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旧金山条约与右翼的复苏

一 宽大和片面讲和的旧金山条约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局面在东亚演化成热战。为了把日本彻底拉进西方营垒，使日本成为西方在亚洲的反共桥头堡，1951年9月4日，美国邀请52个国家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讲和会议。会上，美国总统杜鲁门极力强调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宣称，“太平洋地域正公然受到侵略和今后的武力攻击威胁”，所以，“必须尽快组成包括日本在内的维持太平洋和平的安全保障体系，这就意味着要创建日本的防卫军，同太平洋其他国家的防卫军联合”。[28]9月8日，除苏联、捷克、波兰拒绝签字外，49个国家在《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以下简称旧金山条约）上签了字，同年11月，该条约被日本国会通过，次年4月28日正式生效。

旧金山条约的中心意图是为日本松绑，结束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从而把日本拉上西方营垒的战车。所以，该条约名义上是处理战后事宜，实际上通篇都是对日宽大的内容，失去了“战后处理”的本质意义。旧金山条约中只有第11条间接涉及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即“日本承诺国际军事审判及在日本或国外的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的判决”，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对中国（包括台湾）、朝鲜殖民统治的清算，向被害国谢罪反省，向民间战争被害人的赔偿等内容一概未见诸条文之中。这样一来，不仅使日本再次逃脱了反省谢罪和损害赔偿的战争责任，旧右翼团体的战争责任也一笔勾销，战后初期GHQ制定的右翼团体解散令、右翼人物解除公职令等法律文件失效，大批受到公职处分的右翼分子得以解脱，成为战后旧右翼势力复苏的契机。而且，这也是后来右翼团体肆无忌惮地攻击东京审判，否认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原因之一。

旧金山条约签字的同时，日美之间的安保条约也正式生效。安保条约承认美国对冲绳的继续占领和继续使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确立了日美军事联盟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共同防御”的体系。从此，日本正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死心塌地地唯美国马首是瞻，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排华的前沿堡垒。

日美军事联盟关系的确立，也影响了旧右翼观念意识的变化，多数团体从历来的反美转变成亲美（一部分右翼团体仍坚持原来的反美观），原本就强烈反共的政治态度更加坚决和顽固。而且，在对待安保条约的态度上，大多数右翼团体予以支持和拥护，成为日本战后和平反战运动的绊脚石。此外，复苏后的旧右翼也遇到了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尤其在如何维护天皇制、再军备、宪法修正、战争责任认识等问题上，各右翼团体的态度不一，见解有异，表现出区别于战前和战时右翼的多样性、复杂性及松散性。

二 旧右翼团体的复出及其特征

由于旧金山条约宽大片面的“讲和”，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也给旧右翼团体松了绑。从1951年开始，旧右翼团体纷纷冒出水面，各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战后一度低迷的右翼运动又呈现出复苏的趋势。据史料记载，截至1951年夏，已登记注册的右翼团体约540个。[29]到了1952年，右翼团体的数量就猛增到2000个之多。[30]其中有：旧东亚联盟体系的协和党，成立于1951年8月15日，由原东亚联盟干员之一的武田邦太郎与原国民党首和田劲合作创建，该党发表宣言称，“我党既不赞同资本主义，也不信奉共产主义，而致力于以天皇为中心，以高度世界观组成的国民组织，实现民主的统制主义，创造自然和科学浑然融合的农工一体的理想社会”。[31]1952年7月20日，旧东亚联盟干员之一、原关东军大尉、伪满陆军中将和田劲，原关东军参谋、陆军大佐辻政信以及木村武雄、石原六郎（石原莞尔之弟）等人组建了东亚联盟同志会。其纲领除了标榜“自卫中立，政治独立，经济自立，亚洲解放”外，更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积极主张“建设以民兵组织为主的新军备”，“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日本，废弃安保条约”；二是“进行宪法改正，恢复民族的自立和独立”；三是在领土主权问题上，该团体认为，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是日本的领土，“必须废除雅尔塔秘密协定”；四是主张“清除国民教育的殖民地性质，激发民族意识”。[32]从该团体的纲领可以看出，领土纠纷问题开始成为右翼关注和试图干预的目标之一。

1954年，原大东塾塾长影山庄平之子影山正治揭起大东塾的旗帜，招集徒众号称3000余人。在再建宣言中称，“昭和20年被解散以来，历经了凄风悲惨的十年地下时代，今天天晴了，大东塾终于以其英姿再现于世间”。[33]

1952年8月，原大日本生产党总裁吉田益三联络旧军人在大阪组建了一个战友会，主张“以天皇为元首，确立国体本义，以日本主义经纶国家”。1954年6月，继承玄洋社、黑龙会传统观念的大日本生产党宣布再建，该党发表宣言指出，“我党与现今政党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只代表资本家阶级或劳农阶级的利益，我党则代表民族和国家全体的福祉，所以，我党坚决排击保守各党及社会、劳农、共产诸党的阶级偏见”。其具体行动目标规定有，“废弃占领宪法，制定独立宪法”，“确立政治、军事、经济的自卫力，终止美苏的内政干涉”，“保全日本领土，归还占领地”，“消灭武装的共产党”。此外，还有“贯穿民族教育，振奋民族精神”，以及“对抗日教组（日本教职员组合）”等内容。[34]

除上述团体外，战前和战时的右翼纷纷登上前台，或保留原来的团体名称，或改头换面，揭开了战后右翼参与社会活动的序幕。这其中主要有：赤尾敏的大日本爱国党，大川周明、本间宪一郎的紫山塾，橘孝三郎的爱乡塾，头山秀三的爱国青年有志委员会，里见岸雄的立宪养正会，井上日召、津久井龙雄、佐乡屋留雄的东风会、护国团（后护国团解散，成立护国青年队，石井一昌为队长），笹川良一的国粹大众党，福田素显的大日本独立青年党和殉国青年队（队长丰田一夫，顾问儿玉誉士夫），北冈寿逸（右翼文人）的自卫军建设文化人联盟、新日本国策研究会，石川准十郎的大日本国家社会党，福田进的防共挺身队，渡濑乡次的爱国青年同志会，安倍源基的新日本协议会，川井春三的大日本菊水会，藤田卯一郎的松叶会，佐乡留嘉昭的全爱会以及青年皇道会（岛根县）、仁义塾（广岛县）、三旺会等等，不一而足。除旧右翼团体外，旧军人也纷纷组织起来，如旧海军人员组成的海交会，旧陆军人员组成的偕行会等，其中偕行会的理事长为原陆军中将沼田多稼藏，骨干成员还有陆军中将柴山兼四郎等旧高级军官，创办的刊物仍延续战时的名称叫《偕行》。

战后复苏右翼同战前和战时对比，有其相同的特点，诸如崇拜天皇、反苏反共、参与和干预国事等，但是，由于时代的变换，战后右翼的特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披上民主主义或和平反战的外衣。战后复苏的右翼团体里，几乎都在纲领或宗旨中明确记有“民主”、“反战”、“和平”之类的字样，还有些团体干脆冠以“民主”名称，如“日本第三民主同盟”（旧东亚联盟体系，委员长多田政一）、“民主日之丸党”（东京，党首大竹常庄）、“民友党”（东京，党首村冈康光）以及“人类和平会本部”、“关东民主青年同盟”、“关东言论自由联盟”、“日本理想绝对和平”等。当然，民主和反战不过是旧右翼复出的策略口号而已，当他们扎稳脚跟后，政策与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如吉田益三的大日本生产党，在最初的纲领中根本没有天皇的内容，只是表明要实行“新日本主义”，“建设新生日本”，“排除误国的军国主义”，“尊重各民族的宗教，排除信仰不同不相容的陋习，确立世界民族的和平”等。但到了1954年，该党的纲领明显发生了变化，原来标榜的“新日本主义”改为“日本主义”，而且把“确立以天皇为元首的国家本义”列为纲领之首，原来有关民主主义的内容也全然不见了。这说明，旧右翼“脱下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法衣，露出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铠甲”。[35]

二是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人们知道，无论战前右翼，还是战时右翼，都把美国当作最主要的敌人之一，所谓的“鬼畜英美”，一直是右翼重点攻击的对象。但是战后右翼的对美观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主流是亲美反苏反共。这是因为，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旧右翼曾经赖以生存的旧军阀、旧军队已经不复存在，而战后美国对日本占领的同时，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等进入日本，尤其是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盟主，其冷战战略和策略符合战后右翼的口味，对于右翼来说，是最可能庇护其生存下去的靠山，也是其反共、反苏纲领能够付诸实施的保障。所以，当右翼刚刚复苏之时，亲美反苏无疑是最理智的选择，这也是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右翼亲美反苏反共的要因之一。当然，在复苏的右翼中，也不乏反美的团体，如肥后亨组织的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信奉新纳粹主义，并组织徒众在1952年7月7日掀起反美示威，鼓吹“以武力打倒卖国的现政府”，“从日本驱除美国势力”，“将民族叛逆者交由国民审判，以民族的名义处以极刑”，“扯下美国国旗侮辱之”，[36]还把反美作为竞选的口号等。后来，这个团体发展成为极端左翼团体。

三是暴力团化。战后复苏右翼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暴力团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团队的资金问题。众所周知，战前或战时右翼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阀的援助，随着战后日本财阀的消沉，复苏后右翼失去了强有力的财阀后盾，除一部分团体依靠自营的企业、建筑会社、农场等营利事业维持外，许多团体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于是向暴力团方向发展，或者同暴力团及流氓团伙联手获取不义之财。1955年12月到1956年2月间，井上日召的护国团利用暴力恐吓勒索和欺诈事件屡见诸报端，引起社会大哗。还有爱国联盟、殉国青年队、护国青年队等右翼团体强抢他人企业，称霸地面（收取“保护费”）的事件也屡出不鲜。据护国青年队队长的自述，该队为了获取活动资金，曾闯进当时民主党副总裁重光葵的办事场所，殴打其秘书，逼迫民主党提供活动经费。[37]由于右翼团体的暴力团化，从1954年秋到1955年秋的一年间，因暴力行为被逮捕的右翼团体成员达11539人，被起诉者3860人，免予起诉者1600余人。[38]

四是并未形成规模。尽管旧金山条约为右翼的复活亮出了绿灯，但是，与战前和战时对比，右翼的势力仍未恢复到昔日的“辉煌”。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右翼最大后盾的日本军阀和军队的破灭，使右翼失去了靠山。加之战争的记忆仍然较深刻地遗留在国民心中，战争时期右翼的种种表现还令国民生厌，对右翼的尖锐批判也没有完全停息。特别是农村中批判和谴责战争的声音依然高涨。另外，还有活动经费拮据等问题，这一切都为右翼势力的再兴增设了障碍。所以，这个时期经特审局登记的右翼团体虽然号称两千之多，[39]但其中不乏所谓“一人一党”或人数寥寥无几的团体。

三 右翼复苏后的反共活动及参与竞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局面在东北亚演成热战。当年7月，麦克阿瑟下令无限期禁止日共《赤旗》报的出版发行，同时解除24名日共领导人的公职，日本共产党不得不再次转入地下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右翼团体几乎都把矛头对准国内外的共产党或共产党国家。1951年秋，战争时期曾任政府要员的有马赖宁、丸山鹤吉、安倍源基、后藤隆之助、鹿内信隆、太田耕造等7人出面成立“日本青少年善导协会”，组织各右翼团体、黑社会赌徒流氓，扬言构筑起“反共营垒”，扑灭“赤色革命”。[40]关东国粹会头面人物梅津堪兵卫，带有地方黑社会性质的豪强金井米吉、关口爱治、鹤冈政次郎、关根贤等人纠合在一起，计划成立一支拥有20万人的“反共爱国拔刀队”，筹集3.7亿元的资金，准备利用在东京参加一次婚礼的机会，联络各右翼巨头，掀起一场波及整个列岛的反共运动。然而，由于他们的计划近乎荒诞未能得逞。

东京街头右翼张贴的反共宣传品

旧金山条约生效后，为右翼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右翼“传统”的恐怖主义随即活跃起来。1953年3月12日，右翼团体成员田中美正持刀闯入议员石桥湛山的私宅，刺杀石桥未遂被逮捕。田中宣称，刺杀石桥的理由是“当前的一切政争都源于石桥湛山的存在”云云。[41]1956年11月12日，亚洲民族协议会成员擅自闯入苏联代表驻地，对苏联代表非礼，故意挑起事端。其他还有：1958年10月14日，日本国粹会青年挺身队成员乱闯日本教职员组合（以下简称日教组）会场，散发传单、发射烟雾弹事件；1958年12月15日，右翼团体成员伤害日教组委员长小林武事件；1958年9月15日，大日本爱国党成员火烧社会党宣传车事件；1959年7月25日，师魂革新同盟会伤害社会党议员赤松勇作事件；等等。

右翼团体不仅对左翼进步团体和共产党国家代表施加恐怖暴力手段，对政府决策人物也施加同样手段，理由是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右翼的心意。1954年5月3日，右翼团体成员葛原法生私闯吉田茂首相的官邸，企图刺杀吉田，未果被逮捕，他的理由是，“吉田把国会当成私有物”。[42]1954年7月9日，右翼团体成员大野一郎也试图闯入首相官邸行刺未果。此后的8月10日、9月21日，又有土工佐百进、丸山利之等人重复同样的行动，三人均被逮捕。此外，还发生了1954年11月22日皇道实践会成员越前荣八纵火自由党（执政党）本部未遂事件等。

旧金山条约生效后，一大批被解除公职或以战犯嫌疑收审入监的右翼头目获得了解脱，他们不仅重新召集徒众再揭右翼旗帜，而且从法律上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于是，右翼头目开始参与竞选，准备问鼎国会，利用国家权力为右翼运动保驾护航。

是时，吉田茂内阁采取对美一面倒的政策，实行经济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路线，但在保守党内遇到相当的阻力，特别是曾被解除公职的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重返政界以后，以二人为核心形成了一股反吉田的保守势力，保守党内部出现分裂。而右翼势力对吉田的内外政策也多有抨击，他们强烈主张修改宪法，实现再军备以及粉碎来自左翼的“赤旗革命”。所以，他们在竞选中极力把这些政治主张表现出来，正如当时媒体指出的那样，“旧右翼……在政治批判力软弱的农村，以无党派或某党派的名义出马，他们抨击现政党腐败，主张从美国依存中解放和独立出来，修改宪法以及建立真正的国军，这些人多数可能在当选圈外，但是，他们为总选举打基础的念头为世人尽知，这些人的动向将是日本未来政治的一个课题”。[43]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大日本爱国党首赤尾敏的竞选主张中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内中主要有：一是改正美国式宪法，确立日本独立自主的宪法；二是为确保日本的完全独立和自卫，再兴军备；三是扑灭国贼日本共产党；四是统一日美同盟的国论，粉碎赤化势力的反美斗争阴谋。[44]可以说，这是当时参与竞选的右翼势力的代表性观点。

1952年10月1日，在众院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右翼人物计有1243人，其中有329人是曾被解除公职者，占总人数的26%。自卫同盟委员长、原关东军大佐辻政信，日本人民党总裁只野直三郎，原东方会头目木村武雄，原爱国学生联盟头目平井义一，原祖国会头目北聆吉等5人当选为议员。清水亘、锅岛贞亲、本领信治郎、赤尾敏等24人虽未当选，但作为候选人入围，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到了1953年4月，在参、众院议员的选举中，右翼的得票率又有所增加。其中的众院选举，除上述5人继续当选外，又有东方同志会东方青年队的河野金升以50165票当选，其他落选者的票数也有所增加。参院的选举中，17名右翼候选人总计获得497592张选票，木村笃太郎以177638票当选。其他右翼人物如三上卓获得89641票，河野孔明（原东方会）获65281票，木下国子（民族新生运动）获58397票，山本弘（日本反共联盟）获44610票，以票数计算，右翼在参院获得了3个议员的席位。这以后，右翼不断挑战竞选，1959年，辻政信竟以683256票的高票数当选。桥本欣五郎也获得194484票（1956年）。旧军人团体也不甘“寂寞”，1953年，原陆军大将宇恒一成以513863票的最高票数当选。

右翼问鼎国会的结果，不仅为右翼的长期存续提供了保障，而且使右翼得以合法地参与庙议，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右翼在政界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