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研究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它，既为认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也为完善和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提供一些知识增量。本书试图通过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本清源，还理论以本来面目，澄清学界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误解。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解释学循环”概念，指出解读文本时存在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循环。人们在理解文本时，总是受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和知识结构的影响。我们在理解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总是带有我们自己的知识框架体系，导致我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采取了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所说的“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理解”的方法。作为批判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是站在美国传播工业和主流传播研究的对立面进行立论，我们由于多年受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美国式的传播制度和传播研究有一定的抵触心理。很多人带有“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观念，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较为青睐。我们在解读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文本时总是易于采取霍尔（Stuart Hall）所说的协商式（negotiated）甚至主导霸权式（dominant-hegemonic）的解码（Hall, 1980），认为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我们对美国传播工业和主流传播研究的认知是一致的，进而不加批判地接受和采纳。研究方法上的分歧也影响我们对北美传播学研究的态度，我们对定量研究认识上的偏差和定量方法训练的不足，导致我们对偏向于定性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偏爱有加，而往往对定量的经验和行政研究抱有偏见。这些文本解释上的“偏见”导致我们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有一定的误解。已故作家迈克尔·克莱顿（Crichton, 2004）说：有预设立场的“科学”研究是危险的，与“神学”无异。本书试图打破和远离这种预设的立场，从客观、科学的态度出发，再现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原貌，梳理该学派的历史流变，凸显该学派的内在结构和理论旨归（theory commitment），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剖析思想体系，把握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通过研究思想本身来理解思想路径，分析其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合理性和贡献，审视其给传播研究领域甚至整个学术界所带来的知识增量。

1.2.2 现实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研究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通过研究获得大量史实，服务于现在，理解现实问题，为现实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以史为鉴，预测未来趋势，实现“期望”和“预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97）说：史学不仅为发现历史，还要解释历史，并且提供与现实的联系。钱穆也说“史学之真贡献”就在于能对当时事务有贡献，要“言顾行，行顾言”，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钱穆，2001: 153）。本书希望通过研究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史，一方面，认清美国商业化媒介体制的本质及其所面临的危机，避免重蹈覆辙，为我们发展替代性的媒介制度提供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借鉴其传播研究路径和媒介改革策略，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和传播实践服务。

西伯特等人（Siebert, Peterson & Schramm, 1956）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将世界的媒介体制和理论分为两种类型（自由主义媒介理论和威权主义媒介理论）和四种变体（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威权主义理论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理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直将此书作为批判的对象（Smythe, Guback, 1993），认为所谓的自由主义新闻制度根本不是最理想的传播制度，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掩饰，并一直寻求替代性的传播体制。中国的媒介制度作为西方商业媒介制度之外的一个异类，一直受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关注，不断有学者将中国的传播业与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传播工业进行对比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极力提倡的公共所有和公共控制下的公共传播体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的传播体制有很大相似性。研究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吸取他们对我国传播业的独到判断，也可以澄清他们对中国传播业和制度的误解，他们的政策思考和理论探讨能为我们建设和完善中国的传播体制提供借鉴。

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Dallas Smythe）就曾到过中国，并用自己的所学所思，对中国媒介发展提出建议。这些建议现在看起来不无裨益。他的预言和警告，很多后来被证实。北美第二代、第三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关注蓬勃发展的中国传媒业，尤其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传播业迅速发展，中国的传媒业成为他们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他们在批判美国传播工业的同时，也在思考和评估中国媒介制度作为美国完全商业化传播体制之外的一个替代性媒介制度的可能性。他们对中国媒介商业化、媒介改革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旁观者清式的参考，可以使我们避免重蹈美国商业化传播体制的覆辙，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推进中国的媒介改革。本书希望通过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梳理，澄清学界和业界对该学派的误解，为未来将该理论运用到对现实传播业的分析和媒介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个更加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依据，希望为传播工业发展尤其是中国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