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
时间：2010年11月15日下午3:00～5: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主楼201会议室
主讲人简介
饶芃子，女，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思想文综》主编，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中西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等著作。
梁景和（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邀请到饶芃子老师来给我们作学术讲演。饶老师在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在海外华文文学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饶老师曾多次主持这一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多次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我们今天邀请饶老师作《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的报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饶芃子（主讲人）：
谢谢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梁景和处长、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王红旗主任的邀请，才有机会到贵校来作这样一个学术讲演。记得199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有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后经整理发表于1996年《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受到学界同人的关注。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是想接着原先提出的问题继续“说”下去。因为近十五年来，这一领域的学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论著、论文很多；还进入了大学课堂；一些大学高学位的博士点、硕士点已招收和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如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暨南大学、福州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这一领域已经历了初创期（1982～1993）、拓展期（1993～2002），到世纪之交，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即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前进。
在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化的进程中，我对它那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品质，以及由于它的兴起，对现有各文学学科的互动，特别是对世界性汉语文学观念的形成，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愿意借此机会就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进行对话、交流。
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界定，学界曾有过几度的讨论，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但从近十几年这一领域所召开的全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看，多数人已有了共识，即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是指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进行写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与各种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它在大陆学界的兴起与命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台港文学这一“引桥”引发出来的，后来作为一个新的文学领域，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
海外华文文学命名之初，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与本土文学有区别的新的研究对象，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世界性和独立的学科价值，若干研究成果也未能突破对传统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诠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意识的萌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更具体地说，是在1993年6月，香港岭南学院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的“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议，共有大陆和台港20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参加，与会代表在总结、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应积极努力，促使其成为富有文学性独立价值的学科之一。之后，才有了学科理念的形成，有了学科建设的自觉性。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它在世界各国的诞生和发展并不同步，但都与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早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史，而是学术史，它在中国学界被关注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历史和意义。下面，我分两个层次来讲这个问题。
一 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
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首先关注这一领域的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学者，他们早期关注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在台港文学“热”中引发出来的。我之所以把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的兴起定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以下列标志性的事例为依据的。其中之一：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刊登了曾敏之先生撰写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是中国大陆文学界第一篇介绍、倡导关注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文章。其中之二：1979年，北京《当代》杂志刊登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这是国内文学杂志早期发表的美籍华人作家写的小说之一。该作品语言精练、意蕴丰富，且运用了反讽、象征、意象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塑造了一个从大陆到台湾的名交际花尹雪艳，那是一个与历史上的名妓、交际花完全不同的带有魔性的美丽女人，通过她和她芬芳、雅致的“尹公馆”，展现台湾社会的“众生相”——一群在历史转弯时堕落在人生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通过他们围绕着尹雪艳这个“总是不老”的“美丽死神”，自娱，挣扎，走向衰败和死亡，展现出一个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的文学空间。对此，文坛与读者都反响强烈。
白先勇是台湾旅美作家，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的题材是取自台湾社会的生活，而且首先刊登在1965年台湾的《现代文学》第24期上，虽然这篇小说写于1965年，是白先勇到美国以后创作的，应属于美华文学或旅美留学生文学，但因当时“海外华文文学”尚未命名，学界同人均把它当作台湾文学看，并由此发端引出了对“台湾文学” “香港文学”的关注，特别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有感于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台港”文学的“缺席”，为填补这一“空白”，很快就在学界掀起台港文学的评介、研究热潮，而且于1981年3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就成立了分支机构“台港文学研究会”。
为推动此项研究，1982年6月，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等多个单位，在暨南大学联合举办首届“台港文学讨论会”。1984年，继续在厦门大学举办第二届“台港文学讨论会”。这两次会议的讨论对象都是香港文学、台湾文学，虽有个别海外的学者和作家参加，但未见有提交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的论文，先后出版的两本会议论文集，也都命名为《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集》。
1986年由深圳大学牵头，联合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深圳举办第三届“台港文学讨论会”，海外与会作家较多，如美国的陈若曦、於梨华、非马和东南亚的一些诗人和作家，还有少数学者，如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陈幼石教授等，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中有15篇是研究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因此陈幼石教授对研讨会原来的名称提出质疑，会议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讨论会”。从此，“海外华文文学”得以在研讨会上命名。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区的特殊性，中国的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确有若干粘连和切不断之处，因台港两地的作家经常进出国门，和各国华文作家关系密切；海外华文作家中有不少是从台港地区移民出去的，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文学有割不断的联系，文学形态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兼之原先会议的讨论对象是台港文学，所以更改后研讨会的名称依然是台港文学为“主”，海外华文文学为“宾”。尽管如此，第三届研讨会名称的变更，“海外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学术上的意义不可低估，其创意在于：学界的关注点已从台港文学扩展到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并且在思想上认识到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此后，海外华文文学逐步进入大陆文学研究者的视域。
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同名的第四届研讨会。1991年7月，紧接着香港作联、《香港文学》、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岭南学院等单位在香港召开“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之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广东中山市举办第五届研讨会。由于有澳门笔会理事长陶里先生带领的五位澳门文学界的代表参加，并提交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于是会议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至此，大陆本土以外过去被忽略的华文文学“空间”都被清晰地显现出来，成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
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意识的萌发、孕育、形成历史看，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是该次研讨会是紧接着香港“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召开的，有多个国家、地区的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参加，在研讨中，海外华文文学的问题成了讨论的一个“热点”，如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中华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就备受关注；二是在第五届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出现了三篇以“世界华文文学”为题的论文，它们分别是许翼心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赖伯疆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摘要）》和王润华的《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
之后，1993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六届研讨会上，学者们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升温，汉语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是一种跨国别的语种文学，许多国家也已先后成立了华文文学的机构。于是经过酝酿，大家一致同意将研讨会名称更改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选举曾敏之先生为筹委会主任，张炯先生和本人为筹委会副主任。
研讨会名字的更改和“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在汉语学界出现，即：人们认识到汉语文学不只是中国的文学，而且是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之一，应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无论是研究海外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世界汉语文学总体背景来考察。尽管此前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就已启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世界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世界”。会议主持人刘以鬯先生在会上还明确提出：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很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但当时内地学界对此尚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第六届研讨会的收获和创意在于：通过讨论，学者们已认识到在华文文学研究中应有一种更为博大的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这是认识上的提升，也标志着这一领域新的学术理念的形成。
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获国家民政部批准，在暨南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从此结束了学会的“史前史”阶段。学会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加强自身的凝聚力，吸引更多学人参与，而且有助于吸引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年轻学者更早地关注和尝试进入这一领域，对促进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交流、互动，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江西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又分别在云南玉溪、江苏南京、北京、福建泉州、广东汕头、上海浦东、山东威海、吉林长春、广西南宁、湖北武汉召开了第七至第十六届国际研讨会，有关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加以讨论。
回顾海外华文文学“兴起”以来的这个过程，就大的学术论题而言，这个领域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态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整合研究，如何撰写“史”——从文化上、美学上探讨这一领域各种特殊的理论问题（如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历史隐喻与个人传奇，以及这一领域各种相关文学母题的研究），显示出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生机和创造力。
以上，是我所了解和经历的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兴起”以来的历史进程。从学术层面看，学界同人对学科建设与方法论的选择等问题的研讨已有一种可贵的学术自觉，但这种自觉必须转化为系统的、有深度的学术成果，为这一领域的学科建设奠基。
目前，从学科建立看，我们尚处于“达而未达”的尴尬状态，所谓“妾身身份未明”，也就是处于“无名”状态。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状态，因为2009年暨南大学文学院已成功申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据我所知，这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一个这一领域的论坛，这就说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进入教育部的视野。兼之，由本人和杨匡汉教授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及其配套的四卷《读本》，也已于2009年7月正式出版，并为许多高校所使用。所以，只要学界同人继续努力，从“无名”到“有名”，是可以和能够达到的。
二 海外华文文学兴起的学科意义
学术史上许多学科在形成过程中的经验说明，学术研究如没有终极目标，就很难探得其本真的意义。因此，把握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特殊文学空间的根性和特性，探讨这一领域给人们提供了何种新的学术思维，是关系到它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说，从学科建立的角度，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学科，它从哪些方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独特方式？有哪些是别的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它对原有各文学学科有何补充、推动和影响？关于这些问题，我以自己的认识作如下的回应。
1．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特殊的汉语文学空间
作为一个汉语文学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世界性、边缘性和跨文化性。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迄今已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尽管引起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只有二十多年。由于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处在世界各地，在“他种”民族文化包围下写作，是在不同时空复杂背景下，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群体或个体，其以华文为文心的情缘、墨缘，以及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各个国家、地区华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与交汇，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研究内涵和文学审美形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它自身的活力和张力。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是在本土以外用民族语言书写情志，以文学的形式生长在异国他乡，这无论是从居住国或祖居国的角度，都是处于边缘的地位。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异域感、陌生化、放逐和漂泊的无奈。“我是谁？” “我的根在哪里？”成为他们作品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因为从文化上他们不属于生存的地方，也不属于故乡故土，自身就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所以海外华文文学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色。由于海外华文作家绝大多数是从中国移居海外的华人，而他们移居的国家、地区又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都是生活在异族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所以在文学中的文化诉说和表现也就十分复杂和多样，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出中外文化复合的跨文化特色。这也是它区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最基本的特征。
2．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已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有各学科的发展
第一，整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港澳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是“缺席”的，因而这个文学史的“版图”是不完整的。近二十多年来，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引桥”的台港澳文学的研究成果，已不同程度地被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教材之中，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另外，海外华文文学的早期发展，是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激发，有些国家海外华文文学的拓荒者，就是移居海外的中国现代作家，所以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常常有一些共同或相似的命题、话语和主题，在其早期，甚至有彼此呼应和同步的现象。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世界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崛起，在新的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文学母题的演进、更新，艺术模式的多样化，文学中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等，体现出自己鲜明的文学特点。近二十多年来，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已通过有效的学术研究，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传及其影响；同时，还吸取不同语境下不同国家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经验，互动互促，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视野，为营造该学科新的学术语境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第二，为文艺学提供了一些新的命题，如语言与文化、文化与文学、中心与边缘、世界性与民族性等理论问题的探索，以及这一领域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根意识、怀乡情结和漂泊心态等带有某种母题性质问题的阐释。近几年，海外诗学家、批评家也成为理论界新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对他们著作中的一些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方法已有所关注，并将其作为更新本学科理论话语时的参照和借鉴。
第三，间接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对中外汉语文学关系史、世界汉语文学史以及域外汉学的研究。此外，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的兴起与发展，对英美文学等专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引起对世界华裔/亚裔英语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而且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成果。
第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是“跨越”，通过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等的文学研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中，与各种“异”文化接触而结出的文学奇葩，是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所以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多种不同中外“混合”文化主体之间的多元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对话”，也不是同一民族的过去视域与今日视域的“对话”，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向世界各方移动以后形成的种种不同视域的“会谈”。这当中有许多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叉点，这是海外华文作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这些“家在别处”的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的各种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是他们感受文化差异之后的艺术结晶，极具跨文化特色，对其作解读和文化诠释，是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所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实践，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兴起，是在一个方面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内涵。
第五，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还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域、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国“旅行”、“居住”、开花结果，生成、发育、发展的条件和土壤很不一样，对它在各个国家、地域的起点、传播、中介、影响、融合、变形等的追问，就极具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3．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
从人文学科史的经验看，每一个学科的形成和稳定，除有该学科的学术成果、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和研究队伍外，还应有独具特色的理论著作。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特殊的汉语文学，它的根是中华文化，但有与本土文学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审美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华文文学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因素和视野，有其自身的理论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它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得以建立的“理论依据”。所以，如何从理论层面对世界各地区、国家华文文学创作及其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弄清其演变过程和方式，中外文化融合的程度，本民族文化、文学特色的保留、延伸、创造等，对其进行归纳，找出其独特性、原创性、学理性，以及其多元和多重的思维表现、审美价值，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
经过近三十年的开拓与发展，从文学研究的成果看，这一领域兴起的意义，不仅在于有了许多具体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从整体上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格局，它不再只是中国以外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它们之间也不是孤立（隔绝）的文学空间或流程，而是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种语种（汉语）文学。它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已形成一个体系，是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之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一观念与我们未来的研究联系起来，如何做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从理论上进一步来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意义和价值。
这种研究，可从下列三个层面着手：
（1）从文学发生学的层面，揭示其与世界文化的联系，确认其在世界文学进程中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在一般情况下，海外华文文学文本的产生，应有三种语境：①本民族文化现实的语境；②异质文化透入、融合的文化语境；③显示人类思维共同特征的文化语境。研究者要通过文本解读，分析这三方面在作品中的情况。
（2）从文学传播学的层面，展示其民族文化、文学与世界文化、文学的连接，指出其创新与独特之处，避免孤立地就作品论作品。不但要关注其对本民族内部文化、文学传统的承传和创造，更要关注和展现其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互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传播与扩散的丰富状态。
（3）从文学阐释学的层面，将其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产品，在文本解读层面上，克服对民族文化、文学传统单一求“同”的观念，从作品实际出发分析，以一种开放的世界视野和文学观念，将其作为凝聚人类共同智慧的精神产品解读。
我个人认为，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和关注，有可能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以上是我的一些认识。希望通过和大家交流，能让朋友们对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新兴领域产生兴趣，有更多的人前来参与。作为较早介入、参加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我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未来的学术道路依然充满艰辛和挑战，但是我们已取得的成果足以给自己信心和力量，只要学界同人不懈努力，它一定能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特研究内涵的学科，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关注。我期待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进入这一领域。最后，再次谢谢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处长、王红旗主任的邀请！谢谢今天前来参加这个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
讨论
高永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饶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海外华文文学有三个特性：世界性、边缘性和跨文化性。我是学社会学的，对您所说的跨文化性很感兴趣。海外华文文学是文化交汇的前沿，我感觉海外的文学更可能获得国际性的声誉，有能实现伟大突破的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卡夫卡，他是用德语写作的，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给了一个德语的女作家赫塔·米勒。我想问的就是目前国外的华文作家是否有潜力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饶芃子：我认为诺贝尔奖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不知这样讲是否妥当。我这样讲可能有些海外作家不是很高兴，我认为北美的作家成就比较高，他们在60年代出国的时候，有的已经是专家了，在那边有比较好的生活基础，所以他们的第三种经历还不是那么痛苦，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我认为有些作品还是不错的，他们都很注重创意，这也是他们的作品能够立得住的一点。
张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饶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所谈到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背景，我想有没有1949年的一个背景在里面，很多没有相同政治认同的人去了台湾或者海外。有很多人在谈到背景划分时都会谈到1949年，比如龙应台也谈到1949年这样家国情怀、漂泊的背景，这是不是一种将个人经历融入历史的个人史的过程，是不是有这种倾向？
饶芃子：你提到的问题很有意思，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到，海外华文文学是很多样的，有战争、有离乱、有政治、有灾荒，在我们中国的几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总有一批人到外面去，你说的其实是第二代过去的人，我认为在重重叠叠的汉字背后，因战争离乱，因自然灾难和出于生存需要，是会融汇各种各样历史的选择和苦难的。
张弛：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发展得如此迅速，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逐渐在国外形成话语权，宣传一下正面的价值观和中国形象，而我们看到在国外享有高话语权的一些作家，对于中国来说写的很多内容并非都是正面的，我想海外文学在国内的兴起和发展，是不是有整合意识形态、调整话语权的作用？
饶芃子：那是当然了，如我刚才的陈述，学科的发展是需要体制的支持的。你所提到的海外华文文学提升中国形象的问题，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所提到的海外华文文学主要还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因为有了对话，继而产生了互动。我在2002年，作为文艺理论家代表团来到台湾，在台大作了讲演，在文学方面的对话我们是很好的。国家在学术交流方面也是比较支持的，当然也有一定的原则，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是很乐观的。至于现在海外的作家，其实心态也比较释然，我海外的朋友，来华也是十分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