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陌生人社区的生成机制

社区是社会的微观表现形式。陌生人社区的形成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内在规律，有其特定机制。总体上，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的出现、形成与发展，与社会结构形态的陌生化转向及社会流动等关联甚大。

（一）陌生人社区是陌生人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结构形态及性质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形态与社会性质变化的微观反映。陌生人及陌生人社会一直是社会学家们探讨的主题。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熟人社会中，复杂交织的人情网、关系网以及熟人圈非常重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为根本的变化就是陌生人的出现与进入。鲍曼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

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所构成的社会，陌生人是现代社会的构成主体，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的衣、食、住、行，在陌生人的参与下进行；我们的生、老、病、死，在陌生人的影响下完成。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弗里德曼所言：“现代社会有一个较简单社会中几乎完全没有的特征：依赖陌生人。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们搬进陌生人——我们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正是伴随整个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型，尤其是陌生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陌生人成了民众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社会结构与性质的变化，同样会在社区层面有所反映。与整个社会陌生化相一致，社区也日渐陌生化。社区的陌生化与社会的陌生人化，是同步发生的。整个社会的陌生化，带动了社区的陌生化；社区的陌生性，加剧了整个社会的陌生化进程。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就是陌生人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是陌生人社会在社区层面的具象表现。不难发现，在我们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商品房社区，不仅维持社区生活安全的保安、清洁社区卫生环境的保洁员、负责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的社区管理者等是与社区业主没有任何血缘、地缘或亲缘关系的陌生人；而且，即便是和商品房社区成员共同居住的社区成员，同样因为缺乏先天的有机联系，彼此均是陌生人。在传统社区中，类似卫生、治安等社区公共服务要么是自给，要么是由社区中的熟人来提供；而且，居住在传统社区中的人彼此之间或有业缘，或有地缘联系，这些在当下商品房社区中早已不复存在。

（二）单位社会的终结催生了陌生人社区的形成

在已有学术传统中，作为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比较宏观和恰切的概括与总结，单位社会总是被提及。单位社会的总体特征包括：①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连接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②单位组织体制的高度合一性，即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具有高度的合一性；③终身固定就业与“包下来”的单位福利保障制度；④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性而形成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应当说，单位社会的客观存在，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是高度关联的，甚至可以说就是这种体制的伴生物。总体性社会的体制发生改变，单位社会也自然就失去了庇护。

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与实施，整个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立以来的“单位制”或者说“单位社会”发生了转变，“单位办社会”终结，社会转型成为人们理解这一变化的重要关键词。对于单位社会的这一变化，田毅鹏教授曾经将其概况为“单位社会的终结”。然而，正如田毅鹏教授等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单位社会的总结，并非指具体的作为职场的‘单位组织’的终结，而是指1949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宏观联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即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的转变。”单位社会的终结不仅给单位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样使基层社会结构与治理形态发生巨变，使社区社会生活、建设与治理发生巨变。

正是伴随单位社会的终结，单位解体后的社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由于职场意义上的单位社会的解体，“单位办社会”的告罄，单位社会福利亦退出，典型如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福利房的退出与商品房的出现。大量公房、房改房等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与单位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住房保障体系肢解，而以货币购买为中介的商品房大量涌现。商品房的购买，依靠的不再是相同的职业与社会地位，而是货币。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肤色、年龄与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产权的购买进入到同一社区，这些以货币为中介、以房屋产权为纽带的社区成员，彼此之间缺乏单位社会那种特殊的“熟人连接”，“见面不打招呼”、“老死不相往来”成为常态。由此可见，单位社会的解体，催生了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的形成。

（三）高频度的社会流动加快了陌生人社区的生成

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看来，流动的时代造就了流动的生活，并形成了流动的现代社会。“‘流动的现代社会’指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生活的流动性与社会的流动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流动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后现代性生活，不确定、缺乏稳定是这种生活的重要特征。正如鲍曼所言：“简而言之，流动的生活便是一种生活在永不确定环境下的、缺乏稳定性的生活……流动的生活，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新的开端。”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流动较少、“父母在、不远游”是传统社区生活的常态。这是一个静态的、缺乏流动的社会，稳定、可预期是这种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不流动的社会，大家互动频繁且深入，因此熟悉很容易，陌生反而很难。在单位制时代的社区生活中，因为生产生活资源被单位所控制，个体要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就必须依附特定的单位或组织，单位或社区内的人彼此互动颇多，熟知是常态，陌生是异态。因此，自由流动无论是在传统乡村社区抑或是单位制社区都是极少的。

改革开放宣告了单位制的解体，同时也给各种层面的社会流动解除了枷锁。流动成为当下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结构特征。改革开放启动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城市规模和空间不断扩大，“乡土中国”日渐为“流动中国”所取代。《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未来一二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进程，2020年我国仍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同时，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流入人口的家庭规模有所扩大。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与2013年相比，流动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

整个社会人口的频繁流动，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使越来越多的家庭进入到商品房小区中，不仅使商品房社区的陌生性凸显，商品房社区成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即便是在传统的单位房、公房等非商品房社区，也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迁入，社区陌生化同样正在加剧，日渐向陌生人社区迈进。总之，高频度的社会流动，使得流动的生活成为常态，流动的现代社会成为时尚，陌生人社区的形成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