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图读史：图像史研究中“碎与通”问题的探讨

贾登红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碎片化，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中多有关注的问题。而图像史作为史学研究领域新兴的学科分支，近年来亦日益被学术界所关注与重视，成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注点。我国的图像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图像史研究中的“碎片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故研究者应包容、辩证地看待图像史理论的创新与借用，在“求通求意”的目标下，推动“碎与通”的转换及融合，拓展与深化图像史学的研究。

关键词：图像史 碎片化 通史

 

图像史，作为社会史或曰“新史学”视野下延伸而出的历史学分支，处于史学与美学、艺术、传播学等学科的边界交叉点。其现有研究中的专业术语、规范多借自其他学科，所用材料也杂糅于器物、绘画、画报、报纸、照片、漫画等之中，显得颇为“碎片”与“模糊”，让研究者们虽心有所向却苦于无从着手，多有所失，或论而不深。那么，图像史研究应如何展开？又应如何避免自身的“碎片化”，构架自身的“通史”目标？本文试图从以下几点进行探讨。

一 “图像证史”：图像史及其研究

“图像不应只是文字构成的史书插图，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对图像史的这一名词或学科性的研究定位，当以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为开端，尤其是在该书中文版出版之后，很快便吸引了大量中国史学界研究者对图像的关注。故“虽然彼得·伯克没有提出图像史学的概念，但我们仍可将他当作图像史学的创立者”。

图像史研究的魅力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 ‘想象’过去”。我国历史上的图片是极为丰富的，除舆图、画图、老照片、老的影视资料外，也包括器物上附着的不可移动的照片、文物遗址的图片、各地保存的契约文书、户口单、关防、印章、邮票、火红商标等，可谓藏量丰富，种类繁多，累档成山。图像资料最为显性意义的体现便是“百闻不如一见”了，“历史照片（其实不单单是历史照片，历史中遗留下的图与像都具有类似的功能——笔者注）可以帮助我们 ‘看见’过去，虽然只是零散的、中断的、瞬间的形象，但它是实在的、具体的、生动的映像，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生活内容。”

对于图像史的定义，目前学界呈现出多种论述。有从研究目的进行划分的，如有学者指出图像史“主要是指利用图像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指利用过去的图像（图像史料）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可称为 ‘图像证史’；而后者主要是指当下利用图像来传播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科学，可称为 ‘图像传史’”；有些学者则把其归为“形象史学”的概念，“具体来说，指运用传世的岩画、铭刻、造像、器具、建筑、服饰、字画、文书、典籍等一切实物，作为主要证据，并结合文献来综合考察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有学者从心态史研究角度出发，称其为“表象史”。“影像史学”则借助镜头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表意特性将上述研究对象纳入史学研究视野。但无论如何对图像史进行表述，其贯穿的主线是一致的，即均试图于追求“图像证史”的目的。

当前，我国学界对图像的研究，多聚焦于微观的探讨，研究的对象多是具体而弥散式的，是一种小论题、个案化与深描性质的研究。这是由图像的特殊性质导致的，正如阿比·瓦尔堡所说“上帝是存在于细节中的”。“它们（细节——笔者注）是图像的附饰，是散布在文本边缘、游离于主题之外、看似无关紧要的文本要素，例如维纳斯随风而动的秀发、女神的衣饰和褶纹、仙女躲避追逐时滑脱的衣装等等，瓦尔堡称之为 ‘附属的运动形式’（accessory forms in motion）——既是所再现的对象的附属，也是图像本身及其主题的附属”, “对瓦尔堡而言，细节是文化因子的载体，是情感表现的原型式结构，因而也是文化遗传的密码”。“当然，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具有阅读价值，对瓦尔堡而言，真正的细节必须是承载了文化情感结构、具有文化情感表现力的对象。细节固然在图像之中，可细节的价值却在图像之外，换句话说，细节与它所要表现的价值之间是一种隐喻或象征关系”。作为图像学最早的开创者之一，瓦尔堡的论述和观念，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图像学研究的切入点和“碎片化”产生的本质原因。

具体来说，现有研究多从专题探讨入手，史料则多立足于《点石斋画报》《北洋画报》《良友》《妇人画报》《真相画报》《晋察冀画报》《人民画报》等。这是因为这批画报资料保存较为系统与完整，采取个案的研究方法利于把控和对专题的打通，但是若把握不好则容易出现一叶蔽目的现象；其次，就研究区域来看，聚焦点多集中于上海、天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区域，对其他地区与民众的视觉研究则较有忽略；再次，从研究者来看，国内对其展开过较为系统性研究或论述的学者有南京大学的韩丛耀、陈仲丹，北京师范大学的吴琼，山西大学的行龙，西南大学的蓝勇，中央美术学院的尹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海青等人，群体虽地域分布较广，但相较史学其他领域而言，不能不说还显得十分薄弱；此外，从研究的视角而言，多是借助于政治史、艺术史、文化史等已有的学科或视野，是一种对图像资料的“新（再）发现与新（再）利用”。如尹吉男在《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中，对绘制于1437年的《杏园雅集图》内的人物背景、图像模式、杏园雅集活动等从“政治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视角进行了解读。海青从政治漫画视觉文化形象塑造、传播方面展开研究，在其《国族形象人格化的移植与文化困境——以劳瑞的“李表哥”漫画为例》一文中，通过对1985年美国政治漫画家芮南·劳瑞（Ranan Lurie）应台湾方面邀请创作的代表“中国人新形象”的“李表哥”卡通人物进行自我形塑和寻求政治话语权的一次尝试，探讨了冷战意识形态从强硬宣教转而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风潮结盟的案例在视觉文化上的投射所产生的影响与争论。行龙的《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一文通过对晋察冀画报的内史，设备、技术、群体，画报的三大论域“战争、革命、生活”等论述，展现了一个以图像及新闻宣传工作为载体的根据地斗争史。在其行文的最后，他认为“就图像研究而言，只有艺术学跳出艺术品 ‘风格’的框框，历史学者走出 ‘看图说话’的误区，两者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对话与交流”。仅从以上三者的研究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图像史研究在艺术史、政治史、视觉传播学、抗日根据地史等研究中的开展与“新（再）发现”。

在这之中，相较于“目前流行的做法，不是以图像去图解从文献中已获知的历史事件，就是用文字去描述已知的图像，亦即将图像充作文字‘插图’而已”的部分研究方法，南京大学的韩丛耀教授及其团队，更侧重于从图像的本体意义展开研究，倾向于对图像整体史的架构及其理论的研究，如其出版的《中国影像史》丛书（2015）、百卷本的《中华图像文化史》丛书（2016）等，力求呈现的便是图像作为一种文化或意义形态，在被历史上及当下的“受众”所制作与传播的感受、理解和消费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对图像史通史性的架构。

二 “求通求意”：图像的研究呼唤理论关注

对于图像史的研究，其目的应该是建立在“求通求意”基础上的，或者是以这一目标为着力点的。也就说，图像史的研究，要追求通史的目标与解读图像深层次的意义。图像，作为史学的一种材料，其在本体意义上其实是超越“史料”的一种存在，是一种既有史料性又有自身本体图像意义的特殊史料。当我们将其视为一门史学分支学科时，在我们的研究中就一定要注意对其的定位与认知方式。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是要重视图像史理论的构建；三是在以历史学为本位基础上，推动图像史多学科交叉方面的研究，如“数据图像史学”的搭建等。

费弗尔曾明确地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对于图像史的研究，如果不以问题意识为指导，那么对图像的解读，就有可能丧失掉图像的意义，沉沦在图像的符号之中，成了一种对图像符号的堆积，反而会缺乏历史学的思考，也就难免走向“碎片化”了。在这一方面，台湾赖毓芝的《清宫对欧洲自然史图像的再制：以乾隆朝〈兽谱〉为例》便颇具问题视野。她认为“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大概是全球史的兴起”，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些欧洲根源图像与知识在清宫的引入”？以此为问题导向，在文内，作者以《兽谱》图为讨论的中心，参考其他相关档案资料检视了其制作的过程，认为乾隆时期的“《兽谱》的成立有一全球史的面向，其内涵比起传统博物学写作更强调对外的连接与视觉的转向，然其高度拟真的图像却不是简单地 ‘反应’现实的纪实，而是虚实相参，以拟真实境回应中国传统统治的种种命题，进而成就乾隆治下的理想‘现实’”。其内文通过图像及其他史料的辅助，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用《兽谱》图的碎片拼接了内与外、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等命题，是一种在问题意识指导下的图像史研究范本之作。

问题导向的研究是研究者所必须的，但却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能“把控”的，也即图像研究更需要理论的支撑。因为图像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或符号，它深层次的意义无疑是隐性的，而且由于图像史处于交叉学科的节点，对其的解读看似可借用的理论十分丰富，但其实在现有众多的研究中依旧呈现出一定的“理论饥渴”。

中国有句谚语“荷锄候雨，不如决渚”，等候与引进国外的图像理论，不如结合本国实际，在已有的研究理论基础上，探讨与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人自己的研究理论方法。对于此，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在他本人的图像研究中，结合中西已有研究方法，提出了“三种形态”（技术性形态、构成性形态、社会性形态）与“三大场域”（图像制作的场域、图像自身的场域、图像传播的场域）的研究方法，或许对于图像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启发。就“三大场域”概念而言，韩丛耀教授认为任何图像都是处于“三种形态”之中的，且所有图像的再现都是以某种方式制造的，有着自身的制作场域，当图像被制作出来后，便拥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语言文字构成形态的视觉形构与结构性符码的建构，也即图像的自身场域。但是，如果图像无法被人们所观看到，也即无法被“收视”，图像便产生不了意义，即图像的意义的诞生是借助于“图像的传播场域”这一重要地点进行的。

史学研究需要理论，更需要方法的指引。在本文中提及的“数据图像史学”研究，是指提倡用大规模的模型和计算机演绎相结合，将图像符号转变为数字符号的意义，呈现出数据化的特点，进而可以在“大数据”的背景与框架下，对图像史进行的数据化研究。这种方法，是力图借助于自然学科的方法及大数据的构建，来拓展与加深图像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

彼得·伯克有言：“各个学科的结合是对碎片化的补救”, “揭示地域、社会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与碎片化进行战斗的一种方式”。正如上文所言，数据图像史学是一种将图像数据化的分析手段，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全面地统计及对图像的数据加以分析，如韩丛耀等著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六卷）一书，便采用SPSS软件，通过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中国近代画报画刊（1840至1919）的新闻图像（包括摄影照片及漫画）内的人物、性别、发生地、主题等项目进行了逐一的细分与统计。最后结合数据统计，从而得出较具说服性的历史解释。这种解释是必要的，马俊亚认为虽然史学界是为了追求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解释，“而历史研究本身是对 ‘过去’的择取，任何研究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这一方法的研究，季芬的《蒋介石媒介形象的建构研究——以〈良友〉图像新闻报道为中心》进行了很好的实践。其论文通过对《良友》画报中15年来出现的蒋介石形象的分析，探究了该刊是如何利用图像、文字及版面编排等技巧来个案刻画与系统建构蒋介石的媒介形象，为历史人物尤其是从图像史研究的视角提供了一个非常见的视点。

当然，数据史学研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它只是一种相对的、具有辅助性的研究性手段而已。“我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者担忧的是，他们一旦承认自己用了这种方法，可能会受到 ‘烹煮数据’的指控，可事实上他们只是想对计量性 ‘文本’的内在结构有足够了解，让自己能对其有效 ‘阅读’，探究其深度。我认为计量研究者有必要更多地思考，他们对自己数据所作的基本阐释性质询有怎样的认识学意义。”休厄尔的这段话，也许对我们从事图像史的计量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即我们要对自己计量图像数据进行充分阅读，并在阐释时，不对其任意使用，建立在一定的认识学的范围之内。再者，“李中清等学者高度评价利用数据库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量化数据库推动的是 ‘求是型学术’，即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事实、产生新认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历史学科自身发展，更能够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并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平衡东西方学术发展做出贡献”。不过，更多学者对此持更为谨慎的态度“王子今认为，实现学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先进思路的开拓和新出资料的公布，并不在于计算机技术作为研究手段的简单应用”。

任何史学上的创新，都须要警惕自身的学理性，避免沦落为无良讼师式的诡辩。以上理论和方法，只是图像史研究中的一种尝试，我们应该用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它，但也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去批判它。当然，对于图像史的研究与理论并不止这些方法，其他亦有很多研究方法，比如吉莉安·萝斯（Gillian Rose）在《视觉方法论》（Visual Methodologies）一书中便提出了“构成解释法”（Compositional interpretation）、“符号学分析法”（Semiology）、“民族志解读法”（Ethnographic methods）等。但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对于图像史的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史学本位基础上。唯有如此，图像史才能行走得更远，才会更加具有魅力。

三 “枝叶相依”：图像史研究碎与通的转换

针对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行龙曾撰文指出：“只要我们 ‘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 ‘碎片化’。”该论述，对于图像史的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即图像史的研究中克服碎片化的重要途径便是要在通史的视野下行进，要注意用联系的观点来阐释碎小的研究，以小见大、小中有大。须知在小的图像元素中也可以彰显出“大历史”的运行轨迹，故“保持总体化的眼光”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具体研究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图像及问题，我们又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图像史研究的“碎与通”的问题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换和克服。

首先，要分清楚“碎片”的来源问题。“碎片化”的产生是与史学相伴相生的，无法避免的，也是无须避免的。但是就“碎片化”的产生而言，我们需要关注其产生的二个关键性诱因：一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碎片化”？二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碎片化”？只有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区分，我们才能够搞清楚，哪个“碎片化”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正如马俊亚所举到的“希特勒的例子”, “所有人陈述的历史固然都是由一块块碎片构成，但用碎片把希特勒建构为一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与同样用碎片把他描绘成一名残忍极端的纳粹元首，用史学标准不难衡量其高下”。也即利用“碎片”来解释希特勒为艺术家与专业的史学家利用碎片把其叙述为一个纳粹首领是有区分的。显然，史学家的碎片化更有说服力。而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碎片化材料的利用过程中，是否存在人为的继续破裂，如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对引用材料的断章取义，仅仅引用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而忽视原材料中与自我观点相互抵触的部分。无意识则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如个人主观或客观条件的限制等，未能意识到材料的碎片化及材料的真伪、片面性等问题。可以说，同样是“碎片化”，在专业人士挑选且是无意识情况下利用的碎片化显然更具有代表性与史学的说服性。

其次，要注意“碎片量”的问题。这一问题正如上文中我们提及的要重视对量化图像史学的重视类似，两者都在强调“量”对碎片化的克服和对通史研究的一种诉求。其实，在图像史研究中，我们对碎片的“量”，特别是民国史研究时期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规模的，因为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民国时画报、摄影技术盛行以来，图片的量是极为丰富的。就以民国时期的画报画刊为例而言，据彭永祥统计，“近现代出版的画刊名录有近2000种之多，今天能确凿查到相关资料的只有约800种了，有的画刊资料详细一些，而有的画刊资料就很少了”。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摄影队伍，“八年抗战中，他们共摄取新闻照片两万张以上。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又摄取了新闻照片一万五千张以上”。以上两例仅为近代时期中国画报及摄影照片的两个部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图像资料的丰富性。这一丰富性可以在对图像的解读中对我们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即我们在对某一图像进行研究时，可以综合考虑同时代其他图像所呈现出的“史学景象”，通过比较、互证等手段，达到一定客观性研究之目的。

再次，历史写作中要有意识地树立通史（或曰整体史）意识，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关于通史和专题史的研究，齐思和曾指出“依现代之标准，一国之通史，已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胜任，而有待于专家之分工合作”, “专题研究未出，何有专史，专史之未成，通史更谈不到矣。语云‘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标准的中国通史之不能出现，即由于中国史家所凭藉者少也”。当然，在此处图像史的专题研究并不一定都是为了构建通史，而是要在通史视野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在对图像史的研究中，学者应将自己的研究放置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要明白所分析图像史的具体时空位置，避免“碎片化”的遮眼和断章取义。同时，在解释研究时，应该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体系，包容其他理论，建立对图像客观、唯物、符合历史规律的解释。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 P．汤普森所言，“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在继承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态度应该是“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而不是一种教条式的承袭。

笔者认为，只有做到了以上三点，我们才能将“碎片化”转化“通史”，或曰推动图像史通史性的研究与通史性视野下的发展，建立一定的基础与信心。“陈寅恪早就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 ‘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必须具备 ‘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另一方面，如他在 ‘晋至唐史’课堂上告诉学生的，若 ‘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这样的 ‘绘画眼光’，正体现着碎与通的辩证关联。”陈寅恪先生的“绘画眼光”对于图像史“碎与通”之间的相互转换是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的，也就是必须知道了图像及图像史的“大概”，才能推测出其“适当地位”，最终才能“以复旧观”。

四 反思与前行

维特根斯坦曾言：“我们为自己创造事实的形象。”任何研究者都无法避免主观性，也无法避免对碎片的利用和截取。这种利用和截取，就图像史研究方面而言，王笛的这句话也许更具有说服力——“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 ‘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 ‘碎片’的历史，不过仅仅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王笛的论述虽然不是针对图像史研究而言的，但是对于图像史研究而言，他的这些论述真的是恰如其分。

图像史的研究在中国毋庸置疑是处于起步阶段，“应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中，文字的气场仍然很大，对文字的诠释咀嚼往往在人们潜意识中更具学问性，而图像给人的感觉是通俗的、低层的、幼稚的，这一方面是传统观念仍然影响我们的学术取向，另一方面也是图像史学本身发展远远不够，故中国图像史学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图像凭借其强大的实践能力正进行着将一切事物予以视觉化的尝试与努力，当各种观念、情感、事物都凝聚在一个可传达的、具体的符号形象中时，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图像”。现实的困境与图像史研究的大有可为是交叉的，既有困难也有希望。对于图像史的研究，我们应该树立希望，秉持通史（或曰整体史）的视野，在避免无意识的“碎片化”前提下，多用专业的史学眼光对其审视与取舍，建立自我的问题意识与解释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图像史学研究的前行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