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问题、假设和概念界定

本书研究的问题就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结构、理论逻辑和知识谱系。本书将通过梳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流变、分化和繁衍的“印迹”（imprinting），再现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轮廓和原貌，并进行总体把握，提炼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凸显该学派本身的结构，加深对该学派的理解。本书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假设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希望在文献的搜集、阅读和分析过程中突出这条主线，论证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不自由”从哪些方面得以体现，以及他们对“不自由”传播所导致的后果的认识和对自由传播的期待。

从报刊在美国出现开始，美国学界和业界对媒介的批评就不断而来。在美国建国之初，主要批判党派新闻业的偏颇，呼吁专业主义和职业精神，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黄色新闻业引发了人们对媒介内容低俗化的批评。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媒介行业的集中，引起了人们对媒介独立和新闻自由的担忧。20世纪30年代，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新技术的出现，引起了杜威（John Dewey）等教育家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管制的呼吁。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延续了美国媒介批判的历史，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将批判学派发扬光大。

1935年，杜威发表了《我们不自由的新闻界》（Our Unfree Press）一文，认为新闻界对现存的经济制度负责，报纸被一些特定的工业利益所控制，新闻工作者的身体和灵魂都归传播工业所有，选择和压制新闻都是为了与工业利益一致，整个新闻界是不自由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杜威的“不自由的新闻界”的概念，并远远超出杜威“新闻界”的范畴，延伸到批判地分析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本书借用杜威的经典概念，用“我们不自由的传播”（Our Unfree Communication）来归纳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复强调传播行业是“我们的”，而不是垄断着媒介市场的大媒介集团和跨国公司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直主张传播资源是公共财产，应该由民众来控制，公众有权参与传播政策的讨论，决定传播工业的发展路径和方式，甚至在媒介内容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始终将自己视为公众的一部分，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管制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而非站在媒介集团的一方，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这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与主流传播学者的重要分歧。

（1）“不自由”。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像欧洲文化研究和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掺杂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体现了更为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都在论述一个主题：不自由。这个“自由”并非完全等同于新闻自由，而是包括新闻自由，但外延更广，接近于自治的概念，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意涵。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眼中，美国的传播工业和制度一直在不断破坏人们“自由传播”的权利，政治经济权力控制了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整个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不是自由和自治的。

（2）“传播”。传播过程是一个包括多个因素和多个主体的复杂过程。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超出“新闻界”（press）的概念，而涉及传播主体、传播来源、传播政策制定、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等传播过程中的各个因素和各个步骤。在传播方式上，不仅包括大众传播，还包括个人传播、组织传播、集体传播等方式。这个“不自由”还包括诸多主体，如不自由的记者、不自由的媒体、不自由的受众等。

（3）为何专注北美？正如“盲点”辩论（Smythe, 1977）所揭示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不同的思想起源和学术传承，虽然彼此都是采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但在考虑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显著性（significance）上是不同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大多限于师生、同事之间，或者一个系所之内，体现了较为单纯的谱系，在演变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一致性，虽然理论和方法在不断丰富，但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权力场域中的秩序时，体现了一个独特的指向。所以，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可以凸显北美学派的独特之处，呈现其与其他相邻学科和分支学科的分歧和交叉，再现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价值和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