所罗门王与情人示巴女王是分床而睡的,后来的画师将他们二人画到了一张有些现代风格的床上。
4.埃塞俄比亚人对此传说深信不疑
如今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早在公元13~16世纪,阿姆哈拉人就建立了强盛的阿比西尼亚王国,而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名在1941年才开始启用。“埃塞俄比亚”是希腊语,意思是“被太阳晒黑的人民所居住的土地”,它是古希腊人对东非这块土地的称呼。它的另一个名字“阿比西尼亚”源自阿拉伯语,意思是“混血种人”。埃塞俄比亚人坚信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认为他们就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后代,并以此为荣。他们相信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儿子曼涅里克一世(MenelikⅠ)是“万王之王”,并在埃塞俄比亚开创了阿克苏姆王国。
由于上述传说,埃塞俄比亚当地教会宣扬《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的圣物——约柜,经过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裔曼涅里克运至此地,而且就珍藏在本地的教堂中。这也就是说,阿克苏姆是约柜最后的安放地。安放约柜的这座教堂名为圣玛丽教堂,始建于公元372年,是一座具有五个侧廊的长方形大教堂,被视为全埃塞俄比亚最神圣的地方。据说,它是为了存放神圣的约柜专门修建的。16世纪20年代,一位名为阿尔瓦雷兹的欧洲人参观圣玛丽教堂时,金色的约柜还保存在这座古代教堂的内殿里,而教堂的石碑上记录着埃塞俄比亚版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爱情故事以及其独生子曼涅里克的传说。16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阿赫迈德的人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当入侵者的军队逼近的时候,约柜被迫转移到其他地方。100年后,整个埃塞俄比亚又恢复了和平,约柜也被放回了重新修建的第二座圣玛丽教堂,并一直保存在那里,直到1965年海尔·塞拉西皇帝下令将它转移到一座更为安全的新的礼拜堂里。而这位皇帝也宣布自己是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儿子曼涅里克的第225代后裔。
海尔·塞拉西的这一做法显然是利用古老的传说为自己寻找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及宗教上的正统性。虽然“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逐渐退出发达国家的政治舞台,然而在非洲这样的贫穷落后地区,宗教仍大有市场。尤其是埃塞俄比亚这种基督教和犹太教信徒众多的国家,塞拉西皇帝宣布自己与犹太人的祖先有血缘关系,可以提高其政权在民众中的认可程度。根据当地传说,因为曼涅里克不愿继承希伯来国王的王位,所罗门王只好给他涂上继承王权的圣油,放他回埃塞俄比亚,并立下只有哈金(哈基姆)的子孙后代才能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约法。哈金回到埃塞俄比亚后,便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国王,称曼涅里克一世。从此,他的后代继位时都要举行一番庄严的仪式,宣誓他们的王权来自所罗门王。1928年,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在登基仪式上曾庄严宣布:“我是大卫、所罗门、埃布纳·哈基姆之嫡裔。”1955年埃塞俄比亚颁布的新宪法第二条中写道:“海尔·塞拉西国王系不间断地传自埃塞俄比亚女王,即示巴女王和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的儿子曼涅里克一世的朝代……”这些都说明埃塞俄比亚一直以示巴女王的后代自居。根据这一传说,欧美一些电影公司拍摄了数部影片,如《谜中谜二:示巴女王》《示巴女王的女儿》《寻找失落的约柜》等,这些电影在国际上广为流传。
而对于埃塞俄比亚人坚信这个传说的原委,笔者经过收集整理,将学者找到的证据归纳为四点。其一,他们认为埃塞俄比亚境内存在较多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追溯历史,埃塞俄比亚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远早于其他欧洲国家,其源头可能与这段传说有关。其二,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语言与古希伯来语十分近似,这也被认为是示巴王国受希伯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其三,《圣经》中所罗门王的作品《雅歌》中有暗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雅歌》1:5-6)《雅歌》被认为是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之间的情话,因为希伯来人是白种人,并不喜欢把皮肤晒黑,而示巴女王来自东部非洲,被认为是黑皮肤的美女。其四,埃塞俄比亚皇族确有白人血统。不过这些所谓的证据,笔者认为至多只能作为旁证。
二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形成与流传的原因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关系从故事演绎为传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以计数的匿名人士参与了作品的加工修订,这样的作者被文学界称为“隐含作者”,而该传说就是典型的隐含作者的作品。在这一作品形成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素和社会经济原因。
1.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首先,从基督教伦理来看,基督教文化推崇一夫一妻制,强调夫妻是在上帝面前结合的;其次,基督教文化也特别强调爱情,歌颂爱情。那么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行为,从基督教伦理看来是偷情,是有违伦理的行为。然而,从世俗的角度看,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行为则可称为因爱生情。从学术上讲,爱情可以分心理学上的爱情和生物学上的爱情。而在伦理上,爱情仅仅是婚前选择准备的过程。但是历史往往不是这样,真正的爱情伦理观与婚姻伦理观,以及现行的爱情婚姻伦理观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爱情伦理观可以允许男女直接追求一生一世的忠诚关系,而不需要通过婚姻维持。传说中的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爱情关系也是超越了国界、跨越了民族的;民间作者在该故事创作中则刻意去掉了政治、经济,甚至契约,而是将其描述为一种理想、崇高的爱情。
爱情伦理关系缘自情感又超越情感,它的产生意味着两人的关系是神圣的。在古代史上,宫廷中的爱情往往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如通过联姻维持两国关系友好的情况。在此,婚姻往往成为一种外交手段,其目的是为政治服务。而真正的爱情往往却被权力所压抑。像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这样,身居高位的男女要追求真爱,在那个年代真是天方夜谭,只有在传说中才能虚构出来。作为国王,国家利益的考虑是第一位的,权力的欲望压倒一切,宫廷爱情往往是权力的附属品。而民间作者对这个故事的叙述,略去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只描写爱情,可见人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爱情传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中反映了人们对爱情的渴望。
2.传说反映了人们的崇智观念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民族。这一观点的依据就是希伯来《圣经》,而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故事就是其中崇尚智慧的事例之一。在这个传说中,所罗门王的智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所罗门王回答示巴女王提出的难题。从示巴女王的反应看,她对所罗门王的回答十分满意,并被所罗门王的知识与智慧所折服。第二,所罗门王在女王提出不许骚扰她的要求后,进而也提出女王不许触碰属于他的物品,这一要求比女王的要求高出许多。第三,在自己与女王的关系被察觉后,所罗门王能当机立断地处理各种问题。女王怀孕后,宫廷内外议论纷纷,他能果断摆平各种关系,保住自己的王位;在约柜丢失后,所罗门王当机立断,一面要求大祭司保守这一秘密,一面派人连夜追赶;在无法追回的情况下,他寻找能工巧匠,秘密制作了一个新的约柜,这些都表现出所罗门王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过人的智慧。
再说示巴女王。女王怀着对知识的崇敬、对智慧的渴望以及对所罗门王的好奇,来到耶路撒冷与所罗门王会面,这表现出她尊重知识、崇尚智慧的一面。在会见中,女王沉着冷静,利用智慧与所罗门王周旋,直到离别日子临近才住进所罗门王的宫殿。崇尚和运用智慧本是犹太民族的特点,一位异族女王也能如此具有远见卓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笔者对传奇中的描写是持怀疑态度的。笔者认为女王会见所罗门王,政治与经济目的应该是首位的。
3.传说反映了人们贴近先进文明的愿望。
文明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包括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其观念形态。世界各民族都创造了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的文明,如灾难深重的希伯来民族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希伯来文明,古老的希腊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这两大文明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两大源头。笔者认为,两者对基督教文明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犹太人创立的希伯来文明。而希伯来文明的核心是犹太教,犹太教的核心思想则来源希伯来的经典《塔纳赫》。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并称希伯来圣经为《旧约》。早期基督教徒也多来源于犹太教信众,他们读的是同一本希伯来文《圣经》、咏唱的是同样的赞美诗篇、共同遵守的是犹太律法和安息日,可见希伯来文明对基督教文明影响程度之深。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1096~1291),欧洲基督教国家编造了一个传说,说远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Prester John),同他结盟有助于反抗伊斯兰教。1490年,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德·科维尔汉姆(Pedro de Covilham)航海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发现东非的阿比西尼亚是个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于是他们认定阿比西尼亚皇帝就是传说中的约翰长老。当时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勒布纳·丹加尔(Lebna Dengel)去梵蒂冈拜见了教皇,希望联合对付穆斯林,但回国后才收到教皇的答复。教皇用拉丁文给他写了一封字体优美的回信,这封信对于阿比西尼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教皇明知阿比西尼亚没有人懂拉丁文,这显然是对阿比西尼亚人的侮辱,双方因此不欢而散。更令阿比西尼亚皇帝不能接受的是,教皇竟然将拜占庭境内的一座教堂赐予了摩尔人,此后这座教堂便被称为“摩尔人的圣斯特凡诺”(Santo Stefano)。后来,去耶路撒冷的阿比西尼亚朝圣者听说,当时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是葡萄牙王国。因此从1520年起,阿比西尼亚就和葡萄牙建立了关系,但双方最初的接触并不愉快。阿比西尼亚皇帝决定访问这个最强盛的基督教国家,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之力抵抗穆斯林入侵。当他率领装扮一新的代表团来到葡萄牙王国的宫殿时,国王竟然转过身子,背对着他们这群“黑人”。葡萄牙国王不相信他们是基督徒,因为阿比西尼亚人信仰的基督教是埃及科普特派,与他们的教义大不相同,双方最终不欢而散。这些事件对阿比西尼亚人刺激很深。实际上,西方基督教会也是近代才开始接受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人信徒。
三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的深层文化内涵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变,经久不衰,除了上述原因,其背后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该传说是典型的圣经文化现象
首先,《圣经》文本具有开放性。“从《圣经》文本的角度而言,其不断被诠释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与含混性。如此,经文是开放的,为我们留下了众多想象的空间。”正是《圣经》文本留下的众多想象的空间,使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能够被创作出来。梁工先生在其著作中认为,《圣经》的文学品质之一就是“虚构”,既然《圣经》的很多内容都是虚构的,那么以此为基础对其再次进行虚构加工,应该被看作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行为。其次,对《圣经》进行开放性诠释这一做法,历史较为悠久。在《圣经》研究的历史上,犹太人斐洛将希伯来语《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本。这种翻译,本身就包含着对原文的创新与改变,并开辟了《圣经》变译的先河。而奥利金提出的寓意解经法,正式开始了对《圣经》的开放性诠释。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使后世学者敢于在《圣经》文本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圣经》故事情节进行演绎、杜撰、编译和加工。根据梁工先生的介绍,仅在20世纪第三世界的《圣经》诠释法就有“象征性解读法”、“下层解读法”和“整体解读法”等。《圣经》诠释学的发展,以及对《圣经》的多元诠释也是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出现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开放性的文本和对其进行多元诠释传统,这一传说是不可能被创作出来的。正是根据以上两点,加拿大《圣经》学者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将《圣经》视为“伟大的代码”与“神力的语言”。《圣经》独特的文化代码与可不断复制的魔力般的语言,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几千年来,《圣经》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也不断被重新解读。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不断地演绎、批判,或被改写成各种语言的译本,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圣经》文化。到目前为止,研究《圣经》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被改写的《圣经》作品浩如烟海,其文字数量远远超过《圣经》本身,而这些特点正是《圣经》源远流长的原因。
2.该传说凸显了《圣经》的文化文本性质
首先明确什么是文化文本?按照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文化文本所包含的不仅有书面的文本,也包括口头的文本,即口传文学。两者综合起来,就是阿斯曼所谓的“文化文本”(Kulture Texte),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圣经》不仅是神学、历史和文学三维性质的文化文本,还可以被视作此类文本中的典范。它包含着超越时代的真理,并与集体身份认同的保障功能相连。同时,《圣经》以其形式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它不像小说那样依靠故事情节的起伏吸引读者,读者也非为了娱乐或者获得情感体验才阅读它。作为文化文本的《圣经》享有被注释的特权,人们通过不断地阅读、改编、注释、解读,使其内容变得日渐丰满。《圣经》风格简约,字句凝练,叙述中存在很多空白,这种叙事风格使不同读者得以通过想象对圣经文本上的空缺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填充,由此形成以它为灵感源泉的多种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原始文本中有限的文字不仅得以扩展,而且能够反映最新的现实生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和班杨的《天路历程》等,都是以《圣经》为蓝本而进行创作的。
同样,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以《圣经》内容为基础,加上“隐含作者”对其进行演绎、加工,从而创作出新的作品。从逻辑上看,该传说与西方作家以《圣经》为蓝本创作的其他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完全符合文化文本的创作规律,同时还能代表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由于流传已久,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也成为埃塞俄比亚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作品,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所描述的文本是否符合历史真相,而是仅将该传说视为文化记忆的现象,其目的在于强调“文化借助于重构过去而塑造的一种身份”,关注的是过去与现在的相互关联。而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现在已经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融入埃塞俄比亚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之所以如此,既与《圣经》的文化文本性质有关,也与埃塞俄比亚有着众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信众的群众基础有关。否则很难想象,在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度竟会流行这样的传说。
3.该传说蕴涵着基督教文化带来的马太效应
基督教史,在历史上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中世纪欧洲的主流文化,基督教曾统治欧洲长达一千多年。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这一名称来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讲完一则寓言后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13:12)而马太效应与二八定律类似。马太效应说明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在现实中指每获得一次成功,就会产生累积优势,使之拥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更卓越的成就,所谓一步领先则步步领先。由此看来,某种文化一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取得优势地位,便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产生马太效应。这实际上不利于构建和谐多元的世界,不利于文明之间的对话。对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笔者主张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而非对抗。笔者深信,在人类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求同存异是不同文明对话的前提,同时也坚信在文化方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这一定律。
综上所述,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是以《圣经》故事为依托的文化现象。《圣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由于其文本的开放性、诠释的多元性以及文化文本的性质,人民大众创作出这样的传说完全符合学术上的逻辑,并应将它与其他西方作家以《圣经》为蓝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视作具有同等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由此,我们应该帮它甩掉“杜撰”的帽子,将其回归文学创作的本位。西方作家模仿的《圣经》作品,如班杨的《天路历程》为什么没有被看作杜撰的作品,因为人们已经知道它本身的文学属性。而将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称为“杜撰”,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的评判。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去评判它,对其信以为真,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本来就属于文化的范畴,为什么非要用历史学科的标准去衡量呢?还有人对它进行历史考证,并认为其实质就是埃塞俄比亚的《水浒传》,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如果这样理解,恐怕就没有人可以对它说三道四了,也使得这一传说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至于埃塞俄比亚人民对它信以为真,这也是因为该传说已经融入了埃塞俄比亚的文化传统,成为民族和集体认同的组成部分。此外,在历史无法解释清楚的地方往往代之以传说、神话等。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可能离现在更近了一些,大概一般人认为这个时候的历史应该很清楚了,不应该再用神话传说来替代。其实不然,别说古代,就是近现代史中仍有很多历史谜团,在这些谜团未被解释清楚之前,也会出现各种流言与传说。
总之,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既有历史的铺垫,又有《圣经》记载为依据,同时也有民间作者的想象与演绎。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历史,其文学和文化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不过,这段传说已经深深影响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并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城及其示巴女王的传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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