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持续的匪患

“饥馑之年，天下必乱，丰收之岁，四海承平”。由于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生产丰歉无常，加之人口—耕地矛盾突出、农民生活贫困——大多数农民处于经常性的生存危机环境中，在时局混乱、国家（政府）控制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很多人便铤而走险、沦为匪类。

一 近代以来豫东的匪患

豫东匪患由来已久，近代大规模的动乱可上溯至晚清之安徽捻军起义。捻军之发源地——皖西北亳州、蒙城等地正与此地相邻，每次捻军西来，当地大批贫民往往群起呼应，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朝廷曾派重兵在商水、周口等地设防，围剿捻军，战斗数十次、延续二十余年。兼之商水地处中原，商水县原所辖周家口镇乃水路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民国年间、北伐前后，大小军阀逐鹿中原，织梭过境，连年混战，几无宁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周家口，以此为据点，网罗汉奸、土匪，四处骚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正规军、杂牌军盘踞县境，抓丁拉夫，扩充势力。多年间，当局者收编土匪为兵、溃兵散而为匪，兵匪一体、反复轮回。正所谓国家多事、时局不靖、盗贼蜂起。“从地区看，（河南省）全省几乎无一县（有些县甚至无一村）无‘匪’，少则数杆、十数杆，多则数十以至数百杆，据估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全省各类‘土匪’总计达40万人（不包括小杆）……”就商水县而言，据1935年前后的调查：“商水每届冬令，土匪蠢起，大者攻城夺寨，小者强架勒赎，其原因多由邻境无业贫民太多，谋生无路，兼之民性强悍，一届冬令，则潜入匪途，今冬大股土匪，方老八，赵鸿善等在汝、正、商、蔡、项、淮各县交界地方，骚扰数月，杀烧虏掠，村舍为墟，虽经防军追剿，尚未扑灭。”

纵观民国几十年间，商水境内有巨匪流寇来往、更多散匪窝匪猖狂骚扰，抗战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兵匪一体的政治土匪更是多如牛毛。

1．巨匪流寇

这里兹据《商水县志》所录，对民国年间县境内危害重大之匪事列举如下：“民国元年十一月初五日（1912年12月13日），土匪扰北蔡寺地方，知县曾纪烜击贼于魏家楼，中炮死，与难者团兵二人，差役六人。”“（民国）二年（1913年），盗贼蠢起，富户大商时被抢劫。”“（民国）三年（1914年）知县徐家璘擒毙贼匪无算。”1922年（民国十一年）9月，河南自治军首领张庆（宝丰县人，绰号老洋人），率众至魏集、固墙等地绑票。1924年9月中旬，陆老九（鲁山人）率众500余，进入县境周家口，绑走富户李八少和一些贫民，李家以30万元赎人，贫民亦同时放出。1927年1月18日，杆首史万成带众500余人，攻破大武寨，杀死群众500多人，被杀绝者20余家。1928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五），史万成带众200余，攻破商水县城，盘踞近两个月，烧房2700余间，杀死百姓170多人。后被韩复榘派部剿灭，史被生俘，解至郾城毙命。1929年7月，县长乔凤鸣在曹楼与土匪牛绳武等部战斗中，被围困在窑内烧死……

在这些危害商水的巨匪流寇之中，以本地匪首史万成危害最甚。

史万成，小名史流成，1899年生于商水县邓城乡杨河镇一个贫农家庭。史幼年丧父，以孝母闻于乡里，十岁时承母训拜国术名家李心宝（西华县逍遥镇人）为师，专心学艺8年，武艺高强，出手即以九节鞭击败使枪高手曹杰真，驰名一方，得到西华县玉皇庙村富户王大少赏识，被聘为护院镖手。此后十年间，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乱世之中，血气方刚的史万成心情激荡，决心铤而走险，遂于1926年农历二月二日，与汝州青年王太（又名王学泉，曾充郜子举的副军长，后人称老王太，也是一纵横豫西、豫东大地的巨匪）起事于商水县的张庄乡，起初仅三五人，未及一月，闻风而来入伙者已达千余，遂拉起大军夜袭周口、东下淮阳，先后打开沈丘、项城等县城，势如破竹、顺流（沙河）东下，一直闯到安徽的太和及界首等县城，匪众扩至7000余人。七月间，史万成率众千余人归镖于讨贼联军第四军，充任某混成旅独立团团长，旋改名史定国，字凯臣，率部驻扎商水县城，整编集训，后又升该军警备司令，驻漯河。1927年冬，讨贼联军被击垮，史万成率其残部三四百人由长葛县逃回商水县境，驻杨河寨内，曾三次攻打邓城未遂，却于1928年农历正月初四夜，趁大雪袭击商水县城，一鼓而破……

据传，史万成自1926年拉杆以来，常在商水、西华、上蔡等附近地带窜扰，如打娄堤、破苑寨、陷大武等，到处杀人放火，造成罕见惨案。如，1926年农历三月八日晚饭后，史万成带土匪500余人前往商水县城，路过今汤庄乡张楼村，与张楼村白枪会发生冲突，当场打死张楼村村民张来运、张狗臣、栾运栾作父子以及王进才、王太山等人，并放火烧毁张楼村房子128间，村民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接着，史匪又窜到东邓店火烧楼、汾河南岸效湾村等地抢劫，愤怒的张楼村白枪会在张冠明的带领下一路追击……（是役张楼村）村民包括张冠明在内共战死20余人……

又据当事人（史匪破城时商水城内的亲历者）回忆，1927年农历腊月间，史万成杆匪被河南民团围困在西华县义子岗，农历腊月初四深夜，史匪从义子岗突围南窜，入商水县境内，初五（1928年1月27日）攻入县城。匪徒盘踞县城，挨家挨户抢劫、奸淫，随意烧杀、敲诈勒索。匪徒收缴枪支，收编一部分四外前来归附的散匪和城内少数流氓，又收容一些因兵困不能出城的“打二捎”者（趁机进城抢东西的四乡坏人，也叫二烧），人数增至千人。河南省主席冯玉祥闻报商水县城失守，遂派河南剿匪司令韩复榘率曹福林部围攻史匪。从1928年正月十三（1928年2月4日）开始用大炮轰击，史匪见官兵势大，决计死守。农历二月三十日（1928年3月21日）凌晨，官兵用炮轰塌城墙，史匪分头逃窜，史万成在八里湾被活捉，余部被全歼。史匪被歼灭后，城里关外，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田野里的尸体无人掩埋，直到收麦时，腐尸臭气还未消失；城内外土中、水中残留的炮弹，经多年还不断出现伤人死人的爆炸事故。从1928年1月27日史匪破城到3月21日被歼，历时55天，伤亡士兵200多人、群众近200人，加上歼灭的匪徒，合计死伤1400余人；城里关外大小树木被砍一空，家家户户四壁如洗，数年未能恢复元气。

当时，像史万成这样的巨匪，烧杀抢掳、攻城破寨之事当地并不少见。“1925年八月十一日，土匪牛绳武部在周家口盘踞一周，杀人放火、抢掠财物。临走仅青年妇女即拉走1000余人……赎票时间竟然延续二三年之久……商业繁荣的周家口，物资财富被土匪抢掠殆尽，几乎十家九户缺衣乏食……”而如史万成这般野心勃勃聚众而起的“豪杰之士”在豫东一带更是大有人在。如，“赵圭又名赵子明，上蔡党店人，1901年生，年轻时随父亲在党店开饭铺。民国三十年饥荒之时，由夜晚打家劫舍而聚众公开为匪，饥民蜂拥相随。民国三十年腊月初六攻克上蔡县蔡沟寨，人数发展到万余人。商水、项城、林泉等周围各县为之震动。赵部到处杀人放火、勒索财物……民国三十一年正月初十被歼灭（赵部盘踞之蔡沟寨被攻破，匪徒死伤数千人）……”

2．散匪、潜匪以及官（兵）匪

与旋起旋灭的巨匪不同，散匪、潜匪（窝匪）往往是本地人，大多夜聚明散，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些人一般以匪首为中心小股活动，或托庇于当地有势力者。从危害性上看，此类土匪的危害是普遍的、经常性的，其活动频繁程度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冬春农闲季节较多，夏秋相对较少。在时局突然混乱之时，又有大量兵匪及官匪涌现，如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这些人时而为匪、时而为官（兵），实则官（兵）匪一体化，与其他土匪一样，对乡村正常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秩序极具破坏性。

一般来说，散匪或小股土匪往往以某些骨干为核心，十数年或数十年连续作案。匪首往往背负命案、带有职业的凶残性，而一般匪众、小匪则带有很大的盲从性，多为好逸恶劳、懒惰之徒或贫困农民一时的贪财求利行为。如，杨庄村位于周口西郊，后靠周漯公路，邻近沙河，行路客商往往在此处被劫。全村有中农5户25口人、贫农59户303口人，共64户328人，并无地主、富农，但情况复杂。占人口30%的人作行商到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用欺诈手段卖假油，当大小土匪者占总人口的6%，算起来历史清白的只占7家。新中国成立后，以杨启云、杨贵良为首的土匪18人（加上外村共28人），分散隐蔽在本村，并当了村主要干部，掌握了村政权，其中杨启云当了民兵分队长。杨启云曾当过8年甲长，有4支枪，既是惯匪又是窝主，与雷中凤、周聘三、张玉行等经常（外出）抢劫，然后到他家分赃，他4支枪算四份、人算一份分东西，抢劫次数无算，如在陈砦乡下王庄曾胁从抢劫、杀害一赶驴的客人，主谋打死周庄一老实农民（逃荒的灾民）；杨贵良主谋亲手打死上述赶驴子的客人，胁从杀害上述周庄农民。（他们仅）抢劫行商及沙河商船即达数十次。1950年由于群众举报，案发。经政府审讯，匪首被判死刑缓期、骨干要匪被判有期徒刑，李云祥、李绍浜、刘洪动等14名一般匪众被宽大处理——只在群众大会上坦白自己干的坏事而不判徒刑。杨功坦白说，“是杨启云强迫我去的，杨启云他们抢了粮船，让我去扛粮食”。小土匪杨谦良大哭三天没有吃饭，找政府干部说，“杨启云可叫把我杀了（把我害惨了），查查俺的祖宗三代干过坏事没有，他连叫三次我都没有去，后来他说你跟上去看看不行吗，我就去了，也算抢劫啦……”

至1949年8月，商水县全境解放近半年之后，仍有散匪活动，夜聚明散，抢劫、杀害行人，更有甚者，城关区竟有土匪在县城边劫路架票。

除了这些散匪潜匪之外，抗战爆发以后，商水县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为官匪兴起提供了契机，此等匪类横冲直撞，对百姓危害极大。以朱占彪和王可群、王群中较为典型。

朱占彪（1912～1950年），商水县巴村乡巴村人。自幼放荡不羁，既长，吃喝嫖赌无所不为。1939年，朱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拉起一至十余人的护路队，自任队长，驻大武寨。是时，他勾结各阶层头面人物，拉拢流氓无赖，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实为官匪。1944年5月，国民党商水县清廉乡乡长朱芳林扩编地方武装，朱占彪被任命为20中队中队长，网罗社会上的兵痞、流氓、土匪等，组成一只300余人的地方武装。1947年冬，朱部到处抢粮、派款、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曾在安庄村敲诈贫民冯闺女，诬称冯家放有一支枪，冯惧其权势，无奈之下卖地6亩，给朱5石小麦了事；1948年秋，朱率众掳掠邓城镇，牵走农民耕牛50余头、奸淫妇女几十人，枪杀无辜群众14人……

与朱占彪的公然掳掠略有不同，王氏匪帮似乎官味较浓，杀人越货的勾当往往在夜间进行——以商水县国民政府董湾联保主任王可群，保长王群中、王贯中为首，80余人枪的一伙官匪，既与西华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道明、国民党三义乡乡长范来臣等地方官员关系密切（当然，二王本身也是地方官员），又与胡庄土匪头子张宝聚、夏寨土匪夏横子相互勾结，白天为官，夜间为匪。常在沙河两岸，东至邓城、西至逍遥镇约60华里的区域为非作歹——劫船、劫路、杀人、抢劫牲畜财物、强奸妇女……如，1948年7月，曾于夜间在东老门潭沙河段，抢船一只，劫香烟200余箱，将船上一个少女轮奸后，抛入河中。8月初，又在王岗沙河段劫船两只，抢劫骡马12匹，还有若干布匹、食盐、红白糖等物品，并将船主二人杀死投入河中。这伙土匪上半夜劫船、下半夜又在屠家东边公路上劫路。一次劫路，将卖面的6担白面全部抢光，6个卖面的拼命逃散……

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夕，商水地面，大的股匪还有张豁子，此人当兵出身，接着拉杆为匪，又由匪而官——新中国成立前任“沙南剿匪”司令，匪众一度至3000余人，主要危害周家口以东商水县与淮阳县交界地带；陈焘，由官而匪，收罗土匪、兵痞、流氓数千人；还有哲店区范烈臣，自幼当土匪，因此而致富，买地数百亩，后任伪乡大队长等。其他所谓中队长、分队长级别的官匪及散匪不计其数。“形成商水境内土匪多、兵痞多（的现象）。（他们）与官府、地方势力相勾结，公开派粮派款、敲诈勒索、抢劫掠夺……兵匪相煎，民无宁日”。正所谓“吴佩孚、张作霖，赵三麻子老洋人，军阀混战兵变匪，国无宁日哪有民！”

二 土匪的成因及危害

1．土匪的成因

河南民谣曰：“陆老九，高老幺，怒潮四起白狼号，华夏代有英雄出，岂独李闯与黄巢！”国家危机、社会混乱、人心思动。史万成由“起事时的三五人，旋四乡归附之千余人，又发展到七千余人”，赵圭起事，“四乡饥民迅速聚至万人”，当时这些“志向远大”的青年农民，之所以有如此众多追随者，有其历史与社会根源。

在论及民国时期河南乃至中国各地土匪众多的成因时，研究者的认识大同小异：“自然因素（水旱频仍、土地瘠薄、人口众多等）与历史积淀、政治空前腐败、军阀混战造成的兵祸炽烈以及乡村地主豪绅肆虐等”，或者说“农村经济落后、大量流民产生以及灾荒频仍、部分灾民落草为寇、战争造成大量兵匪等”。

就商水县来说，长期陷于灾害环境中，对于当地绝大多数守着小块土地，靠天吃饭、力农为生的人来说，时时面临生存威胁，由灾荒而饥民、灾民、难民，进而铤而走险、沦为匪类，当属生存空间极其有限之下的选择。

同时，当时社会控制能力低下，也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上文对商水土匪的描述看，大小土匪常年危害乡村，甚至占据县城及商业大镇，充分反映了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失控。

2．土匪的危害

一般来说，骤然而起的巨匪，“其兴也疾、其亡也速”，他们在给社会带来更多灾难的同时，自己也加速了走向死亡的步伐——即便那些为非作歹多年、侥幸不死的土匪们，除少数匪首之外，大多数匪众仍然难脱贫困。据新中国成立初商水县第四区对匪伪人员的登记，在106个土匪中，地主1人、富农5人、中农24人、贫农76人，去掉匪首8人，匪众98人中中农21人、占匪众的21.4%，贫农有76人、占匪众的77.55%。考虑到群众对土匪的愤恨——称之为“赖种”，大多数匪众若非一贫如洗，土改划阶级时，掌握划阶级话语权的贫雇农岂能把他们划入政治地位较高的贫农行列？

土匪本是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异类。其危害不但足以使农户多年辛劳积累的财富突然间化为乌有、使乡村深陷恐惧之中，而且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种子、耕畜等生产资料的损失。此时，“受害的农户除了痛哭之外，无处可诉”。同时，土匪的频繁抢劫，除了行商坐贾的直接损失之外，由于风险成本增加，行商绝迹、直接导致乡村市镇萧条。如，商水县境内的周家口镇，“（本）是豫省东南通衢大镇，水道四达、舟车辐辏，旧日商务极盛……近因匪乱，银行停业，萧条更甚……”乡村市镇萧条、经济流通阻塞、本地与外界经济联系困难，进而导致地方经济死滞、生活必需品价格腾贵——可以说匪患正像近代中国为人所诟病的厘金制度一样，“结扎”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间接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最终必然加剧本地民众生产、生活的困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