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亚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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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国是否有亚太战略

本书探讨的是大国的亚太战略,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我们讨论的大国涉及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欧洲大国。这里的大国指“Major Power”,而不是“Great Power”,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的主要力量的含义。对于哪些国家可以算作为大国,没有绝对清晰和逻辑上完美无缺的标准,在大国的具体选取上,多少有一些武断的地方,这是难以避免的情况。第二,没有讨论中国的亚太战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是,我们把对其他大国亚太战略的讨论作为研究中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前提,希望通过对其他大国亚太战略的探讨,为中国制定自身的亚太战略提供更坚实的知识基础。

由于这里讨论的不仅是美国的亚太战略,而且还要讨论日本、俄罗斯、印度以及欧盟的亚太战略,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大国(以及欧盟)是否都有亚太战略?大国有亚太战略,是讨论大国亚太战略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讨论其亚太战略的内容与影响。如果某一大国没有亚太战略,则很多后续的讨论就丧失了基本的前提。

当我们讨论一个大国的亚太战略时,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况是,大国有颇为明确的亚太战略,包括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以及政府不同部门出台的具体的战略文件、战略报告等相关文件,对其进行了清晰的阐述,与此同时,还有相应的较为连贯一致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行动,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有效地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大国亚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美国。这种情况的存在,为人们讨论其亚太战略的性质和内涵,审视其成败得失,以及与其他大国的亚太战略会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形成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很大便利。

另一种情况是大国并没有明确公布其亚太战略,没有权威的官方文件和报告,人们也不容易清楚地看到连贯一致的战略设计和政策操作。此时,一国是否存在亚太战略,就是一个有些存疑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战略研究造成某种尴尬的局面,但这并不构成学者放弃相关研究的充分理由。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大国所处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它的基本利益、行为方式以及它实际执行的政策,抽象出一个大国的战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大国战略的理性构建。正如我们研究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的行为,认为他们执行的是“尊王攘夷”的争霸战略这方面的探讨,可以参考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38~61页。,而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齐桓公、晋文公并没有发布这样的战略报告,可能也没有完整的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实现霸主地位的战略设计这里所说的“有”还是“没有”这样的战略设计,实际很难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阅读和了解来加以判定,在很多时候,战略更适合去具体地实践,而不是在口头上去言说。有些战略需要通过“只做不说”的方式来实行,才能更好地达到效果。许多时候,大国需要避免暴露自身的野心,以免引起很多负面的后果。比如,即使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二世具有广泛的野心,但他却“不断试图令邻国放心,要它们完全不用害怕他”。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腓力二世有一个具有扩张性的大战略,那也是不宜于公开的。参考杰弗里·帕克《腓力二世的大战略》,时殷弘、周桂银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24~27页。,但学者仍然可以通过理性思考,抽象出这样的战略来。

就国际战略研究的实际情况来说,很多情况下,更经常存在的是第二种类型的战略研究。很多时候,一国国际战略的目标、手段、逻辑并不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最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而需要学者加以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事实上,即使政府公布的战略文件也经常是对外交实践活动加以提炼的产物,而不是完全凭空构造和设计。从这个角度出发,理性重建似乎必不可少。我们看到的很多战略讨论,诸如“罗马帝国的大战略”“腓力二世的大战略”、一战二战时期德国的大战略、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绥靖”、冷战时期苏联的大战略等,比较普遍地具有这样的特点相关内容可以参考爱德华·勒特韦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时殷弘、惠黎文译,商务印书馆,2008;杰弗里·帕克:《腓力二世的大战略》,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这些大国战略的经典著作中讨论的大量战略,带有很明显的事后理性重建的特点。。对当前战略问题的讨论,包括对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国的崛起战略等也面临同样的情形,但这并不影响在这些方面大量有价值研究成果的取得相关成果可以参考:Michael D. Swaine,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 Present, and Future(Rand Publishing,2000);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阎学通、孙学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第18~24页。。与此相似,对于不同大国的亚太战略、亚洲战略或东北亚战略等,国内学界也有不少理性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很多,这里只是稍微列举其中的一些。李秀石:《试析日本亚太外交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期,第13~19页;日本战略走向课题组:《当前日本对外战略:成因、手段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2期,第23~29页;胡仁霞、赵洪波:《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利益、合作方向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第80~87页;师学伟:《21世纪初印度大国理念框架下的亚太外交战略》,《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第66~84页;朱正圻:《从防御型转入进取型的欧盟亚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1期,第44~48页;崔宏伟:《21世纪初期欧盟对亚洲新战略与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第73~77页。

对大国战略进行理性重建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学者们有了无穷的随意发挥空间,而是说,学者们可以在基于对相关情形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谨慎地开展很多工作,并可能取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多方面成果。考虑到大国战略本身的复杂性和随着环境条件因素的变化而产生的动态演进性,“大战略永不可能是精确无疑和事先注定的”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拓展定义》,载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5页。,它需要不断的和明智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美国政府相关官方文件的理解和解读上,而需要在理论探讨与政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性分析,揭示出其背后的动力和影响因素,对其合理性和利弊进行探讨,对其效力和局限性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以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同时,美国的亚太战略受大量因素的影响,其本身还在演变的过程中,其丰富性远远超过官方文件的内涵。如果对美国亚太战略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官方文件的解读以及美国相关政策行为的描述上,这样的战略研究实际是无法令人完全满意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某些大国,我们可以在先不确认其是否具有“亚太战略”的情况下,讨论如下一些问题:相关大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利益是什么?他们试图在这一地区实现什么样的总体目标?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力量走势、大国关系、地区格局与制度安排的发展方向如何进行评估和认知?他们试图投入多大的资源,并主要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其在本地区的目标和利益,他们的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之间是否能实现有效的匹配?推动其亚太政策调整的动力和因素是什么?以及他们执行的政策在本地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单独加以研讨,它们也是在对大国亚太战略进行研究时需要加以具体关注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准确和有见地的回答,那么,就是在实质上为不同大国的“亚太战略”勾画具体轮廓,从而对不同大国亚太战略的内涵、特性与影响等问题做出判断。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迪斯在讨论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时,对“战略”使用了一个颇为简单的界定,认为战略是“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前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大国在亚太地区试图实现的目标、为实现目标而投入的资源和采用的手段以及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等进行的分析,在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对大国亚太战略进行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相关大国亚太政策的动力、方向、内涵与影响,理解不同大国亚太政策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把相关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这样的讨论,即使不冠以“亚太战略”讨论之名,也具有“亚太战略”讨论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