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右翼势力的反苏反华浪潮与中苏两国的对日政策

一 日苏领土纠纷及右翼的动作

旧金山条约形成后，苏联代表拒绝签字，宣布不承认旧金山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并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动用否决权，否决了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当时，除两大阵营的对立因素外，横亘在日苏间的具体障碍有二：一是57万余人的日军战俘抑留西伯利亚问题；二是围绕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权问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中，共俘虏日军57万5000余人，大部分押往西伯利亚强迫劳动。从1946年12月起，苏联开始遣返日俘，到1950年4月，共遣返51万余人。同年4月23日，苏联塔斯社宣布，除部分以战犯罪羁押以及死亡人员外，遣返日俘工作结束。然而，到1955年5月，日本政府提出一个12731人的名单，要求苏联政府尽快全部遣返。[45]

另一个问题是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权。1953年2月，吉田茂首相在国会讲演中公开宣称，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属于日本领土，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归还。针对日本的官方讲话，苏联外交部明确予以否认。因此，领土归属问题成为日苏两国恢复邦交的最大障碍，双方从此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取代吉田茂上台组阁，提出日苏关系正常化的主张。苏联外长也发表声明，向日方传递出同意恢复邦交的信号。然而，在漫长的谈判途中，领土问题继续成为最大的障碍，并最后集中在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日本主张，齿舞、色丹岛是日本本土北海道的延伸部分，国后、择捉岛属千岛群岛的一部分，而且，旧金山条约中并没有决定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的归属问题。苏联方面则否认旧金山条约，坚持《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拒绝归还南千岛群岛。谈判几度破裂，陷于僵持局面。

战争期间，出于反共本性以及对苏军出兵东北的仇视，日本右翼怀有强烈的反苏情绪。日本投降后，随着右翼势力的复苏，他们很“惯性”地把斗争矛头指向苏联。这其中，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还有三大“芥蒂”使右翼耿耿于怀。一是认为苏联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条约》，突然出兵东北，使关东军一败涂地，加速了日本的失败；二是战后苏联将57万关东军士兵押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造成5万余人非正常死亡，而且尚有万余人没有遣返；三是在领土问题上右翼势力与政府同调，认为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必须归还。所以，许多右翼团体都把归还领土主权作为重要的运动纲领之一。如原关东军大佐辻政信组织旧军人成立的“自卫同盟”，在其《纲领》中明确提出，“创建自卫的新军备，要求外国军队迅速撤兵，全部收回南桦太（即南库页岛）、千岛、小笠原、冲绳的主权”。[46]“东亚联盟同志会”的纲领里也明确表示了“否认雅尔塔协定”，收回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主张。其他如“菊旗同志会”、“新锐大众党”、“日本反共联盟”等团体都提出反苏反共的口号。右翼团体“大行社”头目渡边正次郎公开宣称，“不能屈服俄国，必须归还北方领土！”“俄国必须为单方面破坏日苏中立条约道歉！”“必须无条件返还北方四岛，并赔偿损失！”“必须向强制抑留西伯利亚的日本军人赔偿”，甚至谩骂苏联是“卑劣的民族”等。[47]前述一伙暴徒闯进苏联代表团驻地闹事，则是右翼付诸暴力行动的案例之一。直到今天，围绕领土纠纷问题，一直是右翼运动攻击苏联（俄罗斯）的重要目标。

尽管右翼的反苏活动不会成为左右日本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却形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压力，对日本出台强硬外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谈判过程中，苏联一直采取强硬方针，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了“较有弹性的对外政策，目的是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48]所以，曾一度表示同意归还齿舞和色丹两岛。日本则因为国内政治的对立，出现复交积极派与消极派的争议，加之美国的压力，反对日苏谈判的呼声越来越高。苏联则趁势出台北方海域渔业限制措施，限制和排斥日本渔船在北太平洋海域的活动。此外，苏联还操有两柄杀手锏，一是何时遣返剩余被俘人员的决定权，二是日本能否加入联合国的安理会否决权。最后，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德国与苏联邦交正常化方式，即搁置领土问题，以联合宣言的方式首先恢复邦交，然后再解决悬案问题并缔结和平条约”。[49]1956年10月，双方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宣言，宣布日苏之间结束战争状态，苏联释放及遣返被押人员，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和平条约缔结后苏联归还齿舞、色丹岛”。“但鸠山等日本代表强烈主张的、为了缔结和平条约继续讨论领土问题等的明确意见却没有被写入联合宣言”。[50]

从此，日苏（俄）领土纠纷问题不仅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而且是右翼运动的重要目标，从来没有间断或停止。

二 右翼势力的反共反华亲台浪潮

美国占领初期，通过强制手段和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取缔了作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帮凶的右翼势力，逮捕了一部分右翼巨头，开除了一批右翼骨干成员的公职，致使右翼势力面临绝境。然而，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了把日本拉进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构筑东亚和太平洋地域反共排苏的桥头堡，美国占领当局转换了占领方针，对负有战争责任的军、政、财界要员及右翼骨干网开一面，为右翼的复出亮起了绿灯。

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旨意，对美一面倒，采取了反共排华亲台的方针。1951年12月24日，内阁首相吉田茂以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信函的方式发表了《吉田书简》，内称，“日本政府准备尽可能合法地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按照多边和约的原则，恢复双边之间的正常关系。上述双边协定适用于日本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目前及今后实际控制的地域……本人向你（指杜勒斯——著者注）保证，日本政府无意同中国共产党政府缔结双边条约”。[51]1952年3月25日，日本政府正式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宣布“结束日本与中华民国之战争状态”，表示愿意依据联合国宪章之原则“彼此合作……促进两国之共同福利”。日本通过这一纸条约把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

在美国亚洲战略和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指导下，作为冷战产物的右翼从一出现就受动于冷战局势，尤其是同东北亚两大阵营的对立关系紧密相连。尽管这一时期的右翼势力尚处在萌芽发展阶段，并未形成规模，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尚不显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右翼骨干人物已经进入政界，直接影响或干扰着政府决策。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为了配合GHQ和日本当局迫害日共和镇压工人运动，右翼也掀起反共浪潮。“右翼本能地意识到，为了反共而行使暴力能够得到支配阶层的容忍”。[52]正因为如此，“反苏反共成为维持战后右翼的一大支柱”。[53]

1954年，台湾的蒋介石与韩国的李承晚倡议成立了“亚洲各国人民反共联盟”（APACL）。该组织在东京召开会议时，推举A级战犯嫌疑者、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岸信介为会议主席，外务省官员加濑俊一为事务局长，日本政界大员中曾根康弘、石井光次郎、谷正之、椎名悦三郎以及财界、舆论界要员御手洗辰堆、矢次一夫、细川隆元、小林中、商杉普一、掘越桢一等人都出席了会议。而最早加入APACL的右翼团体是“胜共联合”。该组织是右翼巨头笹川良一、儿誉玉士夫勾结韩国反共宗教组织“统一协会”教祖文鲜明，在日本成立的跨国籍右翼组织，其宗旨是反共、反华、反苏，并以日本财团“船舶振兴会”的财力为后盾，与政界勾搭连环，形成官、财、右翼势力三位一体的反共体系。

日本国内疯狂的反共反苏反华活动自然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和警惕。195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学术代表团和东京大学教授南原繁、大内兵卫等人时说，“我们对日本右翼的动向表示关注”。[54]同年11月，在京都召开的日本政治学会上，南原繁教授在发言时也提醒与会人员注意“‘右翼革命’的危险性”。[55]说明日本右翼团体的反共反苏反华活动绝非单纯的国内政治事务，至少，它对当时东北亚紧张对立的国际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右翼站在反共的立场上，势必要紧抱美国的粗腿，所以他们不仅亲美，而且拥护日美安保体制和旧金山体制，这与战前和战时右翼反英美的立场大相径庭。1959年7月25日，16家右翼团体曾在日比谷召开“强化日美同盟，促进安保改定国民大会”，主张对美一面倒，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最具代表性地表明了右翼阵营的立场。

右翼的另一个动向是同台湾势力的勾搭连环。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才回归祖国的怀抱。然而，日本军政各界以及民间右翼仍然割不断殖民地情结，在中国政府接收台湾前夕，一批日本死硬派军人联络台湾殖民地时代的部分既得利益者，以尚未放下武器的日本军队为后盾，企图策划台湾“独立”。只是由于国民政府不失时机地收复了台湾，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当中国大陆进行三年解放战争之际，一部分右翼团体又扬起支持蒋介石集团、对抗中共的旗帜，展开了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岸分裂的切实步骤。1949年前后，一批旧军官在原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幕后指使下，组成一个支持蒋介石集团、为蒋介石训练军队的军事顾问团，称作“白团”。其团长为冈村宁次推荐的原驻香港日军参谋长富田直亮，骨干成员之一根本博为原华北驻军司令官兼驻蒙军司令官，另一骨干成员小笠原清为原中国派遣军参谋。从1949年到1968年间，数十名“白团”成员在台湾活动达20年之久，为蒋介石集团培训了近20000余名军事干部。[56]1949年10月24日，在金门宁头战役中，根本博向国民党守军献上火攻之策，结果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军33000余人的重大伤亡。[57]1950年，蒋介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为蒋介石集团训练军队，出谋划策。冈村回国后又伙同原海军大将及川古志郎在东京成立一家“富士俱乐部”，为台湾提供战史、战略、战术以及有关台海危机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到60年代初的10年里，“富士俱乐部”寄往台湾的军事图书达7000余册，资料5000余件，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细菌战资料。[58]

日本军政各界以及右翼势力浓厚的“台湾情结”吸引了一批亲日派“台独”分子，他们把日本当作“台独”势力的大本营，为躲避当局的镇压纷纷逃往日本，受到右翼势力的接纳和援助。诸如“台湾再解放同盟”、“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等“台独”组织都把日本当作庇护所，把右翼势力当作“亲朋挚友”。1955年9月1日，自诩为“台独领袖”的廖文毅在右翼势力的支持下，纠集一批“台独”分子在东京召开“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成立大会，与会的100多人中，日本右翼团体成员就达60余人。[59]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日本政府则通过“朝鲜特需”大发了一笔横财，还秘密派遣一支拥有46艘扫雷艇的舰队，配合美军驶进朝鲜海面扫雷，结果一部分扫雷艇触雷沉没，海上自卫队员1人死亡，18人负伤，最后无功而返。[60]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派出1200名原海军军官协助美军参加了元山登陆作战，另派出一批熟悉朝鲜的旧军人为美军出谋划策。美国首任驻日本大使墨菲曾说过，“如果联合国军没有熟悉朝鲜情况的几千名日本专家的协助，要呆在朝鲜，必然遇到各种困难”。[61]日本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无疑为右翼做出了“表率”，一部分亲台右翼势力趁机集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台湾帮”，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列岛支持“台独”、仇视大陆的骨干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右派政治家的政治态度和决策（后章详叙）。

三 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

新中国成立后，在推行“对苏一面倒”的外交方针的同时，注意争取日本朝野一切可能争取的进步友好势力，利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扩大同日本民间的友好交流，促进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1952年5月，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转道访问中国，受到中国的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签订了中日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冲击了美国对新中国设置的“封禁”樊笼。这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贸易协定相继签订。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发展和扩大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1952年10月，亚洲与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名誉主席宋庆龄、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廖承志邀请日本有关团体参加。日本也组成了代表团准备参加，但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代表团未能成行。但会议仍然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指出，“美国政府……公开利用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将日本变为在远东发动侵略战争的基地，这样就严重地威胁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为了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并对日本人民的合理愿望予以支持”。《决议》“鉴于非法的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呼吁“有关国家按照波茨坦公告及其他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定的原则和精神，缔结具有全面性性质的真正的对日和约，反对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支持日本人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任何外国军队应立即撤离日本本土，不得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任何外国不得干涉日本内政”。[62]

1953年3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等三家团体达成了协助日侨回国的协定，发表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决定开辟天津、秦皇岛、上海等三港为日侨回国口岸，“中国红十字会负担愿意回国日侨自其离开住地之日起至登船时止每人的伙食、住宿、旅费和不超过五十公斤行李之运费”，“容许其申请兑换一定数量的外币”。[63]这样，从1953年3月到10月间，前后七批计26026名日本侨民安全回国。这些日侨回国以后，无形中提升了新中国在日本民众中间的地位，对于宣传新中国，扭转一些人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6年6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宣布对335名罪行较轻或有悔过表现的战犯免予起诉，释放其回国。这些人回国后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对揭露、反省、批判日本战争罪行，呼吁东亚和平，促进中日之间的友好起到了其他团体无法替代的作用。

1954年8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出访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访日代表团。代表团同日本民间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先后19次参加社会各界召开的欢迎会、座谈会，举办十几次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国民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心愿，对于促进中日各阶层的友好关系，扩大社会各界的往来和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6年10月12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召开，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参观了展览会，并对展览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中国政府决定，允许和保护在展览会场悬挂日本国旗，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宽容和大度。而在岸信介内阁时期，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右翼分子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在接见日本各界人士之时，注意强调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坚持把侵略战争的策划者同普通民众区别开来，这在当时，对于争取广大日本民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反共反华亲台分子具有积极的意义。

实践证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对日方针的主流是恰当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疯狂排挤和封锁新中国，日本右翼势力又把主要攻击矛头瞄向新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排除各种干扰，妥善处理敏感的国际关系问题，促进了日本朝野的分化。1953年，日本国会不得不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日本的一些政党、团体也主动同中国交往联络。由日本友好人士组成的日中友好协会不断发展扩大，在全国大多数都、道、府、县都成立了分支机构。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呈现上升趋势。诸如1956年中国十城市举办的“日本电影周”，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出演日本。这一切，都为中日恢复邦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对立，世界范围的冷战态势在东亚演成了以朝鲜战争为表象的“热战”，迫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选择非此即彼，不能不选择对苏一面倒的方针，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周边国家及地区敌我的重要标准之一，使中国面对美国及其盟友日本、韩国、南越及东南亚反共阵营弧形包围圈的前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对日方针不可能脱离冷战思维和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难免有时在具体对策中失去准确的判断或程度把握共当。1950年6月12日，中共中央针对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排斥日共之举发表了《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指责“麦克阿瑟和吉田政府的非法暴行，热烈同情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人民对于麦克阿瑟和吉田政府的非法暴行的正义反抗，并且要求全中国人民全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致声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的爱国人民”。抨击美国的对日政策，“就是变日本为美国殖民地和新侵略战争基地的政策。这个政策危害日本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亚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声明最后指出，“最后的失败必然是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日本人民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要胜利的”。[64]《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也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变日本为殖民地的政策，正在力图拒绝全面和约，长期占领日本，把日本的国土转变为美帝国主义反对东方和平民主势力，干涉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堡垒和在东方准备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社论认为，“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的共同斗争的一部分”，呼吁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坚决地奋斗”。[65]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美国占领当局和吉田茂政府的确采取了迫害日共的一系列举措，但日共一直存留至今，两年后美国通过旧金山条约结束了占领，战后日本的政治主流也逐步走向和平民主的发展阶段。显而易见，尽管上述声明和社论含有中国政府出于国际斗争策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但也明显掺杂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因素或“左”的色彩，表明了中国政府与日本自民党政权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也预示着后来中日两国政府层面长期对立局面的形成。尤其是岸信介内阁登台以后，其反共排华的举措比起吉田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中日民间刚刚建立的信任和友好基础几乎毁之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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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日本现代史》，青木書店，2000，第148、149页。

[2] “人间”在日语中是“人”、“人类”的意思，“人间宣言”即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的宣言。从这一意义上“人间宣言”应译作“人的宣言”，这里取习惯用法。

[3] 神田文人、小林英夫：《戦後史年表》，小学館，2005，第172页。

[4]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第7、8页。

[5] 《朝日新聞》1946年1月5日。

[6] 刘金质：《冷战史》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95页。

[7] 中村政則：《近代日本の軌跡》第6卷《占領と戦後改革》，吉川弘文館，1994，第84页。

[8] 同上书，第97页。

[9] 中村政則：《近代日本の軌跡》第6卷《占领と戦後改革》，第94页。

[10] 同上书，第94页。

[11] 中村政則：《戦後史》，岩波新書，2005，第35页。

[12] 粟屋憲太郎、田中宏等：《戦争責任·戦後責任》，朝日新聞社，1999，第98页。

[13] 同上书，第100页。“洛克希德事件”：田中角荣执政时期，儿玉誉士夫为中介接受洛克希德公司贿赂，事情被曝光后田中因此受到法律追究，儿玉誉士夫不久也死去。

[14] 五十嵐武士、北冈伸一：《東京裁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築地書馆，1997，第125页。

[15] 同上书，第122页。

[16] 相田猪一郎：《七十年代の右翼》，大光社，1970，第214页。

[17] 日本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日本现代史》，第249页。

[18]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34页。

[19] 同上书，第135页。

[20] 天道是：《右翼運動100年の軌跡》，第122页。

[21]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38页。

[22] 天道是：《右翼運動100年の軌跡》，第123、124页。

[23]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45页。

[24]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45、146页。

[25] 同上书，第146页。

[26] 相田猪一郎：《七十年代の右翼》，第219页。

[27]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49页。

[28] 中村政则：《近代日本の軌跡》第6卷《占领と戦後改革》，第215、216页。

[29]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59页。

[30] 相田猪一郎：《七十年代の右翼》，第222页。

[31]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第16页。

[32]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86、187页。

[33]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第16页。

[34]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第17、18页。

[35]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99页。

[36]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67页。

[37] 石井一昌：《暗殺集団》，恒友出版，1998，第126、127页。

[38]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220页。

[39] 相田猪一郎：《七十年代の右翼》，第222页。

[40] 天道是：《右翼運動100年の軌跡》，第201页。

[41] 相田猪一郎：《七十年代の右翼》，第225页。

[42] 同上书，第225页。

[43] 《朝日新聞》1952年9月21日。

[44]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第19页。

[45] 李凡：《日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第216、217页。

[46]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92页。

[47] 渡辺正次郎：《黙ってられるか》，明窗出版会社，1999，第152、153页。

[48] 李凡：《日苏关系史》，第222页。

[49] 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65页。

[50] 同上书，第65页。但联合宣言规定的苏（俄）日和平条约至今也没有签订。

[51] 张蓬舟：《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第四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第342页。

[52]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第135页。

[53] 同上书，第134页。

[54] 《东京朝日新聞》（夕刊）1955年4月10日。

[55]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178页。

[56] 陈奉林：《战后日台关系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130页。

[57] 同上书，第130、131页。

[58] 同上书，第133页。

[59]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344页。

[60] 中村政則：《戦後史》，第62页。朝鲜战争中，日本政府派出海上自卫队扫雷艇参战之事，一直秘而不宣，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披露出来。

[61] 陈奉林：《战后日台关系史》，第124页。

[62]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第689、690页。

[63] 张蓬舟：《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第四卷，第403页。

[64]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上，第478、479页。

[65] 《人民日报》社论：《日本人民斗争的现势》，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上，第486～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