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新型价值银行：新形势下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 宏观经济的新变化

近年来，全球经济呈现新的运行特点。经济平稳复苏的因素增加，通货膨胀持续保持低位运行，不同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

（一）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

1．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形势来看，2017年前两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2%和2.2%, 9月份关键ISM制造业指数继续上涨并好于预期，制造业指数为60.8，高于8月份的58.8，也高于预估值58。美元指数与10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均开始走高，美元指数突破93的关键点位，10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触及2.37%。欧元区经济增长势头虽弱于美国，但至2017年第2季度增速已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为近10年来最佳表现。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前两个季度欧元区GDP同比分别增长2.0%和2.3%。除希腊外，其他欧元区成员已连续3个季度保持经济正增长。德国仍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日本经济虽然仍未完全摆脱滞涨的阴影，但是已经实现了自2006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2017年前两个季度日本GDP同比分别增长1.5%和1.4%，已实现连续4个季度GDP同比增速高于1%。主要发达经济体GDP增速见图1。

从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形势来看，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速要远高于同期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GDP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速虽然放缓，但表现仍然十分亮眼，而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不仅出现负增长情况，并且持续探底，2015年底达到金融危机之后最大负增长，随后增速开始逐渐回升。主要发展中国家GDP增速见图2。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GDP增速，没有出现经济断崖式下跌，主要是因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使用适度扩张需求的政策来对冲经济下滑的惯性。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缓慢，经济增长波动较大。

2．通货膨胀水平低位运行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下行，呈现低位运行态势。全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变化由2008年6.4%波动下降至2016年的2.8%（见图3）。从结构上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CPI年平均变化均呈现下降趋势。发达经济体CPI年平均变化由2008年的3.4%波动下降至2016年的0.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CPI年平均变化由2008年的9.4%波动下降至2016年的4.4%。

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变化出现分化。2017年，美国CPI已开始在2%上下动态变化（见图4），美联储已开始着手加息和有序缩减其危机期间形成的庞大资产负债表。欧元区通胀水平有所回升，但CPI变化依然在2%之下变化，通胀预期并未达到欧洲央行的预期目标。2017年9月，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倾向并未发生变化，主要利率维持原有水平，每月购债规模保持不变，暂时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计划。日本经济近期虽然有所好转，但仍未能摆脱通货紧缩的威胁。2017年8月份日本CPI同比变化为0.7%，离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仍很遥远。

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胀水平持续下降。2015年11月之后，除中国外其余4个国家通货膨胀变化均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变化与主要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变化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力度较大的扩张性政策，CPI在2009～2011年有一个较强的反弹，之后CPI变化水平逐渐下降，2017年1月之后，CPI变化水平一直保持在2%以下（见图5）。2017年以来，印度CPI变化远低于其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水平，CPI变化水平始终在2%上下徘徊。巴西、南非和俄罗斯通胀水平持续下行。巴西CPI同比变化由1月份的5.44%下降至8月份的1.73%，南非CPI同比变化由1月份的6.79%下降至8月份的4.56%，俄罗斯CPI变化由1月份的5.04%下降至8月份的3.29%。

全球流动性不足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当前CPI低位运行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基于全社会交易网络的现代支付清算网络对货币的需求并非个人基于交易的货币需求的简单线性加总，而是参与交易网络的人数的平方。由于人类交易活动的爆炸性增长，全球的货币需求将以人口的平方的方式进行增长，而全球信用货币的供给只能是线性增长，全球流动性不足将是一个发生概率极高的结局。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口膨胀以及经济活动的越发频繁，货币需求将远远超过货币供给，导致全球流动性出现不足，这将引发低通胀的市场预期。

3．货币政策分化

全球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差异，导致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2017年，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复苏较为强劲，基准利率已缓慢进入加息周期，同时将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小规模地收缩其资产负债表。欧洲央行则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不变，主要利率和市场购债规模均保持不变。日本央行则表示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离通货膨胀目标还很远，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仍然不足，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持续。就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中国和印度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但经济中通缩的压力依然较大，印度央行可能继续实施降息的货币政策，中国政府也将在2018年初开始有针对性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南非、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刚走出负增长的阴影，远低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速，在这些国家的CPI同比变化依然呈现下降走势的情况下，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大概率事件。

（二）国内经济形势新变化

国内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名义增速回升。2016年随着生产价格指数（PPI）结束连续54个月的负增长，上游企业逐步走出通缩，名义GDP开始回升。2017年第1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涨幅明显，名义GDP同比增速为11.8%（见图6），达到2012年以来的新高。第2季度名义GDP同比小幅回落至11%，但仍维持较高水平。预计2017年第3和第4季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速维持在6.8%～6.9%，名义GDP增速仍在9%以上，经济呈现一种微热态势。进入2017年下半年，食品价格的跌幅缩窄，鲜菜、猪肉、鸡蛋等价格有小幅反弹，但粮食、猪肉的供应仍然比较充分，食品价格短期内难以大幅上涨。核心CPI已临近顶部区域，房价上涨势头有所放缓；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项基数提高、涨幅放缓；油价窄幅震荡；总需求较为稳定。下半年CPI不具备大幅上行的基础，仍将低于2%，结合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预计全年CPI平均约为1.6%。由于中上游大宗商品涨价，PPI维持高位，名义GDP从6%回升至10%以上。通常情况下，名义GDP的回升有利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升，在名义GDP回升、经济微热形势下，居民消费需求重新被拉动。而居民名义收入的回升和消费需求的拉动，有利于CPI重新回暖，因此从中期来看CPI有可能逐渐回升。

1．房地产市场继续分化

在棚改货币化和一、二线城市溢出效应的带动下，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大增，而以30个大中城市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由于严厉的房地产调控，销售增速大幅下降（见图7）。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情况明显强于一、二线城市。前期三、四线城市库存较大，2016年以后去库存化较为充分，土地供应有所增加，拉动投资上升。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化，拉动房地产投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带来的房地产投资下降。房地产投资情况见图8。

货币化棚改对三、四线城市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直接，对房地产投资也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相比实物安置，货币化棚改有利于被安置居民进一步加杠杆，房价带来的羊群效应也有利于进一步去库存化，进而对投资构成拉动。但这种政策在未来存在一定的隐患，在三、四线城市没有持续人口净流入的情况下，这部分改善需求的提前释放，有可能对未来造成透支，同时，近期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增加，可能是未来潜在的库存，这些新形成的库存如何出清也会形成问题。

从土地购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来看，目前仍然维持较高水平，在土地购置较为旺盛的情况下，2017年7月单月的房地产投资下行幅度较大或是由高温天气导致施工建设节奏总体放缓，预计2017年下半年房地产投资总体将呈缓慢回落趋势，不会出现快速下行。房地产购置面积与新开工面积见图9。从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增速对比来看，尽管销售回落趋势较为确定，但仍高于投资，总体上仍处在去库存周期当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商品房销售情况见图10。从中长期来看，人口流入和土地供应的不匹配仍然存在，依然是未来房地产投资的隐患。

2．深化去产能，大宗商品价格回升较快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去产能是市场能够出清的必要保障。一方面，去除过剩产能为制造业向更高层级发展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去除高能耗高污染的过剩产能，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在钢铁去产能方面，按照既定目标，淘汰落后产能和严控新增产能，并实现全年目标的84.8%，至2017年6月底“地条钢”产能基本完全出清。在煤炭去产能方面，上半年退出煤炭产能1.11亿吨，完成年度目标的74%。去产能使得中下游行业走向集中化，利润也趋于改善。工业企业利润变化情况见图11。大企业利润改善，促使投资逐步回升，制造业投资推动经济向微热演进。同时，2017年以来，环保督查和环保限产力度进一步加大。一方面，部分小企业因环保不达标而无法生产，或者退出行业，这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另一方面，环保因素导致整个行业产能和产量的受限，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见图12）。

3．就业压力得以缓解，共享经济创造就业

自2010年以来，每年的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在1100万人以上（见图13），远高于目标值。城镇登记失业率呈下降趋势，2016年底为4.02%。自2014年以来，尽管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但就业岗位仍然维持在1300万个以上并屡创新高。共享经济在创造就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外卖和网约车为代表的新兴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经济发展步入L形后失业率不仅没有大幅上升，反而在近期有所下降的重要原因。2015年我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已超过2300亿元，占整体餐饮消费的比例为7.4%，预计到2018年，这一比例有望达到14.8%，外卖市场整体规模也将超过6600亿元。截至2016年11月，百度外卖已拥有4万多名专职骑手，美团专送送餐员人数也突破6万。而“饿了么”平台宣布，旗下蜂鸟众包的兼职骑手已突破百万人。

二 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名义收入效应

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后，供需结构错配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事实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明显。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分类化解，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升，周期性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显著增长。实体经济韧性进一步增强，新兴产业表现亮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并不相同。在全球范围内，属于经济政策方面的一种重大理论创新。受益于供给侧改革，中国将有望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十年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尤其是第2季度经济数据。周期股、消费行业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引发了市场上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多空观点分歧。部分市场人士提出的“新周期论”则直接引发了多空双方的激烈辩论。新周期论支持方认为，新周期是产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描述的是产能出清进入尾声、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企业盈利改善、资产负债表修复、为新一轮产能扩张蓄积能量的状况。经过长达六年多的市场自发去产能、叠加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查，当前的中国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反对者指出，所谓“新周期”，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对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情绪，认为新周期论只是旧周期的复辟。事实上，概念之争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解释清楚当下经济运行的逻辑。但现在市场上没有人能提供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当下经济中的各种现象与矛盾。例如，在去产能、去库存未完成的情况下，龙头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利润为何会出现大幅回升？PPI与CPI的剪刀差以及名义GDP快速增长背后有何逻辑支撑？始于2015年底的供给侧改革到底施展了怎样的魔法使中国经济在2017年出现回暖迹象？跳出概念之争，探寻背后的真相，才是值得研究人员孜孜不倦奋斗的方向。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严谨、自洽、完整、具有说服力的逻辑分析体系。

事实上，名义收入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经济运行的逻辑。名义收入效应原理见图14。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尤其是去产能概念的提出，伴随着市场的自发出清，上游行业供给侧出清节奏加快，预期增强，促使PPI水平迅速上升，相关的GDP平减指数出现上升，最终名义GDP增速超出预期，快速提升。从收入法看，名义GDP代表着名义收入，名义GDP的迅速上升促使人们对自己所持有的财富与收入产生了大幅增长的幻觉，进而产生更强的消费欲望，促进了消费的增长。而消费的增长，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去库存速度，另一方面由于厂商的销售增长，企业的利润出现回升，企业对市场环境以及市场需求做出了较为正面的判断以及预期，有着更为强烈的投资动力。投资的增长进一步支撑了PPI的高位运行，使当前去产能引发的PPI高涨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夯实，进而使国内经济进入了正向的经济循环之中。由此，在不完全实现市场出清的情况下，企业整体杠杆率逐渐下降，盈利水平回升，经济实现了自己的正向复苏扩张循环。

根据CPI、PPI和GDP平减指数的历史数据，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变化情况，通过模型预测未来3年CPI同比增速将继续保持2%左右，PPI在冲高回落之后略有反弹，两者叠加将使GDP平减指数保持在3.5%左右（见图15）。因此，即使我国GDP实际增速有所放缓，名义GDP增速仍将继续维持在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名义收入效应将为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赢得时间和空间。

三 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银行业ROA达1%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都是我国金融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增长提供着必要的信贷支持。假定保持GDP 6.5%的增速，CPI全年同比增长3%, GDP缺口为2.5%，那么可得出全年M2预期增速需要保持在12%左右。同时，根据商业银行监管标准规定，银行的风险资产增长率需保持在14%，由此可以得出银行业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总资产）最低需要达到1%，才能维持经济保持6.5%增速的实现（见图16）。

目前，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11年以后我国商业银行的ROA持续下降。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ROA为1.3%左右，随后持续下降，2016年已经降至1%以下（见图17）。同期，我国商业银行平均权益乘数也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见图18）。分结构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股份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规模的40%，二者的ROA明显低于大型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自2016年第3季度以来，股份行与城商行的ROA持续低于1%。商业银行在保持ROA为1%的同时必须控制不良贷款形成速度，将不良贷款率保持在2%以下，否则不良贷款率的过快上升不仅占用大量资本金，也会对银行的信贷扩张形成挤压。根据模拟测算，如果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于2%，则未来5年后银行业将出现亏损，从而无法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二）银行业面临资本金补充不足压力

除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之外，中小银行也面临着来自利率市场化、监管环境以及技术创新方面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小银行依靠享有的“法定利差”以及“社会融资主要地位”优势，在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实现了规模与盈利的快速增长。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初步完成，银行利差缩小，利率波动幅度加大，存款出现脱媒化倾向，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与此同时，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确认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货币政策三位一体的调控框架，提出主动防范金融风险，让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中，要将影子银行控制住，回归表内，并鼓励直接融资的发展，这些都对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造成较大的压力。

中小银行减轻补充资本金压力，必须不断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一是注意防控风险，减少资本损耗。中小银行必须始终牢记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二是寻找合适的资本金补充路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也出现了下行的势头。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小银行资本消耗速度会增加，要保持一定规模的扩张速度，中小银行必须对资本金进行补充，通过IPO方式补充资本金是一个较好的途径。三是增加高等级债券配置。高等级债券是中央银行流动性调节的主要抵押品。目前金融市场上合格、合规的抵押品数量增长速度不足，中小银行既要保持日常流动性，满足LCR指标，又要通过金融市场获取流动性，增加资产扩张能力。因此在这种环境与前提下，中小银行应尽早增加高等级债券配置。

（三）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带来巨大冲击

近几年来，金融科技得到了快速发展，前有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崛起，后有网络借贷的风生水起，如今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更获得了银行业务牌照。传统银行不但面临去中介化的危险，而且连主要的收入来源都受到了冲击。互联网与金融科技融合的异军突起产生了鲶鱼效应，颠覆者已经突破了行业壁垒，传统银行的互联网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与互联网企业天生的轻资产和快速迭代模式相比，传统银行存在一些天然的劣势，如机构规模大、反应速度慢、服务意识较差等。

传统银行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中遇到问题，往往是传统金融业者和互联网从业者之间思维的差异所致，因此学会接纳对方的思维模式是战略转型的第一步。传统金融业者通常将金融服务看成一条价值链，价值链的一端是金融机构，另一端是客户。一种金融产品或服务从产生到到达客户端需要经历基础设施、产品、平台、通信、渠道、介质和场景等多个环节，而竞争的关键就在于把控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从业者往往沿袭互联网或电商的思维来看待金融，要素包括用户、云、端。用户和用户、用户和云、用户和端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动态、多维的生态系统。其中，用户是这个系统的核心。这两种思维有两个最大的不同：一是机构本位与客户本位的不同，二是线性路径与多维网状路径的不同。

思维的不同所反映的也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本身特性与多年来行业发展规律的不同。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价值链思维的核心是控制关键点、控制风险，因此几乎每家传统金融机构都希望由自己来覆盖整个价值链，从而天然地倾向于封闭的系统。换言之，“用户+云+端”的思维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过于抽象和无序，让人不知从何入手。而对互联网公司来说，产品源自场景，每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垂直行业，互联网的世界是短链条、多线程的，没有哪家企业能独自控制所有的场景，因此互联网企业天然地倾向于开放与合作。“互联网+”时代的个人金融只有在这两种思维的碰撞与融合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繁荣发展。因此，彼此的理解和尊重将是传统金融与互联网合作和融合的基础。

四 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大零售”第二轮发展机遇

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水平呈现“快速上升，结构分化”的特点。一是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快速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由2008年末的141.3%上升至2016年末的257%（见图20）。二是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缓慢，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迅速。2008年末我国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27.1%和17.9%, 2016年末两类杠杆率分别上升到46.4%和44.4%。非金融企业杠杆率2008年末为96.3%, 2016年末则上升为166.3%。从国际上来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水平也处于较高位置。2016年末，BIS统计显示所有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34.8%，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184.3%，发达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64.5%, G20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36.5%，同一时期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7%，略低于发达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高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和G20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总体杠杆水平的上升速度得到较好控制，但企业部门作为降低杠杆的主要领域，意味着中小银行希望通过对公业务来扩大规模会越来越难。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的上升则为中小银行通过“大零售”策略扩大规模、提高ROA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在传统银行零售业务上，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简称五大行）具有较强的市场地位，但这类业务的盈利贡献率偏低。在美、欧、日、韩等利率市场化成熟的市场中，商业银行零售业务收入占比已达40%以上。由于国内中小银行主要以对公业务为主，零售业务对收入和利润的贡献总体偏低，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占比低于20%。相对于五大行来说，上市中小银行零售业务的营收占比和利润占比更低，其中股份行整体表现较好。“大零售”业务不仅涵盖传统零售业务，而且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产品服务，因此对银行利润的贡献作用越来越大，早期开展“大零售”业务转型的股份行已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以招商银行为例，2016年上半年，招商银行零售业务营业收入占比达到47.11%，利润贡献率更是达到60.26%，充分体现了零售业务对其的重要性。平安、民生、光大和中信等股份行零售业务收入占比均超过25%，但利润贡献率仍偏低，表明其零售业务的经营效率仍需提升。宁波银行和常熟农村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利润贡献率也突破30%，在零售业务发展上较其他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和农商行更领先。

以目前中小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水平，在不上市融资补充资本金的前提下，即使中小银行保持现有对公业务稳定，将所有增加规模用于发展“大零售”业务，经测算，在仅以内源性资金补充资本金的方式下，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可能下降至10%以下，无法满足银行业监管要求。在当前经济向好的情况下，中小银行资本金消耗速度可能下降，但这也仅仅延缓了触碰监管红线的时间。招商银行的实践已经向市场证明，“大零售”业务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小银行发展的主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中小银行需要坚定“大零售”战略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尽快推进战略实施，在仅剩的空间里获得先发优势，否则可能面临“不做公司业务，今天没饭吃，不做零售业务，明天没饭吃，不做直销业务，后天没饭吃”的窘境。

“四新”可能成为中小银行实施“大零售”战略的主要阵地。“四新”是“新零售、新实体、新一线、新财富”的统称。“新零售”指在零售端，居民需求不再局限于房贷，更加关注财富管理、直销银行、养老金融等金融资产配置。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需求规模增加，结构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将逐渐形成高净值人群和中高净值人群，零售端业务发展空间巨大，未来五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0万亿元，其中营业收入有望达到1.5万亿元。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为金融创新产品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撑。“新实体”最早由王广宇提出，其内涵是：“有效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科技含量高、容纳现代人才就业、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银行对于具有新商业模式、新技术的企业也要增加支持力度，包括大型优势企业、中小发展型企业、优质小微企业，对应于“稳健100”指数。“新一线”指拥有国家战略支持、比肩一线城市发展潜力的城市。新一线城市的发展释放人才和资源的吸引力，竞争力不断提升。这些城市平台将促进流动，提高生产效率，银行也将围绕新一线城市推动PPP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涉及共有产权、养老。“新财富”指伴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张、具有保值增值需求的企业与居民财富。银行作为资产配置的主体，通过使用有效的资产配置理论与工具以及借助外部投研机构能力，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中小银行借势“四新”发展机遇，或许可以把握住“大零售”的最后发展窗口。“四新”与银行对应部门见图21。

（二）对接“四新”抓住机遇

我国全社会杠杆率整体上升较快，至2016年末杠杆率已上升至257%（高于G20国家的236.5%）。杠杆率快速上升，一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4万亿元的投入刺激了信贷速度的增长，二是由于“经济新常态”下整体产出效率有所下降。相对应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其中，2016年末，企业部门（非金融）的杠杆率已上升至166.3%（高于G20国家7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为44.4%（低于60%的平均水平），整体较低但增速很快；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4%（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部门80%～90%的杠杆率水平）。相对应的，在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非金融企业贷款仍占据主要部分，但居民贷款占比快速上升。

企业部门具有去杠杆的需求，居民部门具有加杠杆的需求，政府部门要发挥好控杠杆的职能。三个部门有所不同，倘若三个部门同时控杠杆是不可行的，没有经济实体的支持，地方政府难以偿还PPP项目，反而会带来较沉重的地方债。因而银行客户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小银行的客户需求变化更是包含在内，所以银行必须对自身资产负债表进行相应调整，以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实现战略转型。

1．中小银行与新零售

传统商业银行零售业务面临客户数量多、业务分散、风险相对较低的特点，可以较好地规避系统性风险。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利润总体占比来看，国有银行的零售业务利润占比较为平衡，一般保持在1/3左右。在上市银行中，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贡献整体比较接近。中小银行的结构则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是多数中小银行以对公业务为主，零售业务对利润的贡献总体偏低。但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看，中小银行零售业务正逐步改变其从属地位。

从个人储蓄存款市场来看，全国性中小银行的个人存款比例正在持续提高。从结构上来看，主要是活期存款占比在中小银行中有所提高，2015年末活期储蓄存款占全国性中小银行的比例为30.8%, 2017年6月这一比例提高至31.3%（见图22）。但与大型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款占比为42.6%相比，中小银行仍有一定差距。

从个人贷款市场来看，2017年上半年末存款类金融机构住户贷款占比达32%（见图23），与2015年初相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其中中长期消费贷款即按揭贷款（主要指个人住房贷款，余同）占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达到19%。进入2017年，按揭贷款占比的增幅低于住户贷款的增幅，商业银行更多的是在消费贷款上发力，商业银行零售贷款产品逐渐摆脱过去单一同质化的形式，创新推出多种零售产品。

从信贷产品对比来看，按揭贷款的资产质量在各类贷款中较好，其收益率低于一般企业贷款。回顾二者的加权平均利率，按揭贷款的收益率一直低于企业贷款。2017年上半年末按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9%（见图24），相对年初提高7个BP；非金融企业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71%，相对年初提高27个BP。按揭贷款利率的提升幅度相对更小。

从存量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国有行）相对较大，通过历史积累按揭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较高，占比为78%；其次为信用卡贷款，占比为11%。各地按揭贷款的利率虽不同，但较为同质化，所以定价在一个地区差异小。国有行的负债资金成本相对较低，更加有动力发放按揭贷款。股份行的各类贷款占比更为均衡，按揭贷款与信用卡贷款各占44%、28%。但进一步来看各家银行差异较大，这是各家银行风险偏好不同导致的经营策略不同。股份行信用卡贷款占比在各类银行中最高，这是由于信用卡业务具有规模效应，股份行作为全国性银行网点与城商行、农商行相比渠道更广，并且面对的客户群更适应信用卡消费。城商行的按揭贷款占比为50%，与过去相比有所提高；城商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占比为27%，在各类银行中占比较高。中小型银行获得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资产端匹配收益更高、风险也比信用卡相对更高的个人消费贷款。农商行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最高，为46%。农商行主要深耕于当地小微企业与个体户。各类银行零售贷款结构见图25。

从理财产品来看，股份行发行理财产品的数量和规模逐渐赶超五大行，中小银行理财收益率平缓下行且对客户服务更为尽心，五大行优势被逐渐蚕食。股份行整体表现较好，农商行和城商行的零售业务盈利贡献较弱。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是零售业务逐渐改变其从属地位。银行业个人理财产品规模见图26。

与对公贷款相比，个贷的回收比率更高，其不良水平也相对较低。具体可对按揭贷款、信用卡和消费金融三个主要个贷产品进行分析。

（1）按揭贷款。2016年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为19.14万亿元，同比提高35%，与2015年相比新增4.96万亿元，是近年来增量的高点。楼市的高热带动按揭贷款规模扩大。伴随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房地产政策调控，按揭贷款投放也逐渐差异化。主要体现为不同城市的按揭贷款利率上浮程度不同。2017年6月，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回落至30.8%，较年内最高点低6.0个百分点，3月份以来月度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上半年增量为2.2万亿元，同比增量减少708亿元，增量占比下降至27.8%，较上年同期低2.6个百分点。个人住房信贷具有长期性、零售性、回收率高等特点。个人住房信贷最长期限为30年，远高于一般类型的贷款。购房者的收入和信用状况、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利率的走势，都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化，给银行贷款的回收增加了不确定性。按揭贷款与对公贷款相比期限较长、利率较低、手续更为简便，不需要投入过多的人力和资源，银行综合经营成本低。个人住房贷款涉及面广，风险分散且风险程度相对较小，有利于扩大银行辐射影响和广泛吸收存款，也有利于调整信贷资产结构，给银行带来稳定的零售客户群体和长期稳定的收益。

（2）信用卡。信用卡业务发展前期，在数据上主要体现为发卡数量增加、发卡速度加快，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持卡消费额度较低、信用卡消费总额较小、信用卡交易次数较少等特点。伴随着信用卡营销的不断加强，银行通过让利于客户，获得更多的信用卡透支规模。这也是取决于信用卡的规模效应的特征，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盈利。市场增速放缓，各家银行信用卡不仅面临来自同行的竞争，而且面临来自消费金融机构以及各大场景巨头的竞争，以及未来整个支付环境的变化。信用卡与互联网、小贷提供的分期服务均具有过渡、期限短的特征。伴随着支付环境的迅速变化，小额支付也在向无卡化方向发展；大额支付受到安全性、额度影响则向有卡化方向发展。

信贷规模与手续费收入继续扩大。2017年第2季度末，银行卡授信总额度为10.84万亿元，环比增长10.05%；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为4.69万亿元，环比增长9.83%；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为2.09万元，授信使用率743.24%；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650.69亿元，环比增长7.60%，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47%，占比较第1季度末下降0.03个百分点。在上市银行2017年上半年手续费与佣金收入普遍同比下降的背景下，银行卡收入同比增长20%，其中信用卡收入占主要地位。

股份行主要经营网点分布在重点城市，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之下，纷纷把信用卡作为重点布局的内容之一。面对消费主力年轻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信用消费市场，信用卡业务加强从场景获客，并依托场景提高用户体验。在信用卡业务发展的前期，各家银行主要通过各类营销渠道提高发卡量，增加获客量，作为发展的基础。部分银行选择推出与渠道业务场景结合的产品、流程；并且导入集团资源进行内部客户迁徙，通过不同的金融板块交叉销售渠道发卡。最终通过信用卡作为银行对零售客户的入口，满足客户的其他金融服务需求。一体化的整合能力需要较强的技术匹配，而股份行相对于城商行和农商行来说更具备这一实力。部分上市银行开始筹备分拆信用卡业务，拟设立信用卡业务独立法人机构，相比事业部运营模式，独立的子公司更具激励机制。在当前较为成熟的竞争环境下，各家商业银行也在加强品牌建设，从产品开发、用卡营销、发卡渠道等方面围绕新品牌加速发力。2016年4月，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在信用卡透支利率、免息还款期限、取现限额等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一通知将更多的自主权交与银行，如定价、违约金的收取、费率的确定等，将根据商业银行和持卡人的约定进行，使得银行信用卡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差异化服务。

（3）消费金融。近年来消费金融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将消费金融作为重点发力对象。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意识的提高，新型消费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消费持开放的态度，这也促进了零售业务消费金融的发展。消费金融领域不仅仅由商业银行提供服务，还有其他竞争者。目前消费金融行业主要有四类竞争者：一是商业银行，除信用卡外不少银行提供消费贷款等多种消费金融产品；二是持牌上岗的消费金融公司，截至2017年已有22家；第三类是互联网金融公司；第四类是P2P借贷平台和专注于垂直消费领域的其他企业。但商业银行仍具有较大优势，一方面，商业银行拥有较强的风控体系和数据库。与其他类型公司在扩张的同时容易背上不良的包袱相比，商业银行在风控方面较为稳健；另一方面，银行的品牌更为深入人心，入局早、模式稳定成熟是银行的优势。此外，传统银行与线下商家合作模式成熟，优惠空间难以撼动。

具体来看，与同时参与消费金融市场竞争的小型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机构相比，大中型银行在消费金融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网点优势。大中型银行发挥线上线下服务综合平台优势，通过物理网点与线上平台的交叉获客，或者线上获客网点落地，提供个人综合金融服务。银行网点的分布密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客户服务的广度。二是风险控制。近30年来，大中型银行伴随着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经历了几轮经济周期变化，发生了海量的消费贷款业务，累积了丰富的风控经验，具备了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这将成为其后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三是产品覆盖。大中型银行不仅向消费者提供住房分期、住房抵押等大额、长期消费贷款，而且提供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旅游、教育等小额、短期消费贷款，产品体系较为完善，服务门类较为齐全。

在传统零售领域，大型银行虽然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但受资本金补充制约，只能保持相对低的增速。而中小银行则可以充分抓住新零售的契机，在零售银行领域开拓一片新的天地。伴随银行间的竞争，消费金融产品类型逐渐增加，各家银行寻求外部合作以开拓更多的获客渠道，加强自身风控审批效率提高放贷时效。但相对于国外较为成熟的消费金融体系，我国的消费金融一方面仍受制于征信体系不够完善，这需要银行自身建设大数据平台，提升自己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居民人均财富水平也需进一步提高，这取决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科技金融为零售银行带来效率。大数据和区块链的征信系统大大提高了征信的效率和精度，传统审批模式向审批人的经验与风险量化结果相结合的模式发展。银行相对于互联网企业拥有的客户数据周期更长。部分商业银行积极提升金融科技能力，推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通过金融科技在消费场景中的应用，提高客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加强获客能力，构建完整的售前、售中、售后金融服务链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零售客户的习惯也在发生改变。银行零售服务、场景应用、渠道也在更多地转向电子化、标准化服务，如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而电子化的发展也意味着银行可以更方便快捷地通过“大数据”方式搜集客户的偏好与信息，从而更迅速地根据市场需求来推出更适合客户的产品。服务方式趋于多样化、个性化。随着零售市场的发展，银行间零售业务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零售业务逐步透明化，使得银行过去在产品销售端的信息不对称优势荡然无存，迫使银行零售业务进行转型。为了满足客户需求的日益多样化，银行必须进行更多的金融创新，以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来吸引客户。

零售客户的数量众多，总体业务量巨大，因此商业银行对零售客户进行分类。零售客户群体每天都有超过千万笔的个人业务量，同法人客户数百万笔的业务量相比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对客户进行分析，细分客户市场，通过一些渠道的改革，进行低成本、集约化服务，就可以为客户提供有差异的服务，也更便于为客户提供相应的交叉销售服务。通过交叉销售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化的服务，从而以最低的成本充分挖掘客户的潜在价值。

渠道是银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商业银行零售业务正逐渐向多渠道拓展，线上通过网上银行、直销银行，线下则是加强自助服务与社区银行。从单渠道到多渠道，即从现金交易到转账交易，从柜台服务到离柜服务，从人人对话到人机对话。我国商业银行离柜交易量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逐年缓慢上升。

进入互联网时代，银行开始拓展线上渠道。渠道中的物理网点成本很高，并且根据不同的区位、价格、规模，其标准也不同。线上渠道跳过渠道的前台服务过程，没有纸质凭证，直接同网络或主机联系进入中后台，瞬间办完业务。线上渠道的特点是成本非常低，并且便捷、安全。银行传统的线下渠道主要是依靠物理网点布局，这是银行面向客户的最低门槛服务渠道。支行网点可以面对面直接与客户交流，具有较强优势。近年来商业银行加强开拓线上渠道，在原先网上银行的基础上设立直销银行品牌。互联网时代长期制约银行开展零售业务存在的客户分散、单笔金额小、手续麻烦、成本高等弊端迎刃而解，因此银行希望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进行零售业务上的“弯道超车”。

2．中小银行与新实体

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三层叠加效应，中国养老产业前景广阔，将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供给侧改革，借助PPP等规范化的投融资模式，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在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日益深化的当下，兼具“稳增长”和“促民生”效应的养老产业依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养老产业一般具有投入较大、回报周期长、利润率较低、公益性强等特点，我国传统的以“公办”为主、“民营”为辅的养老供给模式给政府造成了较重的财政负担，且并未真正形成带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养老产业建设发展的良性格局。自2014年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公布以来，PPP作为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支持公共事业发展的唯一合规途径，被认为即将成为支持中国养老产业快速发展的“第三条腿”，借助PPP模式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可以有效化解我国财政支出缩紧与养老产业领域存在的巨大投资需求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我国PPP养老模式正在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6月初，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共入库PPP养老项目303个，总投资额为1790.7亿元。从单笔项目投资金额来看，PPP养老项目单笔投资金额可从13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不等，且分布较为均衡：投资金额在10亿元以上、3亿～10亿元、1亿～3亿元、1亿元以下的项目分别为51个、81个、95个和76个。从项目年限来看，PPP养老项目的运作年限主要集中为10～30年：运作年限在30年以上或年限尚未确定的项目仅11个，投资金额为28.5亿元；运作年限为20～30年（含）的项目128个，投资金额共计971.2亿元；运作年限为10～20年（含）的项目117个，投资金额共计657.8亿元；运作年限为10年（含）以下的项目47个，投资金额共计133.2亿元。由此可见，养老产业和PPP结合的前景十分广阔。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小银行也应关注优质企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稳健100”可作为参考和印证。稳健100指数风险收益特征近似于沪深300增强指数，属于“大市值”“低PE”组合，成分股集中在银行、券商、交运、公用事业和房地产等传统周期行业。在信贷收紧的不利环境下，股票投资者更青睐高信用资质的上市公司，稳健100指数的确有更好的表现。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末（在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下），稳健100指数业绩表现大幅跑赢小盘指数（中证1000和创业板），同时相对上证综指和沪深300亦有超额收益。除此之外，从更长期（2010年初至2017年7月末的样本内回测和2017年8月的样本外回测）的历史回测来看，稳健100指数呈现名副其实的“稳健”特征。稳健100、沪深300、上证50三种指数的对比见图27。

3．银行与新一线

“新一线”引领城市化转型升级。狭义的城市化就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移，考察指标即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广义城市化中的人口城市化。只有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共同实现，才算得上是城市化进程的完成。如果没有另外二者的发展，狭义的人口城市化无法单独成立。产业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带来了非农劳动力的集聚，并演变为人口集聚，同时产生了产业容纳空间与非农劳动力居住容纳空间的需求，这两点正是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内涵所在。人口城市化是指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移，空间城市化则是指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被用于提供产业容纳与城镇居民容纳空间的投入。尽管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核心目标，人口城市化率也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判断标准，但从机理上讲，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都不属于核心进程，而是在产业城市化主导下的引致现象，是产业城市化下发生集聚效应的产物。之所以强调产业城市化主导并引致了人口与空间城市化，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经济实践一再表明，如果并非由产业城市化引致，则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将导致“睡城”“鬼城”与耕地资源浪费、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现象，而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将导致一个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并最终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城市中出现贫民窟等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败案例。

银行支持城市化进程，也是遵循产业城市化主导下的空间与人口城市化的共同发展。依次来看，银行支持产业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资本变化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的过程。具体深入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其包含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方面。所谓产业结构合理化，核心就是要素配置的优化组合，在要素的使用上不浪费、不紧缺，从而实现产业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银行在促进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上具有天然优势，通过借贷，加速资本在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搭建起资本需求与供给的高速通道。所谓产业结构高级化，更多的要从技术要素的角度看，银行对产业技术突破的帮助，有着区别于以往靠政府财政投入高校、研究所等通过计划经济思路突破科技难题的益处，更贴近市场需求，更有利于产业转换以创造利润，有更强的激励和实力去鼓励更大更深入的科技创新，最终回馈市场与社会。银行正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实现产业升级，服务于产业城市化的实现。

人口城市化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二是城镇出现可就业的岗位。从第一个条件看，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首先需要实现人地分离，而人地分离有赖于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完成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土地流转带来的融资需求，还是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机械、生物技术），或是农业资本的供给（融资租赁、农村金融），银行都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土地规模化经营加速，集约式生产成为可能。在土地流转之前，土地经营者对资金的需求仅限于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金额小、总量少、期限短，农户通过小额贷款基本就能满足。实施土地流转政策之后，龙头企业、合作社、创业农民等都可参与投资取得土地，由此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失地农民依托宅基地、自建住房等作为原始资本进行创业，需要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林地和宅基地等经营权进行资产化，中小企业主需要将拥有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进行资本化，以获得流动资金，支持生产的连续进行。因此，急需银行对农村要素禀赋的提升，灵活地进行产品创新。

人口城市化一旦步入轨道，就会出现新兴的金融需求。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城市化，其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都将有较大的提高；对金融的需求也将从传统的存贷款、汇兑业务向消费信贷、投资、理财、信用卡、金融咨询、保险、信托、有价证券买卖等更广泛的领域转变。

从金融通过产业城市化引致空间城市化来看，空间城市化是城市化给人的最直观感受，城市景观的蔓延和扩张，学校、便捷交通、医院、公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为居民提供安身的住宅、为企业提供驻地的产业园区等，都是空间城市化的范畴。然而，城市化真正落实到空间层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国过去对类似建设的投入方式一方面源于财政，另一方面源于体现政府意志的银行信贷。这样的资金来源不仅难以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而且可能出现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给社会埋下种种风险和隐患。相对于上述渠道，银行在转移资金风险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未来空间城市化建设中大有可为，是为基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角。近年来银行信贷资源向这个领域的倾斜虽然受到许多质疑，但在推进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由此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隐性刚兑问题、信贷资源挤压问题，则需要后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推进PPP融资等方法来逐步解决。

银行支持城市化的机理如上所述，就我国目前银行支持城市化的现状而言，产业城市化（合理化、高级化）、空间城市化（基建、公共品投入）都有阶段性发展，唯独在人口城市化中银行的参与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人地分离后，原来的劳动力希望依托宅基地、自建住房等作为原始资本进行创业，希望获取支持生产的流动资金，希望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中小银行中的农商行尚未发挥良好的支持作用。从上市银行数据来看，个人贷款的占比与全国性银行相比较低，2017年6月上市银行中农商行个人贷款占比为21%，而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则分别为35%、39%、26%（见图28）。从结构上来看，农商行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仅为29%，在上市银行中占比较低；零售消费类的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贷款占比同样偏低，总计为21%；由于所面向的客户群体以小微企业、个体户为主，其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达46%（见图25）。

4．银行与新财富

从全球财富管理市场来看，与过去相比增速正在放缓；但中国市场伴随着居民财富的增加正在快速发展。目前，由于中国涌现的大量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财富管理已成为国内各金融机构新零售业务转型升级争夺的焦点。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金融财富持续积累。调查显示，目前存款和房地产投资仍然是中国居民的主要投资理财方式，其他如股票投资、债券投资总额占居民投资理财总额的比例则相对较小。这样的资产配置一方面体现出我国过去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形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居民较为保守的投资理念。欧美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均经历了金融产品多元化，金融机构经营资产管理业务也逐步对客户分层进行精准营销，财富管理业务不断成长。较为保守的投资理念。欧美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均经历了金融产品多元化，金融机构经营资产管理业务也逐步对客户分层进行精准营销，财富管理业务不断成长。

从客户的需求角度看，国内的高净值客户正逐渐从“创造财富”的阶段，过渡到“保护财富”的阶段，甚至转移到“传承财富”的阶段。他们的需求从最初的追求成功转变成保障成功，财富保障已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最重要的财富目标。并且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理念也开始从“富有”到“富贵”，从本土面向全球，财富管理也涉及健康、养老和子女教育等生活品质追求。当这一人群的资产增长到一定阶段后，他们除了需要金融工具辅助财富管理以外，还需要不同的市场去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化，实现财富资源的全球性配置。

目前对于财富管理的概念并无准确定义，概括来看，指以客户为中心，设计出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将客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帮助客户达到降低风险、实现财富增值的目的。财富管理的范围包括现金储蓄及管理、债务管理、个人风险管理、保险计划、投资组合管理、退休计划及遗产安排。财富管理具有私密性、高端性的特征，一方面，财富管理能为人们提供一对一的一站式理财服务，涵盖了个人、家庭及事业的一揽子综合金融和增值服务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财富管理可以为人们寻找到适合自己风险偏好、收益适度的投资产品，确保资产能带来可预期的增长。

财富管理涉及银行、保险、信托、公募及私募基金、券商资管和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其产品形式涵盖银行理财、信托、股权投资基金、债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保险资管产品、投资型保险、期货资管等。在财富管理市场中商业银行占据主要地位。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相较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具有很强的优势：一是由于具有传统商业银行背景而占有大量客户群体，可以很自然延伸到财富管理领域；二是高净值客户更倾向于认同商业银行的安全性；三是商业银行具有集团协同优势，除投资类产品外还可提供贷款、信用卡产品，全面覆盖客户的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中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也通过与其他机构合作，逐渐完善自身的产品及服务体系。截至2016年末，私人银行客户专属产品余额为2.08万亿元（见图29），同比增长25.3%，私人银行客户专属产品余额占全部理财总额的7.18%，占比虽小，但增速很快，前景很好。

从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来看，国有行依靠自身网点优势以及零售规模优势，私人银行AUM明显处于同业较高水平。具有“零售之王”之称的招商银行（以下简称招行）客户资产规模领跑上市银行，2017年，财富管理AUM达1.79万亿元，遥居上市银行第一；工商银行客户数量达7.7万个，AUM达1.3万亿元，仅次于招行。招行私人银行隶属于零售金融总部，其零售金融平台协助私人银行获取客源，使招行AUM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国内私人银行目前处于扩张阶段，多数通过大零售模式获取客户资源开展私人银行业务。

过去商业银行仅对客户进行模糊简单的分层，将高净值客户与零售大众客户区分开来。这一分层导致高端客户的服务随着数量的增加满意度反而下降。商业银行逐渐意识到这一现状，对客户分层更加精细，并据此提供不同定位、服务模式以及产品。客户分层管理对商业银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意义重大，伴随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数量的增加，财富等级大量扩容，客户需求逐渐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面对差异化的客户需求，金融机构应当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产品供给、流程模式设计等。对超高净值客户，应更多地提供财富传承和财富保护的服务。

财富管理业务组织方式也在逐渐改变，不断探索和创新产品及业务模式。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产品及服务覆盖面广、人才专业性要求高，与其他业务有交叉，不同于传统银行业务，要求有不同的业务组织方式。目前商业银行没有统一的组织架构，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组织方式存在差异，存在独立事业部制、矩阵式事业部制、职能部门制、私银零售一体化制等多种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模式。一是独立事业部制，即成立总行直属的私人银行业务中心或者事业部，独立于零售部门，基于全行资源提供服务，这一模式更有利于业务的整体规划与管理。二是大零售模式，即在零售业务部的基础上成立私人银行二级部门，负责私人银行业务的策划管理，业务的经营与市场推广由各个分行的零售银行体系负责。在此模式下，私人银行部门可以依托广阔的零售客户资源，迅速培养客户。这些业务架构的不同取决于银行规模与客户受众的不同。

目前，国内银行财富管理主要依靠销售理财产品获取收入，采用委托代理的业务模式，提供的产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银行自身的理财产品，另一类是第三方机构产品。银行产品主要为传统理财产品、私人银行专属理财以及跨境理财产品。第三方机构产品主要包括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证券公司发行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及基金子公司发行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

虽然商业银行最基本的财富管理业务是出售理财产品，但已逐渐向提供咨询服务转型，从为客户配置闲置的资金向投融资一体化转型。目前多数银行仅停留在出售理财产品阶段，以配置客户的资产为主，而对客户真正的投融资需求及其家族与产业，私人银行着力并不多。事实上，在客户关系方面，新的财富管理是从简单的销售认购关系向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全权委托资产管理服务、家族办公室转型。对超高净值的客户而言，未来的全权委托可能不只是全权委托资产管理账户上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客户的个人资产及其家庭事务、家族委员会的召集。

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在代销基础上，结合各种现金管理类产品、固收类产品、结构类产品、股权类产品及融资类产品完成对客户金融资产的综合配置，甚至完成国内对于全球金融资产的配置。如私人银行业务不仅包括资产管理及投资，而且提供咨询建议服务、贷款融资服务及一些增值服务。私人银行主要有三种收费模式：交易手续费模式、资产管理模式、“手续费+管理费”混合模式。交易手续费模式主要服务于客户买卖证券或者购买私人银行产品，收取客户手续费，手续费费率由产品类型及金额决定。资产管理模式是依靠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服务，按照客户可投资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部分私人银行采取两种收费模式并存的混合模式。私人银行的收入结构主要由手续费、净交易收入和净利息收入组成。客户需求的逐渐转变也反映在私人银行的收入构成上。

商业银行正逐步实现产品导向与客户综合服务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商业银行财富管理首先要进行客户竞争，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是以金融产品为导向，并且对客户分层较为模糊。伴随财富管理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商业银行逐渐掌握产品导向与客户综合服务导向的平衡，提升私人银行的综合服务水平和意识，对客户进行分层，为客户提供差异性服务。从当前财富管理的收入结构来看，净值越高的客户带来的收益越大。因此财富管理业务不仅围绕客户保值增值环节提供资产配置服务，而且注重提供非金融服务以及财富传承保护服务，从而形成围绕客户的全方位综合服务体系。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初步完成及金融脱媒的推进，商业银行净息差普遍缩窄，利息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在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盛、资产不良问题日益突出的困扰下，商业银行亟待从重规模扩张向轻资产转型，降低对利息收入的依赖，大力发展资本占用低的中间业务。财富管理业务作为低资本占用、收益较高的中间业务，可以与投行和资管业务协同发展，日益受到商业银行的重视，并逐步摆脱过去单一代售产品的模式。因此，客户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逐步多元化；同时，在金融环境变迁下，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为在市场中占据一定地位，选择更多的外部合作。商业银行也逐渐重视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等业务的交叉合作，对于财富管理业务与其他业务的交叉营销给予一定支持。

目前多家银行已开展家族信托与全权委托服务，并与海外业务联动，升级自身服务体系。有的银行需要根据客户自身的风险偏好，尤其是从高净值客户需求出发，转变传统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开放式、全球化的产品投资平台，开发并完善公私联动、投融结合等产品体系，提供综合金融一站式服务。通过与保险、证券等非银机构合作，创新私人银行家族信托服务和保险结合模式，实现高净值客户家族财富保障和传承的需求。

伴随国内客户的投资视野逐渐转向海外投资市场，财富管理业务也应联合其境内外市场。伴随客户移民、海外留学数量的提升，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海外资产的大幅增长，客户海外理财业务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商业银行发展理财业务要向满足客户海外理财需求转变，要求商业银行积极培训具备海外理财能力的员工，并进行必要的流程改造和组织体系调整，打造有海外资产配置能力的队伍及业务模式。商业银行布局海外私人银行业务，一是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建立服务网络，构架私人银行服务网络，开拓离岸客户群体；二是与外资银行或财富管理机构合作，联合推出跨境金融服务。

全权委托业务逐渐兴起。目前国内全权委托主要进行一对一专户资产管理。在全权委托资产管理模式下，私人银行机构按客户资产管理规模收取相应的管理费及浮动业绩报酬。第一类是运用MOM（Manager of Managers）管理模式，对投资组合和投资管理人进行双重配置，由私人银行部作为机构委托人，根据私人银行客户设定的专户全权委托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久期、投资约束等要素，在全市场寻找投资标的。第二类是通过由全权委托投资决策委员会、全权委托投资策略小组、投资经理组成三级授权体系，分层关注控制风险；持续监测市场动态并及时调整投资策略，设立止损体系。客户可定期接收并实时掌握资产的绩效情况；并且使用“保值+超额收益”的策略，即一部分资金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益金融产品，再通过配置策略优化大类资产配置比例，获得超额回报。第三类是通过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由资产管理公司担任专户管理人，为客户开立全权委托专户。同时银行的财富管理部门作为专户的投资顾问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进行资产配置。

全能综合业务模式，开放式、全球化的投资平台，金融和非金融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已成为高净值客户所需服务的基础。同时，伴随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与财富管理业务的融合是全球商业银行财富管理面对的挑战。商业银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就要敢于创新，寻找业务突破点——便捷性。一方面，客户对财富管理业务的一个核心需求是业务的私密性、安全性和便捷性，而互联网金融可以极大地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为客户提供“管家式”的金融服务，帮助客户管理其财富资源、人脉资源、企业资源等。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可以在真正意义上为客户提供全时间、全空间、全互动的金融服务。

（三）上市补充资本金

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也出现了资本充足率下行的趋势。不同类型银行以及商业银行不同层级的资本充足率情况见图30和图31。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会继续暴露，银行也在加大问题贷款的核销，势必带来银行资本的加速耗损。同时，银行还要保持规模的适度扩张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小银行存在较大的补充资本金的压力。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深入和银行业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以及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下行，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承压。截至2016年第2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2.27%（见图32），保持下行趋势。分类型看，各类型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净利润增速都出现下行，部分银行净利润零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情况见图33。银行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金的空间和弹性有限。近年来，银行主要通过发债、发行优先股等方式补充资本，事实上，通过股票市场IPO融资也是银行补充资本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的有力渠道。

银行IPO能够直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银行是典型的高杠杆行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后提升信贷扩张能力，对经济产生杠杆推动的效果。由于经济增速换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部分行业、部分企业信用风险暴露，部分银行出现了惜贷现象，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调整期，客观上仍然需要银行保持适度的信贷增速支持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小银行进行股权融资能够降低其资金成本，推动中小银行上市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动中小银行上市也是完善公司治理、保持中小银行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小银行往往地域性较强，股权结构较分散，容易受到当地政府、股东的影响，不利于公司业务健康发展和风险控制。上市之后能够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中小银行规范发展、稳健发展、健康发展。

回顾历史，21世纪初期，我国国有大型银行登陆资本市场，获得股权融资补充资本，为我国经济强劲增长做出重大贡献。2007年三家城商行通过上市，抓住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在城商行中脱颖而出。截至2016年年中，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三家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比2007年年报水平分别增长了10倍、12倍和4.6倍。北京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从2007年的3542亿元人民币成长为2016年年中的1.97万亿元人民币；南京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也由2007年年报的760亿元人民币成长为2016年年中的1.01万亿元人民币，突破万亿元。由于历史原因，2007年之后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在A股上市被暂停，2016年随着江苏银行的上市，新一轮银行上市进程重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小银行应将上市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银行信贷业务天然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在同等条件下，银行偏向服务大企业、大客户。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的风险首先暴露，导致银行对小微企业惜贷、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培育小微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就业贡献源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同银行“规模优先”的天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大力扶持中小银行解决。同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有“小而美”的优势，它们对当地经济更加了解，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更加了解，同时也能更细致、更多渠道了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信用状况。同时，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综合社会资源弱于大型银行，为了同大型银行展开差异化竞争，中小银行也主动将小微企业定位为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从宏观层面看，如表1所示，国有行、股份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在逐步下降，体现为小微企业贷款中国有行、股份行占比在下降；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甚至出现了下降，而城商行、农商行的占比在提高。从微观层面看，以近期上市的无锡银行为例，无锡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客户数量占全行公司类贷款客户数量的99.53%。

支持中小银行的发展，除了能推动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外，还能推动中小银行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中国银行业涉农贷款情况见表2。中资小型银行特别是农商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是涉农贷款投放的主要力量。农商行往往脱胎于农信社，在发展三农金融服务方面有先天优势。在发展三农业务的过程中，中小银行可以发挥地域优势，下沉机构布局，创新产品设计，打通涉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补齐大型银行无法触及的服务短板。推动以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上市，能够推动涉农金融服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