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理论资源及方法

任何研究都是需要有积淀的，本研究亦不例外。对以商品房小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的研究，无论是理论阐释还是实证分析，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进行。理论界非常流行和广泛运用的治理理论，是当下中国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经常使用的理论分析范式，本研究也予以采用。对来自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我们需要借鉴其有益成分，并建构起本土特色的治理理论范式。

（一）理论资源借鉴

治理理论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理论，近年来颇受政治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学者的青睐。“治理”一词主要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其本义就是引导、控制和操作。后来，“治理”作为一个概念慢慢地被纳入到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中来。关于治理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在学界更是日渐流行，各式各样的著作、论文亦是层出不穷。治理理论引起广泛关注，并形成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这主要起始于世界银行的报告，以及有关机构和学者们的推动。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危机”以来，“治理”概念便被广泛使用；1992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1996年，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份年度报告被冠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的标题；同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一份题目为“促进参与式发展和良好治理的项目评估”的报告。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对于治理的内涵，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给予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在其名著《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认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词，二者之间有重大区别。治理指的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是指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斯托克在对各种治理理论进行梳理后，将各国学者对治理理论的主要看法和观点概括为五点：①治理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②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③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权力依赖；④治理常常意味着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⑤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在关于治理的定义与诸多理解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观点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该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治理理论的兴起，其起因便在于国家管理危机的出现，以及政治统治的失效。在各种危机面前和资源配置中，人们看到了政府的失效，也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寻求新的解决之道便成为治学者的追求。可以说，治理就是在此种背景之下产生的。正如有学者认为的：“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

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除了国家失效与市场失效的推动之外，也同样离不开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就治理理论兴起的渊源而言，公共选择学派、新自由主义、有限政府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为其提供了非常厚重的理论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治理理论还将吸收更多营养，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虽说治理理论尚不成熟，甚至还存在滥用现象，但是治理理论有助于打破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如将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对立——而主张把有效的管理看作两者的合作过程等，这对于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研究、社会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当然，治理理论作为源自西方的学术思想，同样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反思，尤其是对治理理论的全球化以及其作为霸权主义的工具问题，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舶来品，它是否不折不扣地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切合中国治理实践与发展逻辑，学者们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辩证的分析。治理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后，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定势以及社会结构等的影响，在治理主体、国家与社会合作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均有所改进，学者们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方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比如，因为治理更多地强调社会参与，强调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客观上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二元模式，国家需要加强对社会的监管，同时也要给社会自治让渡出一定的空间。有学者认为：“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社区治理作为治理理念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运用，指的是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社区治理往往是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各种营利与非营利组织，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彼此分工、协调合作，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进而满足社区需求和优化社区制度的过程及机制。社区事务是一定范围内的社区公共事务，是社区治理的重点。相对于社区管理而言，社区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再是单一的主体，在政府之外，还有企业、私人机构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它们与政府共同构筑起协作关系，来共同决定社区事务；社区治理强调目标的过程化，社区治理不单单是对社区进行行政管理和服务，更多地是要解决社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调动社区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的积极性，发挥社区社会规范在社区关系处理中的作用，建构起社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社区治理更多地强调上下互动，通过协调协作、协同互动建立起各主体对共同目标的认同，通过提升社区居民的社会认同以及内心的接纳来提高其共同行动能力，使得社区居民在同意和认可的情况下采取更多的社区行动。开展社区治理，不仅有助于对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社区文化的繁荣，推动社区认同和社区归属；还可以美化社区环境，进一步改善社区治安状况。

本研究作为专门探讨以商品房小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治理机制的专题性研究，在推进过程中将重点运用到上述所言的治理理论以及社区治理相关理论与实践案例。本书之所以分析和探讨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就是希望“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开发与调适，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区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希望通过加强社区治理进而找到一条通往和谐社会之路。

（二）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研究立足于城镇现代化和社会个体化的基本背景，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涌现的商品房社区为焦点，围绕新型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条件因素、推进模式与政策支持等问题，以抽样调查和定性访谈等方法为主获取研究所需数据与资料，通过对商品房社区建设的实证调研、行动参与，及对国内外城市社区建设的比较分析，来就城市新型社区共同体构建目标之“场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评价标准、模式选择与体制机制等展开研究。

在上述思路引领下，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并重点运用到如下具体方法。

一是问卷调查法。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有两个。其一，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项目最初是每两年一次，现在是每年一次，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是第二期的第4次年度调查，此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再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在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计划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1人进行访问。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居委会计划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1人进行访问。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约为12000。其中，在抽取初级抽样单元（县区）和二级抽样单元（村委会和居委会）时，利用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纸上作业；而在村委会和居委会中抽取要调查的家庭时，则采用地图法进行实地抽样；在家庭中调查个人时，利用KISH表进行实地抽样。其二，课题组到长沙、武汉、深圳、东莞4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城市，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搜集数据资料。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主要是基于深圳是全国商品房的发源地，也是社区建设实验的启动地；武汉同样也是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地之一；长沙和东莞则作为二线城市，其社区建设经验同样具有典型性。与此同时，课题组还相继到湖南省内的岳阳、冷水江等市县商品房社区开展调查，以比较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社区建设情况与经验。

二是行动研究法。行动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新近流动的研究方法，是本研究深入了解研究对象，把握社区建设基本运作逻辑与规律，全身心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去的重要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重点选择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2个典型商品房小区，以民政部门、居委会工作人员身份深入到社区建设行动中去，主要为深入了解商品房社区的日常管理与运行机制等情况。

三是社区民族志方法。为了深入透彻地了解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本研究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个案深度访谈方法，通过在社区广场、小区宣传栏、相关会议场所、小区论坛，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居委会的办公室等处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搜集分析和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以了解商品房社区居民的居住需求、社区意识、集体行动以及权益保护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