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人类学”：划分与联合

社会科学界对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对农民力量的殷切期许而来，又在等待和失落中逐渐淡去。或许正如已有的研究所指出的，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典型的小岗故事原本就是一个建构的结果，真实小岗与作为符号的小岗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太多的差异（赵彗星，2007）。如果我们只将小岗视为一个文本，会发现从饥饿的驱动开始，到生存温饱得以解决结束，故事的着眼点始终是农民，国家层面的力量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形象。但若我们跳脱出这种小岗叙述的模式，而将这种叙述看作变革过程本身的产物，就会发现国家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议题。已有的研究虽然也提到国家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将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没有注意处在各种力量对比和复杂利益关系之中的国家也会分化为不同的部分，各自有其行动的压力和边界。

借鉴米格代尔对国家层级的划分，本书认为处于集体化末期的中国存在着类似的四个层级——这种层级上的划分并不对应着国家政权结构的实际层级划分（如大队、公社、县、省、国家等），而是指国家力量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四种片断，各个层级之间并没有截然清晰的区分和界限。例如，公社一级的干部，如果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更多的认同其乡土社会身份，那么相对于更高级别的国家官员就可以被视为基层干部；但如果其更多的认同国家规范制度，则可以归入科层制官员的层级。

在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治理的地基处，也就是第一个层级，是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注意到的基层干部（Cadre），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乡土社会的一员，与农民发生面对面的日常接触。基层干部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构成了国家支配关系中相对独立的村庄共同体。第二个层级是弥散在公社、区、县等各层级的科层制官员，他们更多的受到科层制结构和国家规章制度的限制。第三个层级类似于米格代尔提出的各中央职能部门，在集体化末期的中国，对国家发展方向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在影响国家的高层决策过程中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国家的第四个层级，也就是国家的最高层级是国家政策制定的最高决策点，也是米格代尔意义上国家形象和符号的代表。

图2－1 国家层级中的划分与联合

在下文中，我们希望通过安徽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过程中三个典型村庄/地区的材料，再现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的历程。这既非单纯的农民自发或国家发动的过程，甚至不能简单地用农民和国家力量的结合来概括（李培林，2005）。相反，正如图2-1所揭示的，这是一个国家不同层级作为具有相应行动能力和界限的行动者，面对社会以及国家其他层级之间相互影响、牵制、妥协和博弈的行动过程。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相互羁绊的权力网络中，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行动，而必须是一个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的政治学更加关注精英政治，也就是最高决策点和国家各种不同意见/派别之间的互动模式，那么本书更加关注的显然是这一权力网络中被传统政治学所忽略的那些环节，如村庄自主性与外部权力关系的对比；国家的改革派立场如何越过科层制隔阂，直接与处于权力网络底层的村庄发生关联；如何处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国家科层制内部的张力；以及在多样化的权力实践过程之中国家意象如何达到统一与延续；等等。换言之，本书强调国家意志的最终贯彻要依靠国家不同组成部分嵌入具体社会环节之中的实际治理逻辑和权力技术，而这也正是米格代尔所谓的“有关国家的人类学”的概念范畴。

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们将进行一个背景性的考察，来探讨农业生产如何在集体化时期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运作领域；农民对这种治理方式的反应，及其给国家行动带来的后果。正是在集体化末期国家-农民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上述层级治理网络的重要意义才得以凸显。

第四、五、六三章将通过安徽省包产到户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三个典型案例，来展现国家权力网络中不同片段的运作。就村庄内部而言，这三个个案可以说是相互独立展开的；但是在整个安徽省农村改革的浪潮中，它们又是环环相扣和紧密相连的。

第四章通过展现一段村庄抗灾自救的口述历史，在考察村庄内部权力关系（层级治理的最底层）的同时，探究村庄自主性与外部力量之间关系的对比。

第五章通过考察村庄所在的公社被安徽省委确定为包产到户试点的过程，具体展现改革派领导如何将群众的意愿发动、凝聚和建构起来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面对的科层制压力及其化解。这也是对国家不同片断嵌入社会治理的具体环节中的种种实践形态的考察。

第六章则试图说明在推进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实践过程之中，改革派领导者如何通过树立符号小岗这样一个典型，将农民的生存需求转化为国家治理符号，从而使得经历重大社会转型之后的国家仍然达到意象上的延续、统一和完整。

在这三章中，我们会看到国家改革派的意志如何从国家权力的末端寻找到转变的契机，并一步步将其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通过对这样一个过程的展现，本书在第七章中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农民关系，重新反思了国家自主性概念，并具体展现了农民主体对这一过程所赋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