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时期农民启蒙研究的基本框架

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和有条理地对新时期农民启蒙进行历史和逻辑的梳理，我们首先需要对“新时期”这一概念进行厘清，从而界定我们研究的历史跨度。然后从人的存在之维和启蒙的展开之维出发，论证为什么要从理性、政治、道德、审美四个方面梳理新时期农民启蒙。

1．“新时期”的历史界定

关于“新时期”的界定，现在理论界、思想界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根据徐庆全的考察，1978年6月5日通过的《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中，使用了“新时期文艺”的概念，“新时期”一词由此滥觞。虽然徐庆全批评“新时期”这个概念，“不符合十一大报告表述的原意”；被广泛运用，没有考虑到历史延续性这个问题；其所包含的“新”之内涵也讲不通；并且，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什么时候是其截至呢？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不论在理论界、学术界，还是在日常的话语中，这个词自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如此，当“新时期”不仅仅是作为概念，而是作为历史时期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的时候，就“携带着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浓厚历史意识”，承载了太多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新时期’开端和终结的具体时间的分歧，充分地显露出这一曾经被视为具有广泛‘共识’的历史时段，其历史统一性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不言自明”（贺桂梅，2010: 14）。因此，从学术研究严谨的角度而言，对“新时期”这一概念的界定与运用还是要慎重对待的。

高瑞泉教授在《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一书中，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将从“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界定为“转折时期”，并且提出，“‘新时期’以来的各种争论，综括起来，可以集中为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的延伸”（高瑞泉、杨扬等，2008: 2～3）。可以说，“如何实现现代化”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贯穿始终的一个时代主题。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使用“新时期”这一概念，“新时期”即指改革开放直至今天的历史时期。这样的界定，赋予了“新时期”实然存在的从封建走向民主与科学、从迷信走向思想解放、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转型意蕴，正如有学者所讲到的，“现在回头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至今的这段历史，如果真要用个词进行概括，我倒以为用‘转折年代’这个词或许更准确一些。‘转折年代’嘛，只是说明我们历史在转型。既然是转折，那就有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同时也是新旧体制冲突的过程。30多年的历史，我们都一直处于这样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转折年代’不仅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甚至还任重而道远，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徐庆全，2011）。

“新时期”这一概念在一种经典的现代性想象和修辞方式中承载着国人太多的现代化向往。既然“新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又必然与启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新时期与启蒙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实际上，启蒙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时间里，随着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大转型，农民启蒙在实践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的主体性已然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我们界定的农民启蒙的概念和框架内，着眼于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得与失，对这近四十年来的农民启蒙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期为当前推进农民启蒙寻求经验和教训，提出更好的建议和对策。

要梳理新时期农民启蒙的发展历程，我们自然地以时间发展为经线来进行梳理。按照高瑞泉教授的讲法，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潮几乎每十年即一变”，我们也以此来探究新时期里农民启蒙在不同时期的面相。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我们的研究对象会有所不同，比如，20世纪80年代，界定“农民”还相对比较容易，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乡村务农的人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多，我们的触角也开始延伸到农民工这一群体；21世纪以来，随着农民群体社会状况的日益复杂化，我们的研究对象已经涵盖了在乡农民、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农民工等。当然，在本书不同的章节的论述中，我们会随着研究的需要有所侧重。但站在真正的农民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是我们一贯的宗旨。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对待研究对象的方式之中。我们寄望于将自己融入农民群体的命运之中，将自己的心灵贴近这个群体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从农民的视角捕捉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所经受的断裂之痛，探究他们的灵魂轨迹。

要真正剖析新时期农民启蒙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命题，确定了以时间为研究经线是不够的，还需要合理设定研究的相关维度，才能够立体呈现新时期农民启蒙的全貌。我们拟从理性、政治、道德、审美四个维度来建构新时期农民启蒙的分析框架，冀图全方位地展示农民启蒙在新时期的发展变迁。对于新时期农民启蒙面相的梳理和呈现，之所以选定理性、政治、道德、审美这四个维度，是基于人的存在之维和启蒙的展开之维两方面的考虑。

2．农民启蒙何以是四个面相

首先从人的存在之维谈起。

启蒙的目标直指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本身又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正如杨国荣教授所言：“自由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境遇，自由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也逻辑地指向人本身。”（杨国荣，2005: 30）因此，从人的存在之维（境遇）来探究农民启蒙的面相，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的逻辑源头。

从人的存在而言，不论在个体的层面，还是在类的视阈，都呈现为一个追求与走向自由的过程。“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和飞跃，都可说是由必然之域奔向自由之域总过程中的环节。而每一个飞跃都包括两个方面：在物质方面是趋向自由劳动的进步；在精神方面是趋向以发展人类本质力量（知、情、意等）为目标的‘真正自由之域’的进步。”（冯契，1996a: 58）而在不同的领域，自由具有不同的内涵。冯契先生指出，在认识论领域，自由就是体现理性精神的真理性认识在改造世界和造就自己的过程中作为理想得到了实现；在伦理学领域，自由是出于理智上的自觉和意志上的自愿在社会行为中遵循当然之则，实现善的理想；在美学领域，自由就是在“人化自然”中直观人自身，获得自由的美感，实现审美理想。与认识、价值（政治与道德）、审美的本体论之维的敞开相应，真、善、美的统一获得了形而上的根据，而人的存在本身的具体性、真实性则不断得到确证。因此，人追求与走向自由的过程就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这种追求首先诉诸理性精神，在理性的支撑下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并进而遵循社会的当然之则（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完成善的实现，最终在自身所创造的价值世界里获得审美的愉悦，通达自由的目标。

具体而言，人的存在首先涉及的是认识论。人生来无知，神秘的自然万物以及自身生存艰难的窘境，激发了人认识自然世界的欲望与勇气。如何认识世界呢？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 54）认识始于实践，由此便产生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矛盾，从而也就构成了认识论中最原始的基本关系。冯契先生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提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辩证统一的，具体展开为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具体而言，人正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生成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就将世界之真用之于现实世界的改造，即冯契先生所谓“化理论为方法”，将得自世界之真还治世界，从而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化理想为现实。同时，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化理想为现实的过程中，推动着人把握现实之道（认识世界）的自我主体意识的逐渐形成，逐步体认天道、人道和认识过程之道，从而凝道成德、显性以弘道，成就自己的德性自由，即所谓“化理论为德性”。正是在“真知”与“真人”的互动中，人不断地揭开真实世界的面貌，通过“化知识为能知”，将知识融入于人的存在过程，并在不同的层面（方法和德性）上改变着人的存在，提升着自身的存在境遇。因此，认识与人的存在关系不仅在于“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而且在于“有真知而后有真人”。人正是在不断探究世界之真的过程中成就了自己的真实存在——德性之智。只有拥有德性，才被看作是人，或者说，德性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

那么，人的德性究竟是指什么？如何成就人之德性？关于这样的问题，在中西哲学家那里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善，德性之成就或完成就是善之完成。就此而言，人在理性指导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目的就在于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德性，达到善的目标。丁耘教授的研究指出：“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指向善，这正是古代理性观的血脉所在。”（丁耘，2014）理性的善的指向将人导向政治、道德、艺术等领域，最终直指以真善美为理想和信念的自由人格。“善何以必要”与“人的存在如何可能”的两重诘问首先将人的存在引向政治领域。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1965: 7）人只有通过城邦共同体，其德性之善才能最终完成。换言之，人按其本性必然要求过政治生活，所谓政治生活其实就是共同体生活。人不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认识世界所获得的理论知识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如何应用这些理论知识改造世界乃是以实践为目的的。为达到实践的目的，必然要求共同体成员的合理的行为。那么，政治其实就是共同体成员进行实践行为的合理规范，政治学就“属于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以最高善为对象的科学”（亚里士多德，1994: 1094）。政治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善，它是人的存在的实现，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政治借助于法律和契约，为人在实践中处理共同体与个人、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合法性与道德性、秩序与暴力之间的矛盾提供基本的准则，从而使人的交往性存在成为可能，使个体自身完善，使社会达到统一。因此，政治既以人的存在（社会存在）为根据，又为这种存在提供了某种担保。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政治从一个方面为人因角色、地位、利益等产生的分化提供根据和担保，使人在紧张、排斥、对峙中有秩序的存在。

“善何以必要”与“人的存在如何可能”的诘问，进一步将人的存在引向道德领域。历史地看，人的存在包含着共同体（类或社会）与个体两重向度，通过在共同体的层面制约生活秩序、社会治理、体制系统，以及在个体之维作用于自我的统一和境界的提升，道德为人走向具体、真实、自由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前提。人在道德领域的存在形态，一方面表现为善的理想，即普遍的道德规范（系统），另一方面也通过人的实践展开为现实的社会生活，转化为善的现实。“作为道德的具体内容，善的理想与善的现实总是指向人的存在，并通过制约内在人格、行为方式、道德秩序等，具体地参与社会领域中真实世界的建构。”（杨国荣，2005: 26～27）如果说政治是为人的分化提供担保和根据，那么，道德则通过提供共同的伦理理想、价值原则、行为规范等将社会成员凝聚起来，让他们以一种不同于紧张、排斥、对峙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即为人的“分化的存在走向统一提供根据和担保”。这样，以人的存在为指向，道德也改变、影响着人的存在本身。行为之善，往往以合乎一般的道德规范为条件；德性和人格的培养，也需要普遍道德规范的引导；合理的人生，同样离不开一般的道德准则，即人在存在过程中“应该做什么”“应该成就什么”“应该如何生活”，都离不开道德的普遍规范。

人的存在对于善的追求，最终目的在于自由的实现。这一目的最终在审美领域得以直观呈现。“人生理想的实现通过人的活动，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象化，使人能够从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的力量，这就是审美活动的自由。”（冯契，1996b: 245）就人的存在而言，审美的核心是通过人自身的整合以及在经济、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的发展而走向完美的存在。审美不仅体现了、表达了人的价值理想，而且蕴含着对人的存在的完美性追求。当劳动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刺激着人的存在由同一趋向于分化，威胁着人的存在的整体性的时候，审美为克服人自身的分离、走向完美存在提供了根据和担保。就人的存在与审美的关系而言，审美过程以在价值成果中直观自身本质的方式确证了人的自由本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存在正是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以真为开启，然后以真致善、以美储善，最终指向自由的存在。李泽厚先生指出：“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实即从‘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来看‘美’诞生。……一方面，‘善’得到了实现，实践得到肯定，成为实现了（对象化）的‘善’。另一方面，‘真’为人所掌握，与人发生关系，成为主体化（人化）的‘真’。这个‘实现了的善’（对象化的善）与人化的真（主体化的真）便是‘美’。人们在这客观的‘美’里看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到自己实践的被肯定，也就是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或看到自己的理想（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就是看到了生活或‘应当如此’的生活），于是必然地引起美感愉快。”（李泽厚，1980: 161～162）正是在实践生活中，人的存在通过真善美的相互作用，分别在理性、政治、道德、审美等几个维度得以真实具体的呈现。“作为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存在形态，美并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现象，它与真善相互关联。宽泛而言，美与真善都涉及价值领域；以人的价值创造为共同指向，美与真善本质上难以分离。”（杨国荣，2005: 212）当我们把人的存在具体落实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时候，新时期农民的现实存在也必然沿着理性、政治、道德、审美的逻辑进路，实现农民启蒙的发展与变迁。这就构成了我们从理性、政治、道德、审美四个维度梳理新时期农民启蒙的第一个理论依据。

其次，从启蒙的展开之维谈起。

通常意义上的启蒙是就思想层面而言的，思想是启蒙的先导。然而，在启蒙实践中，启蒙不仅仅表现在思想层面，还更多地展现在人们的具体行为中。换句话说，是否启蒙了主要是依据现实中人们的行为表现。而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不外乎是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和审美行为等。因此，理性主导的思想启蒙在现实中就展开为启蒙的经济面相、政治面相、道德面相和审美面相。下面我们分而论之。

理性是启蒙最基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我们再回到康德的经典名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在这里，康德主要强调的关键词是勇气，其次才是理智。于康德而言，勇气不是激情，而是“基于原理与德性。理性在这种情况下给予果敢的人以自然有时拒绝给予他的坚强”，且真正的勇气只能“通过理性唤起”。换言之，“启蒙首先诉求的，是人的理性而非理智。不经他人引导运用理智的前提，是理性的自我唤起”。由此，所谓启蒙就是人的理性发挥自己的力量，所谓农民启蒙就是农民的理性自主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勇气作为运用自己理智的保障，是要通过理性激发和唤起的。所以，农民启蒙的先决条件是理性，是理性对农民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的激发和唤起，它能够使农民战胜怯懦和懒惰，勇敢地走出“不成熟”状态。

这里需要澄清理性与理智的关系。在康德哲学里，理智与知性相仿，仅指科学理智，是人运用概念和范畴进行判断、推理的认识思维能力，至多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理性乃是人类生活的“整个空间”。丁耘的研究指出：“康德对于理性、德性、勇气等的教育特征的描述和判断力相同，而不同于理智。如此，理性属于特殊的天赋才能，既非人人现成拥有，也非学校教育可以弥补。”（丁耘，2014）在康德那里，人人拥有的理性并非简单对等于“纯粹理性”，甚或说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概念。如果说纯粹理性属于先验哲学，那么人人拥有的理性则属于人类学以及关于人这个物种的发展可能的历史哲学。而后者进一步牵涉人的法权、政治、道德与教育问题。康德提出，人是大地上唯一具有理性的受造物，理性会在人身上充分地发展出来。但这种充分发挥，“只能是在全物种的身上而不是在每个人的身上”（康德，1996: 4）。质言之，康德认为理性必定通过历史代际的传承、启蒙而发挥。恰恰因为理性只是一种尚未完全具备，而应该具备的能力，所以在理性未能在每个人身上充分发挥出来之前，启蒙才显得必要。

由此而言，农民也具备理性的能力，但这种能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农民启蒙就显得必要了。一方面，我们承认理性是农民应该具备但没有完全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农民身上还未能充分地发展出来；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充分地发展农民的理性能力，就必须依赖启蒙。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政策的松绑、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理性逐步得以发挥，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因而被激发和唤起，农民启蒙逐步展开。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农民开始突破所谓封建迷信的迷雾以及传统农业生产经验和模式的桎梏，敢于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带给他们的冲击，开始科学地进行自己的生产，尤其在科技下乡政策的推动下，农民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呈现为农民启蒙的理性面相。

然而，现实中导致个体不敢运用自己理智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制度、体制、环境、文化的限制与束缚。在理性的自我唤起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开始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审视、反思自身所处的政治生活，开始对给自己的自由造成限制和束缚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与抗争，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演进，为社会成员追求自由提供更为合理、宽松的政治环境。由此，农民启蒙的逻辑进路自然就从理性进入了政治层面。在新时期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逐渐完善和逐步推进，农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参与也在理性的护佑下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和束缚，农民正逐渐实现着从村民、臣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呈现出农民启蒙的政治面相。

政治启蒙上的突围，直接牵涉到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信仰的变化。在新的政治规制之下，道德的善与恶如何重新界定？善恶的评价标准是什么？道德规范制定的依据、原则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引导启蒙走向道德领域，关涉到个体价值观念的改变。当传统的道德接受了理性法庭的审判之后，如何在理性原则的主导下重建社会以及个人可以遵循、应当遵守的各项规则就成为启蒙所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辐射到农民启蒙，展现为农民对传统既有道德规范的突破。然而，在道德领域，理智却与道德并不必然地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启蒙的精神》一书中就指出：“自主的渴求使得认知摆脱道德的监管，对真的追求脱离善的需要。这种需求被发展到极端，过分地膨胀了自身的欲望：现在正是认知意欲规定一个社会的价值。”（茨维坦·托多罗夫，2012: 43）农民自己运用理智有可能带来认知摆脱道德监管的风险，可能出现追求“真”（科技）脱离了“善”（价值）的需要。农民勇敢地运用理智却逸出道德规范，带来的不是社会道德的线性发展，而只可能是道德滑坡的恶果。新时期以来，农民一方面逐渐摆脱传统依附性道德的束缚，确立了现代性的自我，促进了传统道德的变迁；另一方面，又因过分膨胀的欲望，使其对利益的追求摆脱了道德的监管，构成了对道德的挑战甚至是破坏。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农民启蒙，在道德领域里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复杂的面相。

启蒙的最终目标直指自由，而自由最终彰显在审美领域。在现实中，审美服从理性观念，表现道德理想。康德认为美学是联合认识论和伦理学、现象界和道德界、感性和超感性的桥梁，审美判断力是知性（纯粹理性）和理性（实践理性）之间的过渡环节。席勒指出：“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只能承受自然的力量，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力量，而在道德状态中他支配着这种力量。”（席勒，1984:39、116、121）审美不仅是使人上升到理性的必要的条件，而且是人的理性能力充分发挥的最终指向。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智在经济、政治、道德等领域中不断地进行批判与突围，最终达致审美领域，从而享受自由的乐趣。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逐步推广，农民逐渐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始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日渐发达、物质产品的日渐丰富、精神文化的日益丰富，也为农民审美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不论是在走向崇高的劳作审美中，还是在摹状城市的日常生活审美中，即便是在趋于多样性的娱乐审美中，农民的审美活动也更加趋于自觉了，审美视野逐步扩大了，审美境界也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然而，由于审美的特殊性，农民启蒙在审美领域所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面相。

以上我们从启蒙的展开之维探讨了农民启蒙的四个面相何以成立，以及它们在农民启蒙中的逻辑关系。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将农民启蒙分作理性、政治、道德、审美四个面相进行梳理，只是为了研究上的便捷，以能条分缕析地探究新时期以来农民启蒙的实际状况，然而在农民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面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面貌。

以上观点划定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我们的研究以新时期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体现于其中的思想观念为考察对象，以新时期的历史变迁为主线，以厘清理性与启蒙、政治与启蒙、道德与启蒙、审美与启蒙的关系的理论探讨为基础，以理性面相、政治面相、道德面相、审美面相为分析框架，考察和分析新时期中国农民启蒙的逻辑演进，探究其中的得与失，从而为推进当前农民启蒙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