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安保体制出台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 岸信介内阁的内政外交

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左翼和在野党势力针对条约的不平等性展开了抨击。部分主张修改宪法、自主军备的右翼势力也强烈要求撤出外国军队，实现再军备。两股势力的汇合导致反美情绪及反美倾向的产生。为此，试图修改安保条约，寻求条约的相对平等性成为决策层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岸信介上台组阁。人们知道，岸曾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战后作为A级战犯嫌疑者被关押在巢鸭拘留所。后来，美国出于冷战战略改变了占领政策，把岸等战犯放虎归山，岸才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并重新爬上政坛，甚至登上总理大臣的宝座，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中绝无仅有。岸信介上台后，不仅改变了前任石桥内阁意图同中国恢复邦交的政策，而且在对内对外方针上急速右转，实行了一条反动的保守主义路线。岸信介的政治举措推动了战后右翼运动的高涨。

旧金山条约签字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当局采取反共排华的方针，擅自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署了《日台条约》。岸信介上台后比前任更加仇华反共，上任伊始就发布了《外交白书》，提出所谓的“三原则”：一是“国联中心主义”；二是“同自由主义国家协调”；三是“坚持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立场”等。[1]随后迫不及待地出访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等“自由主义国家”，向这些国家抛出“友好”的橄榄枝，中心意图是切断万隆会议后亚洲各国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交流，达到封锁中国的目的，同时打开日本向亚洲各国渗透的渠道。接着，他又两次到东南亚及大洋洲等非社会主义国家访问，名义上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实际上仅同南越和印度尼西亚达成了协议，而把北越抛到一边。同样，在同韩国交涉时，也把朝鲜排除在外。出访期间，岸信介到处散布他的“以国联为中心”，“同自由主义诸国协调”的主张，并为日本加入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游说，结果如愿以偿，1958年1月1日，日本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同台湾关系的问题上，1957年3月12日，岸信介主持成立一个“日台合作委员会”，公开表明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姿态。同年6月2日，岸信介作为战后第一位出访台湾的日本首相，到台湾与蒋介石会晤，向蒋介石表示：“日本外交不采取容共、中立的立场……但现在中国大陆被共产主义支配，我对于中华民国所处的困难状况表示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苏联，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更为可怕，所以，如果国府（蒋介石政府）光复大陆的话，我本人会非常高兴”。[2]由于岸信介本人长期顽固反共的立场和经历，以及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罪恶企图，鸠山、石桥内阁以来建立的中日缓和局势迅速逆转（后节详述）。

与此同时，日美间就修改安保条约展开了谈判。美国“认为岸信介成功地将保守势力团结起来，巩固了自民党的执政基础……还对岸信介亲美反共的政治立场表示欢迎”。[3]所以，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但更实质的原因是美苏在东北亚的争霸愈演愈烈，苏联刚刚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自信心。这时，偏偏又在群马县美军演习场，发生了美军士兵枪杀拾子弹壳的日本农妇事件，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愤慨。为了巩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安抚日本民心，继续发挥冷战前沿日本反社会主义阵营桥头堡的作用，美国同意修改安保条约，最后初步达成了一个部分“平等”的《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称新安保条约。

在内政方面，岸信介执政时期也是日本战后政治最反动的时期。早在鸠山内阁时期，岸信介就伙同鸠山将修改宪法列为内阁“三大目标”的首位。1956年6月，鸠山内阁正式成立了宪法调查会，由岸信介出任内阁宪法调查会长。岸出任内阁首相后，也把修宪问题列入内阁的议事日程。他在对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称，“日本为了充分发挥自由世界的防卫作用，从宪法中剔除放弃战争条款的时机已经来到”。[4]1958年10月14日，岸信介在同NBC记者谈话时再一次表示，“日本废除宪法第九条的时代已经到来”。[5]

在他的任上，还先后废止了教育委员的公选制度，强制实行教职员的勤务评定法（以下简称勤评法）以及试图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以下简称警职法）等。这一系列法规都是反民主的举措，是复活战时日本警察国家的倒行逆施。1957年6月，岸信介内阁强令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实施勤评法，还于7月4日，不顾社会党等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市町村立学校职员工资负担法改正法案》和《管理职津贴法案》。这两个法案的实质是阻止各学校的校长和管理职（教务主任类）加入日教组，削弱日教组的力量，进而达到压制日教组的目的。按着岸信介内阁的意旨，各地的教育委员会不同程度地展开教职员勤务评定工作，爱媛县还因此对34名拒绝勤评的校长给予减薪四个月的处分，更激发了广大教职员的义愤。有学者评论说，“岸政权使日本政治倒退到1918年原敬内阁以前”。[6]

1959年9月，岸信介内阁又提出警职法改正方案，该方案不仅扩大了警察的权力范围，而且增加了警察执行警务的随意性，诸如警察有权随意检查“嫌疑人”的物品，有权以维护治安为名闯入公共场所或其他场所，有权以维护治安为名制止或禁止群众性活动。因此，该改正法一出笼就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抨击该改正法是“战争时期治安维持法的复活”，“如果误用或滥用该法，战时的警察国家又回来了”，“警察可以凭主观判断，以防止混乱、维持安全和公共秩序为名解散劳动组合的集会，禁止游行活动等……侵害个人的基本人权”。[7]10月13日，社会党等66家团体联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警职法改恶国民大会”，指责岸内阁的倒行逆施。结果，在全国性反对修改警职法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连自民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一部分自民党要员不满岸信介的独断专行，劝告岸信介悬崖勒马，警职法终于成为一纸废案。

二 岸信介内阁同右翼势力的关系

岸信介曾师从东京大学教授上杉慎吉，上杉是日本学界著名的反动教授，狂热的国粹主义者和君权专制主义者，主张“天皇主权说”。在上杉的“熏陶”下，学生时代的岸信介就加入了上杉领导的右翼学生组织“木曜会”，以及东京帝大的反动学生团体“七生社”。岸后来回忆说，“上杉博士富有人情味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我”。[8]岸出仕后与右翼巨头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也有密切交往。而大日本爱国党首赤尾敏也与上杉交往甚密，所以，时人称岸信介与赤尾敏是以上杉为媒介的“政治双胞胎”。岸信介上台后，积极主张再军备、修宪和强化安保体制，在这些问题上，与大多数右翼团体的观点相同，所以，“岸政权出现后，右翼们如鱼得水，开始跃动起来”。[9]

在组织和人事关系方面，岸信介及其内阁也与右翼势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1958年7月3日，著名右翼团体“日本国粹会”在东京召开“再建发起人总会”，岸信介特意发去贺电。为此有媒体报道称，“今天，某结社纠集流氓和右翼召开成立大会，竟然宣读了岸首相的贺电，令人震惊。还有法务相中村梅吉的贺电……可见，流氓、右翼与政治家之间的关联依然紧密”。[10]

应该说，战后以来，日本政治当局对右翼势力还是略有戒备的。可是，岸信介内阁为了借助右翼力量推行内阁的反动保守主义路线，不惜勾结和资助右翼，甚至不避耳目，与右翼头目往来密切。尤其是安保斗争爆发前后，岸内阁同右翼的联系越发紧密，不断有政府援助右翼团体的消息被曝光。在一次国会会议上，社会党议员猪俣浩三就曾质问岸信介向某右翼团体捐款一事，事后，猪俣还因此受到护国青年队正副队长石井一昌和石井四郎的袭击。另有史料揭示，自民党为了阻碍民间和平力量召开禁止原子弹、氢弹会议，向右翼捐资1000万日元。当天，全国各地300多家右翼团体成员涌向会场所在地广岛，对参加会议的人员大打出手，而警察却在一旁袖手旁观。捣乱活动结束后，每名右翼队员获得5000日元的“补助”。又如，自民党的干事长川岛正次郎放风说，反战团体召开的“母亲大会是赤化”（会议），右翼团体就冲进会场捣乱。还有记者报道，多次目睹右翼头面人物频繁出入政府高官的官私邸。一位右翼巨头去西德旅行，岸内阁的一位阁僚出资赞助等。[11]这些信息都表明岸内阁及其成员对右翼团伙的青睐和利用。待到推行新安保体制时，岸内阁又拨给右翼2000万日元，作为保驾护航费用。[12]可见，岸信介内阁同右翼的关系非比寻常。

在岸信介内阁的支持、怂恿或默许下，日本右翼团体不仅同政府、执政党建立起默契的关系，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趋势，推动了右翼运动的高涨。1958年1月30日，救国总联合、大日本生产党、菊旗同志会、洛北青年同盟等右翼团体联合成立“新日本协议会”，以原特高课的官僚安倍源基为事务总长，原防卫厅长官木村笃太郎、原金鸡学院学监安冈正笃等为代表理事，资金由三菱电机财阀提供，是集自民党、财阀、右翼于一身的庞大团体。主张“以爱国心和民族觉悟为基调，适应历史和传统建设民主主义新日本”，“努力排除威胁国民和平与自由的外国势力及共产主义和失败主义”。[13]在这个联合团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森曹玄、铃木善一、中川裕、岛津定泰、锅山贞亲、田中新一、佐野博等熟悉的右翼头面人物。1959年4月，另一个右翼团体的“大联盟”宣告成立，名为“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成员有生产党、国粹会、殉国青年队等80多家右翼团体，议长团由佐乡屋嘉昭、小崎金藏、高桥正义、西山幸雄、荻岛峰五郎等人组成，著名右翼巨头儿玉誉士夫、井上日昭、橘孝三郎、吉田益三、笹川良一等人担任顾问。该组织以“国体护持”和“反共协同战线”为两大纲领，以领土问题、宪法问题、安保条约、再军备等问题作为运动方向。[14]1959年11月，自民党要员前田久吉、产经新闻社干员板仓卓造、政府官员村田五郎等人又联合右翼成立了“自由国民联合”，由财团提供资金，标榜“新保守主义”，同时发挥扩大自民党影响和势力的作用。上述三个团体都是由政府人物出面，同右翼团体、财阀联合，说明岸信介政府已经同右翼势力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