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解读新加坡

新加坡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经验

摘要：新加坡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型经济体，国小人少，没有资源，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时，困难重重，面临绝境，不但国际社会怀疑她是否能够生存，就连建国总理李光耀也没有多大的把握。50多年过去了，新加坡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年和“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平起平坐，今天俨然已遥遥领先。毋庸置疑，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在过去5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研究和分析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以及成功背后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发展路径，可以为中国今天的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相似的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经济发展 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 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最南端的赤道北侧，扼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她国小民寡，缺乏天然资源，但是，从1959年自治（其后于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短短50多年所取得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成就，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巨大成功，为全世界所关注。国际社会对新加坡的评价：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攀升到第一世界。

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独有的敏锐注意到这个城市型国家的不凡之处，开启了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先河。自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就没有间断过到新加坡的考察、学习、研究和培训。30多年来，前来学习和培训的中国官员和专家已经超过了3万人。2008年9月，广东省汪洋书记访问新加坡时，带着广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新加坡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探索，推动了广东省以及中国东部先发展起来的省份和地区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系统学习。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成长，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穷国、弱国改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准富国和准强国，打造成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在国际政治舞台和经济舞台上拥有相当大话语权的大国。继“亚洲四小龙”于20世纪80年代创造的亚洲奇迹之后，中国创造了一个更大的亚洲奇迹。

毋庸置疑，中国30多年的经济成就是巨大的，但高速发展之后的道路怎么走？中国高层早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但许多地方对转型的紧迫感不够，许多决策还是为惯性思维所主导，没有显著的创新、突破和前瞻性，更多体现为被动反应和维持现状。广东省和东部发达地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是什么？新加坡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作为比中国先行一步的成功者，她过去5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和积累的经验，正好可以成为中国今天学习、借鉴和仿效的榜样。不错，新加坡这个小国是个独特的“城市型经济体”，其经济模式为外向型经济和依附型经济，与中国这种“大国型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过，无论国家或经济体的大小多么不同，“经济”二字的定义、属性和内在规律是没有任何不同的。

2015年是中新两国正式建交25周年，两国建交之前就已经频密交往。今天我们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经验的回顾和探讨，也是对中新建交25周年的祝贺与纪念。

一 新加坡概况

国名：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

历史：1819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59年脱离英国统治，成立自治邦；1963年和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正式独立建国。

面积：719平方公里。由新加坡本岛和周围约40个小岛组成，新加坡本岛东西长44公里，南北宽24公里。

人口：约561万人。其中公民341万人，永久居民53万人，非居民167万人；华族占75%，马来族占14%，印度族占9%，欧亚族占2%。

语言：马来语为国语，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为官方语言，英语为行政和商业语言。

经济：（2016年）GDP总量约3500亿美元，人均61000美元，世界排名第3位；就业人口350万人，员工月工资中位数约4400新元；110万户家庭，家庭月收入中位数约7500新元（1美元=1.3新元）。

经济地位：全球第二大集装箱集散中心，第二大电子工业中心，第三大炼油中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第三大金融中心。

工业：占GDP的25%，主要包括石油炼油、化学与化学产品、电子工业、精密机械、医药工业等。

服务业：占GDP的75%，主要包括金融、贸易、物流、海空运输、商业服务等。

住房：拥有房产的国民人口比例为91%，其中拥有政府住宅（本地称为公共组屋）的人口占81%，人均住房面积为30平方米（大伦敦区为31.9平方米，纽约为28平方米，首尔为20平方米，上海为16.5平方米，东京为15.8平方米，香港为15平方米）。

人均寿命：（2016年）83.5岁（日本84.5岁），男82岁，女85岁。

护照：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约176个国家和地区给予新加坡护照免签证待遇。

世界排名：世界各经济体竞争力排名（瑞士洛桑IMD, 2016年5月）第一；全球经商最便利的国家/地区排名（世界银行，2015年11月）第一；全球前十位最廉洁国家（世界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德国，2015年10月）第一名。

二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历程

从1959年起，新加坡经济经历了五个重大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59～1965年），进口替代期。

•第二阶段（1966年～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期。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增长期。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7年），产业升级期。

•第五阶段（1998年至今），调整恢复/经济转型期。

第一阶段（1959～1965年），进口替代期

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局，刚刚取得执政权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决策是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多元化，改变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结构；同时，政府投入巨资，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为民间资本发展替代进口型工业创造条件。

就这样，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为突破口，新加坡从自治的第一天起就非常吃力但也非常积极地开始了她的经济转型之路。

1819～1959年，新加坡经历了14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在亚洲的势力开始衰退，美国的势力开始扩张。经过多次谈判，1957年英国政府同意新加坡成为自治邦；1959年5月，李光耀于1954年发起成立的人民行动党参加了在新宪制下举行的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选，赢得了51个议席中的43席，获得了执政权；同年6月，时年35岁的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

在此之前，英国人并没有在新加坡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体系，只是利用新加坡多年自由港的历史地位，把其当作英国在远东的货物集散中心，转口贸易作为单一的经济形式占据新加坡经济的主导地位。

当时，新加坡的日子很难过。因为没有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老百姓找不到工作，失业率高达14%，因此，突破单一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就成为新生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李光耀说：“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开始，便一直背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内阁同僚们都知道，要生存的唯一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达极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决议避开新加坡。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一位饮料制造商向我建议推动旅游业。这种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需要厨师、女佣、侍应生、洗衣工人、干洗工人、导游、司机和制造纪念品的手工艺人，最理想的地方是发展这种行业所需的资金很少……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种行业倒是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给许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带来一些收入。它固然使失业人数减少，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这里设立工厂。尽管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国内市场很小，但我们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希望日后这些产品当中有部分会在本地制造。我们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我们也吸引了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到这里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

第二阶段（1966年～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期

在第一阶段成功引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基础上，新加坡从第二阶段一开始便大量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推动国内经济起飞，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新加坡不被国家先天不足的条件或是不利的环境所约束，冲破意识形态的桎梏，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凭借门户开放的国策，新加坡吸收了西方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先行一步，一下子便和当时的其他亚洲国家拉开了距离，把自己的经济基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新加坡，进入了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发展阶段。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正式宣布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但是，没有禀赋要素的城市岛国，离开了马来西亚这个共同市场，自己能够生存吗？

对此，英国政府答应给新加坡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外来援助应该是通过工业给新加坡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使我们对不断注入的援助产生依赖。李光耀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靠讨饭钵过活。”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60年代中国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织厂和玩具厂等，他们属于劳动密集型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动和原料的剥削者。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前副总理，被称为新加坡工业之父）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1968年，新加坡政府决定成立裕廊工业区管理局，国会还通过了有关法规。该管理局不仅负责管理裕廊镇，还管理全国其他工业区。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区提供管理和监督服务，为企业和国民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设施，为厂家提供进出口帮助和技术咨询。管理局对工业园区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首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明确发展方向，突出重点，对企业界要加强管理，还要灵活多样地给予协调。管理局要为厂商提供优惠用地，自己要建造标准厂房，并将其出售或出租给外商投资企业，还要向厂商提供设备，建立资讯网络。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增长期

经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摸索和积累，新加坡的经济进入大发展的阶段。经济基础稳固，基本实现全民就业，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此时的新加坡开始大力引进技术密集型产业：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倡科研与经济相结合，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个阶段，政府的注意力转为研究与开发、设计、工程、信息科技，电脑、电脑附件制造业等电子行业成为先导产业。第三产业开始向专业化、系列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为从总体上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和质量提供了保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加坡已经成为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的亚洲新兴工业国，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

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工业结构，经济状况好转。但是，高瞻远瞩的李光耀和吴庆瑞认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虽然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并不适合新加坡未来的前景，只能是过渡时期的措施，今后要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和高科技产品。他们指出：“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水平，我们的裕廊工业区不能老是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水平上，要来一场科技密集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会落后。我们要逐步进入资讯网络社会，建立起软件发展中心和电脑制造中心，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未来的硅谷。”

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筹措国内资金和吸引外资，发展高科技、高产值的精密工业，以求经济结构现代化。新加坡经济政策的转变缘于国际的经济形势。他们分析说：在亚洲，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经济停顿；印支三国持续进行战争，经济状态更为低落。但大多数国家经济仍在快速发展，特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周边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崛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它们的劳动力队伍庞大，工资较低，这使新加坡吸引外资的竞争力有所削弱。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已做了调整，增长速度较快，国际市场处于激烈竞争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已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形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产前研发与产品的营销在欧美，这两者都属于高利润环节，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而处于中间的生产加工环节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由此形成两端高利润、中间低利润的U形生产配置曲线（也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因此，新加坡必须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争取较高产值产品，不仅要替代进口，而且要以出口为导向，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调整外商投资政策：对过去颁发的几项法令重新进行修改，对外商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业，如食品、纺织、木材等，不仅取消优惠待遇，而且加以限制，使他们按照新加坡的要求，将资金和技术投向高科技的机械制造业、电子仪器、微型轴承等精密工业。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大量吸引外资必须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新加坡除鼓励高科技工业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和改建基础工程，修建煤气、供水、供电系统、公共交通以及公共住房等。其他重点工程是改建深水港和集装箱码头，扩建樟宜国际机场，使之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航空站；修建新加坡地铁系统，改善邮政通信系统。

开发人力资源：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本国人口的失业问题，而且外籍劳动力也蜂拥而至。随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工人工资的提高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基于这些原因，新加坡政府决定设法提高社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会减弱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决定与在新加坡开业的跨国公司联合设立技术培训中心，参与培训的外国公司可获得新加坡政府补贴。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外籍工人征收“客工税”，这样就可以逐渐淘汰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高科技水平。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7年），产业升级期

一方面，1984年、1985年的新加坡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前美国的经济衰退使其对新加坡的进口需求减少；新加坡的经济经过长期的超高速发展，以建设投资为中心的国内投资下降。1985年新加坡的GDP增长率为-1.6%。

另一方面，新加坡也具备了整体商务能力，逐步成为跨国公司认可的国际枢纽，许多区域总部在这里落脚。此时的新加坡企业积累了资金、技术、品牌和声誉，政府便鼓励和引导本地企业跳出本国、本土的小圈子，放眼世界、投资海外，向海外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外经济空间。1994年5月在苏州东郊金鸡湖畔破土动工的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加坡政府开始研究制定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规划。为此，新加坡要进一步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触，考察他们的经济状况，也让它们了解新加坡的经济状况，以便加强内外之间的合作。李光耀等政府领导人专程出访日本、韩国、美国及欧洲各国。此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还选派优秀人才在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7个办事处，向各国介绍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新加坡投资，着重开发高科技产品。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和挑战，西方国家经济停滞，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了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而周边国家经济也有较快发展，走向工业化，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使新加坡原有的优势逐渐消失。新加坡必须审时度势，面对挑战，制定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9年7月，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亦称“经济重组战略”。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方针，李光耀说：“旧的方法已不适用，推行新经济策略势在必行。经济重组战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80年，在庆祝新加坡独立15周年大会上，李光耀又向全国人民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说：“我们不能因过去15年的成就而自满，时代是进步的，形势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不能拘泥不变，我们要适应变化的经济形势。过去15年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成绩卓越，为人共视。我们的工业生产已增长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超过东南亚各国。但是，现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高科技产业，即实行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向高度精密产业迈进。”

为实现上述目标，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修改工资政策，从低工资转向高工资：低工资固然可增加企业利润，但不能鼓励企业向高科技产业发展。新加坡政府认为，要加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员工的工资，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换。

继续鼓励外资投入高科技产业，给予新兴产业各种优惠待遇：具体列出11个产品项目作为十年发展重点，其中主要项目有自动化器材元件、机械设备、医疗器材、化学药品、电脑软硬件、光学仪器、电子设备、水电控制产品等。

鼓励科研，开发新产品：根据政府建议，新加坡国会又修改了《所得税法案》，规定用于科研、开发项目的支出可获得双重减税；用新技术更新设备的工厂可提前折旧。为了给科研工作者提供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政府决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特设科学技术工业园，成立国家电脑委员会，负责引进外国专家，培训科技人才和进行技术开发。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但有一定的人力资源，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就必须提高人才素质，如此才能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新加坡政府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教育制度，调整和扩充高等学院，提高教学水平；举办各种大专学校培训班，培养专业人才；与国外跨国公司联合举办培训中心。

第五阶段（1998年至今），调整恢复/经济转型期

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世界性的电子工业需求下降，加上新加坡劳动力成本过高，许多跨国公司关闭或转移了本地的工厂。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新加坡开始思考和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对低端电子产业的依赖（吸引和增加高端电子产业和产品）；吸引和发展生命科学、制药、环境保护等产业；发展教育产业，建立区域教育中心。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影响了新加坡的发展。到了1998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新加坡的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增长率降到1.5%，有时还出现负增长。有些企业亏损，造成3万多名员工失业，失业率上升到3.2%。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了7.8%，外汇市场交易额下降16%，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7.5%。

1998年，世界性的电子工业需求下降，加上新加坡劳动力成本过高，许多跨国公司关闭或转移了新加坡的工厂，著名的裕廊工业园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空置的厂房。生产磁盘驱动器的巨型跨国公司希捷科技一下子就往中国搬迁了两间工厂，一间去了东莞，一间去了无锡，使新加坡的磁盘驱动器产量从原来占世界磁盘驱动器总产量的73%跌到50%。

面对变化了的外部环境，面对新兴工业国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新加坡开始思考和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对低端电子产业的依赖，吸引和增加高端电子产业和产品；不断瞄准世界新兴产业，通过引入新兴产业和本地培育，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引进和发展生命科学和环境保护产业，打破新加坡的制造业只能局限在电子、精密机械、炼油、石化、造船等领域的局面；充分发挥新加坡洁净的空气和一流的生态环境优势，引进生命科学、环境保护产业，并下大力气推动和促进其发展；发展和扩大水务产业，把新加坡打造成全球污水处理技术和产业的中心，把新加坡水资源的劣势转变成优势；发展教育产业，建立区域教育中心；继续用高薪政策吸引人才，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

2002年，新加坡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大转型，以求新、求变、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使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竞争力：全方位检讨发展策略；引进和发展生命科学和环境保护产业。打破刻板印象：兴建两个赌场；首次举办F1夜间赛事；成功申办2010年世界首届青年奥运会；成功运作主权财富基金；与主要经济强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与此同时，新加坡以本国为圆心，以7小时的飞行距离为半径（7小时的飞行半径覆盖了东南亚各国、香港、台北、北京、上海、东京、首尔、新德里、孟买、毛里求斯、珀斯、墨尔本、悉尼），制定了“7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战略：在成功实现“总部经济”的战略之外，在该经济圈内继续巩固和打造若干区域中心，即世界贸易中心、海港转运中心、航空中心、会议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保健中心、国际医药中心、金融理财中心。

新加坡也因为最先提出了具有创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概念，获得WTO的高度赞赏和各国的积极响应。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已经和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欧盟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超前的经济政策、灵活的应对谋略、高效的行政手段、广泛的世界联系，为新加坡继续成为全球竞争力领先的经济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过去的50多年，新加坡以其实实在在的治国理念赢得了实实在在的高速发展和经济成就，但毕竟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型的经济体，国家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相对也小，面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许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亚洲先行一步的新加坡还能够走多远？“各国之间的竞争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跑汽车。当汽车不多的时候，新加坡可以跑得很快，当大家都跑到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跑得太快了。”李光耀先生1994年的这段讲话，表明了从建国总理到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他一直把“可持续发展”当作一个重大命题放在自己的心里。

也许我们可以根据新加坡过去的发展轨迹预见她今后仍然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不过，李光耀并不同意“预见”一说。2009年12月，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和本地日本工商界领袖对话时强调：“新加坡的发展不是因为政府领导人能够预见未来的前景，而是因为能够及时适应世界的变化，在一次又一次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他希望我国未来的领袖能够适应世界的变化，并懂得把握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

[《新加坡研究》（20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

参考文献：

[1]〔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

[2]〔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

[3]张青、郭继光：《新加坡小国繁荣之道》，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0。

[4]〔新加坡〕梁文松、曾玉凤：《新加坡政府经验》，（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10。

[5]〔新加坡〕黄朝瀚、赵力涛：《新加坡社会发展经验》，（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09。

[6]〔新加坡〕严崇涛：《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新加坡）汤姆森出版集团，2007。

[7]〔新加坡〕杨建伟：《投资中国的必修课》，（新加坡）华商出版社，2002。

[8]〔新加坡〕杨建伟：《新加坡华人表面是华人，骨子里是英国人》，（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5月27日。

[9]〔新加坡〕杨建伟：《忧患意识：新加坡的国魂》，（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9日。

[10]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9。

[11]〔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12]莫少昆、余继业：《解读淡马锡》，鹭江出版社，2008。

[13]〔美〕哈瑞森、杭廷顿：《为什么文化很重要》，李振昌、林慈淑译，台湾联经出版社，2003。

[14]〔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赵广成、林民旺译，台湾城邦文化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