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亚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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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国战略中的东亚与亚太

在探讨大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东亚与亚太的区分。在这两个概念中,东亚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亚太是一个其边际更模糊的概念。

东亚一般来说包括传统所称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主要指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以及蒙古。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有时也被纳入东亚的范畴。东亚的范围本身并不固定,随着区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因素的介入,东亚概念的边界有时被刻意地模糊化了,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东亚共同体”概念和“东亚峰会”的成员国范围上。2011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有18个参与国,除东盟10国外,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俄罗斯8个国家。虽然以“东亚峰会”的成员国来划定东亚的范围严格来说不是科学的做法,但这18个国家领导人的会议称为“东亚峰会”这一做法本身带来“东亚”概念的很大扭曲,也给东亚概念本身造成比较大的混乱。

与东亚相比,“亚太”是一个边界弹性更大,内涵更为灵活的概念。“亚太”本身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的概念,而不是基于长期历史演化以及国家间互动形成的一个根深蒂固、边界明确的政治地理概念。例如,日本从20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在政府层面上使用并强调“亚洲太平洋”这个概念,但其具体地理范围也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对此的讨论可以参考本书第四章。。“亚太”概念重要性的上升,与美国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同时,美国的亚太政策所指涉的地理范围也经历了一个扩大过程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传统上美国亚太政策视野主要关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不包括中亚、南亚和西亚。小布什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视野开始涉及中亚和南亚。奥巴马政府在思考其亚太战略时则明确将南亚次大陆包括进来。。“亚太”概念在今天所具有的特殊性,与这一地区两个重要的基本事实密不可分,这就是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以及美国试图确保这一地区不脱离其掌控的努力。

从话语的角度,“东亚合作”概念有强调东亚国家自主性,强调东亚国家自己决定本地区国家的合作路径、合作方式、合作速度以及地区合作的最终目标的内在含义,在这一概念指导下地区合作的深入有效发展,随着时间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会比较自然地发挥把美国影响力排除在外的作用。正如欧盟合作的深入,对美国参与欧洲事务所产生的某种排斥作用一样。如果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主要在“东亚合作”的名义下展开,并且东亚国家对此形成高度共识,由此造成的结果,至少是美国对“东亚合作”的深入参与和干预在概念上不具有合法性,在身份上也会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是美国所不希望的。借助于“亚太”概念,美国可以十分自然地参与到与东亚国家相关的合作进程中去。对美国而言,亚太区域合作赋予它一个相当合法的参与东亚地区事务的身份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6~21页。。以此为基础,美国可以发挥其综合实力更为强大、在本地区有一个紧密的联盟网络、政治军事朋友较多等方面的优势,从而能较为容易地发挥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核心作用,更好地利用亚太概念赋予美国的更大的战略行动空间,而无被排挤出东亚地区之虞。

对美国来说,有利因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亚太地区的经济结构事实上具有跨太平洋的性质,美国与许多东亚国家继续保持十分紧密的经济关系,它是东亚国家大量出口产品的最终市场,许多东亚国家经济对美国市场依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几十年来,虽然东亚地区局势发生了巨大和复杂的变化,但美国东亚联盟体系的架构总体上得到保持,并经受住了时间和各种事件的考验。从经济和安全的角度,美国插手东亚事务都有着颇为便利的现实条件和比较深厚的利益关系的基础。

以东亚合作还是以亚太合作为中心,不仅是一个在什么地区范围展开经济合作能为相关国家带来更大经济收益,以及在什么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安全合作能更有效推进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相关国家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以及与此相应的地区合作路径的问题。“从结构层面上看,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是通过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而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特定的地区安排而得以保证的”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47页。。“东亚合作”与“亚太合作”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补关系,“东亚”与“亚太”概念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修辞问题,而是可以在大国权力竞争的过程中发挥工具性的作用关于国际制度被用于权力竞争的讨论,可以参考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 Routledge, 2009),p.10; Deepak Nair, “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 A Frustrated Regionalism”; Jürgen Rüland,“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 Utility’ or ‘Hedging Uti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1(2011),pp. 83-112.,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相关大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消长。

美国在本地区有很多关系紧密的伙伴,美国不会仅仅满足于各国在当前对亚太合作的各种说法和表态,而会采取许多具体措施,把这一地区相关安排的发展方向,逐步锁定在以“亚太”为尺度的地区合作路径上,并以此削弱东亚合作的动力和基础,迟滞东亚合作的进程。本地区国家对“东亚”概念与“亚太”概念的不同侧重,也构成十分重要的判定相关国家战略立场与战略选择的依据,并具有较为明显的信号意义某种意义上,几年前“10+3”与“10+6”的竞争具有中日在东亚地区争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性质,日本的东亚经济合作战略有一个从积极推动东亚经济合作转向制衡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在当前的背景下,地区合作是以东亚合作为主渠道,还是以亚太合作涵盖乃至消解东亚合作,某种意义上具有中美之间在地区合作路径上展开竞争的蕴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似乎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关于日本东亚合作策略的转变以及中日在地区合作的主导权之争,可以参考Yul Sohn, “Japan's New Regionalism: China's Shock, Values, 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sian Survey, Vol. 50, No. 3(2010),pp. 497-519;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85:4(2009),pp. 837-856;克劳德·迈耶:《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美国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大力推进。TPP的一个重要战略价值在于,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合法”地进入东亚地区的经济平台,使很多东亚国家和美国在经济上比较自然地紧密连接在一起,并有利于美国在这一地区获得经济规则制定权参考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6~34页;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0~80页;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36 ~59页;Bernard K. Gordon, “Trading Up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91, Issue 4, Jul/Aug2012, pp. 17-22。。如果TPP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则它可以发挥锁定地区合作路径的重要作用,使美国在区域合作的未来博弈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如果TPP能够产生把中国排除在区域经济合作之外的作用,则它可以在战略层面更直接地服务于美国的目的,而不仅是达到以亚太合作挤压和消解东亚合作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TPP的进展对中国提出了一个如何巩固自身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利益的战略问题。

虽然从学术角度来说,由于其模糊性和过于巨大的弹性,“亚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分析的基础,但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现实基础。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这一点对很多东亚国家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也使得“东亚”与“亚太”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有些纠缠不清。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一是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利益介入的深度,二是美国试图按照自身的意愿来处理东亚的问题,而美国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才能实现如此深度介入的目的。

与本地区许多国家的关注重点从东亚合作向亚太合作发生某种程度转移相应的是,许多国家的亚太战略有一个成型的过程,有些国家的地区战略甚至有一个与美国对区域合作的态度转变过程大体相适应的从东亚战略转向亚太战略的过程,这一情况比较典型地体现在本地区大国日本区域战略的转型过程中参考本书第四章。

与美国、日本、中国的情况不同,本书讨论的其他大国如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大国,他们在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以“东亚”还是“亚太”为基础架构展开的问题上,没有那么深的利益卷入。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自身争取区域合作主导权的问题,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本地区合作基本架构的能力和抱负。因此,对他们的亚太战略来说,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合作框架下比较稳定地占有一席之地,取得长期稳定的发言权,以更好地实现其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