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安保体制的确立与右翼促进运动

一 安保斗争的掀起

1960年1月，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和交锋，日美之间终于通过《日美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又称新安保条约。

新安保条约的实质是把日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为西方阵营提供攻击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基地，为日本重新军备，甚至核武装化提供了契机。它不仅违反了和平宪法的原则，也是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理所当然地遭到绝大多数国民的强烈反对，日本现代史将这场斗争称作“安保斗争”或“60年代安保斗争”。1959年3月28日，由社会党、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全日本农民组合联合会（简称全日农）等134个团体组成“阻止安保条约改定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发表声明称，“无责任的军国主义和军事同盟曾经违背国民的意志挑起战争，使中国、亚洲诸国及日本国民陷入痛苦的深渊，而岸内阁所走的路与此相同”。[15]4月15日，国民会议举行第一次全国性行动，以后每月举行一次，到1960年10月20日，共进行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同时，各都道府县也先后成立起“共（同）斗（争）”组织。学术界及知识分子阶层也成立了文化人恳谈会、安保问题研究会等，投身到反新安保条约的斗争中。在青年学生中，斗争最坚决的团体是日共体系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

1959年11月27日，国民会议举行第8次全国统一行动，全国有650余处场所举行了罢工、游行、群众集会等活动，参与人数达300万之多。1960年2月5日，岸内阁向国会提交审定新安保条约的议案，一场反对国会通过的群众性斗争又蓬勃展开。从4月15日到4月26日，国民会议掀起第15次统一行动，前后有463万人签名请愿，向国会呈交31万封请愿书。当年5月，发生了美国U2侦察机从日本起飞进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事件，更激起民众对新安保条约的忧虑和强烈反对，签名请愿的人数猛增至1300万人。[16]但是，岸信介内阁依然一意孤行，5月19日，鉴于国会会期已临末尾，为了强制国会通过新安保条约，政府当局竟出动500名警察，以专政暴力工具排除社会党议员的反对意见，强行通过了将国会会期延长50天的自民党议案，此举赤裸裸暴露出岸信介内阁的反动独裁，连自民党内的部分议员也不以为然，其中有石桥湛山、三木武夫、松村谦三、河野一郎等27名自民党议员拒绝出席。从第2天（5月20日）开始，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对新安保条约的斗争在全列岛掀起，而且，斗争开始朝着“保卫民主主义”，“打倒岸信介内阁”的方向发展。几乎每天都有示威群众涌向国会、美国大使馆、首相官邸抗议示威和游行请愿，“打倒岸信介内阁”的口号不绝于耳。

二 右翼势力的集结与安保促进运动

新安保条约中关于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扩大日本军备以及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等内容，也是大部分右翼团体的宗旨所在，加之岸内阁对右翼的资助、利用和驱使，右翼势力便冲上了第一线，以岸内阁别动队的面目出现，对和平反战团体大打出手，横加阻拦排斥，充分暴露了战后右翼的反动和野蛮本性，也成为促进新安保体制的重要力量。

1959年3月19日，早在国民会议成立之前，右翼巨头三浦义一、儿玉誉士夫、橘孝三郎、笹川良一、佐乡屋嘉昭等人就出面联络右翼团体组成了“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简称“全爱会议”），在勤评和警职法改订斗争中唯岸内阁的马首是瞻，充当反动当局的忠实打手。1959年7月11日，全爱会议的主要加盟团体大日本爱国党、护国团、国民同志会、日之丸青年队、国粹会、松叶会、大日本国民党、言论同志会、新风会、大日本锦旗会、东洋同志会、防共挺身队、建国青年同盟、治安确立同志会、大日本独立青年党、大日本生产党等16家右翼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召开爱国者恳谈会，会议决定支持岸内阁签订新安保条约，确立了“促进安保改订”的具体方针。7月25日，全爱会议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强化日美同盟，促进安保改订国民大会”，18家右翼团体的25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发表宣言称，“对抗赤色势力开展的废弃安保条约的斗争，必要时，不惜采取非常手段，直接行动”。[17]会后，他们又拉队伍到芝公园游行。9月5日，由自民党、财阀和右翼势力组成的新日本协议会（简称“新日协”）也在九段会馆召开了“安保改订国民会议”，推举神川彦松、高山岩男、田村幸策为负责人，与会团体除新日协的成员外，还有新日本文化人会议、全国师友会、自由文教人联盟、日本健青会、日本教育父母会、偕行会、日本文化协会等右翼团体。此外，为了对付和平反战势力，各右翼团体（或联盟）还成立了以青年为主的行动队、宣传队等暴力组织，这其中，有护国团的护国青年队（队长石井一昌）、日之丸青年队（队长高桥正义）、防共挺身队（队长福田进）等，特别是麇集在儿玉誉士夫旗下的日本青年研究会中，有百余人属于儿玉的私兵。还有由东日本流氓团体、赌徒组成的关东会，都是可供儿玉誉士夫驱使的暴力组织。右翼团体做好了准备，决计不惜动用武力手段制服和平反战力量，推动新安保条约的通过。

1959年11月25日，国民会议和全学联组织在国会议事堂周围游行，右翼出动宣传车试图冲击人群，破坏游行队伍的秩序，由于全学联的学生们挽臂抗争，右翼没有得逞。11月28日，治安确立同志会、防共挺身队等十几名右翼团体的队员，佩戴自民党某议员送给的徽章进入国会，闯进社会党的办公室，纠缠社会党总务局长佐佐木更三两三个小时，最后，竟把佐佐木拖到院内施暴。12月2日，这些人又旁若无人般地闯进社会党的办公室，占据达5个半小时之久，严重影响了社会党国会议员的正常工作，社会党不得不向警视厅当局申请保护。12月10日，全学联在日比谷音乐堂召开阻止安保改订、反对游行规制（岸内阁为了制止民众的反对斗争，出笼限制游行的规则）的“全日本学生总崛起中央集会”，300多名右翼团体成员冲进会场，殴打学生，20多名学生负伤。当天下午，义人党、松叶会、治安确立同志会等右翼团体又打着“保卫国会”的旗号，冲击国会议事堂周围的游行队伍。

进入1960年，国民会议和全学联组织的反安保斗争走向高潮，各地的罢工、游行、示威、请愿，甚至冲击国会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岸内阁一筹莫展，遂把右翼推上前台，试图以民间右翼的力量遏制和平反战的潮流。在美国总统的新闻秘书访日受阻后，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出面与儿玉誉士夫联络，商定出动右翼协助警察压制和平反战力量。儿玉心领神会，指示手下干员稻川裕芳、阿部重作、尾津喜之助等人召集徒众15000余人，其中，多是赌徒、流氓、江湖浪人等，组成“爱国神农会”，接受警察机关的指挥，部署在重要场所或要害枢纽。大东塾也出动300余人，另联络乡友会、生长之家、神社本厅、全国师友会、旧军人团体等十数个右翼团体配合警察行动，以上动员人数总计达146879人，[18]并配备了20台大型卡车，外有指挥车、救护车、直升飞机、轻型飞机等，印有传单200万张，随时准备配合当局行动。与此同时，全爱会、新日协以及其他右翼团体也纷纷出动宣传车，利用高音喇叭鼓吹建立日美军事联盟，签订新安保条约，组织频繁的游行，召开集会，散发传单，与和平反战力量针锋相对。据记载，仅生长之家从6月12日开始的一个月间，就动员了5400万人次。从5月19日开始的一个月间，右翼团体制造的不法事件就达12起，被逮捕者72人。[19]

6月4日，在国民会议掀起罢工斗争之时，护国团关西本部的暴徒冲进游行队伍中，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

6月15日，护国青年队队长石井一昌率领200余名队员乘小型卡车（当时打着维新青年队的旗号）冲进东京都市民代表及艺术家团体的请愿队伍中，挥动带有铁钉的木棒殴打群众，数十名女演员负伤。随后，石井又率领卡车队以80公里的时速冲进早稻田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对学生大打出手，制造现场混乱。暴徒们旁若无人般地在游行队伍中横冲直闯，待他们受到愤怒群众的反击后，竟在警察的庇护下从国会南门逃了进去，躲避在自民党的办公室里。[20]

对于警察明显袒护右翼暴徒的举动，学生们义愤填膺，于是涌向国会的南门，大门并未关闭，警察也没有阻拦，所以有两三百名学生冲进了国会——就在这时，警察却突然关上了大门，随即伙同右翼暴徒对孤立无援的学生拳打脚踢加木棒，进入国会的大多数学生不同程度地负伤。更悲惨的是，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惨死在警察和暴徒的暴力下，酿成安保斗争以来最惨痛的一场悲剧。事件发生后，在社会党议员的干预和解救下，一部分受伤学生被送出国会，但有70多名学生被警察戴上手铐，关押在地下室里。

警察及右翼暴徒毫无人道的行径以及桦美智子的惨死更激起民众的愤慨，游行持续到次日凌晨。警察队伍及右翼暴徒穷凶极恶，继续对民众施加暴力，甚至发射催泪弹驱散民众，结果，又有众多民众和学生负伤，其中还有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以及毫无关系的路人。

“6·15”血案发生后，为了镇压愤怒的民众，岸信介竟主张出动自卫队弹压，只是由于阁僚的反对，岸信介的提案才未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