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十二五”时期是首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是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关键时期。以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战略目标为背景，本项目通过对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世界城市妇女发展的基本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英语、法语与日语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具体议题的梳理、评价与比较分析，从四大城市妇女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学习经验汲取教训，准确定位北京妇女发展状况，服务北京妇女，强调在性别平等中注入北京特质，并将性别意识纳入北京城市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充分体现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时代特点。

一 世界城市与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

根据2012年4月美国科尔尼咨询公司公布的最新世界城市指数，世界城市依次为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而在日本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2012年10月发布的世界主要城市“综合排行榜”中，伦敦位居榜首，而连续四年占据榜首的纽约则退居第二，第三位是巴黎。伦敦为迎接2012年的奥运会，完善了住宿设施，同时大力吸引海外游客，因而获得好评。东京自2008年以来连续5年位于综合实力第4位。北京名列排行榜的第11位。

（一）“世界城市”研究概述

中文中的“世界城市”一词，英文可用global city, world city, cosmopolitan city,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等表示。在法语中，世界城市也可使用 ville/métropole mondiale, ville globale, ville cosmopolite 以及 superville 等表达方式。日语称之为“世界都市”或“グローバル都市”。

1. “世界城市”与世界城市研究

1786年，德国学者、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游历意大利时写下了《意大利游记》（Italienische Reise），罗马是他记述的一个重要城市。他在游记里写道：“是的，我终于到了这个世界之都！”歌德曾使用“Welstadt”（即德语的“世界城市”）一词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以彰显其突出的文化优势及对世界的影响。卡尔海因茨·舒尔茨（Karlheinz Schultz）指出，歌德曾将古罗马比喻成一座赋予世间万物艺术生命的世界之城，所有在罗马发生过的事件都实现了它们在艺术世界的重生。歌德于1827年5月3日与爱克尔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神采飞扬地谈论起巴黎这座城市，将其称为一座世界之城。“巴黎这座城市聚集了本国度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在那里相互较量和学习。在巴黎，每天都进行着世上最辉煌的自然和艺术成果展。巴黎的每一座桥、每一个广场都是人们与回忆的重逢之地。巴黎的每一个街角都是一段历史的呈现。”

1800年后，伦敦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纽约很快就取代了伦敦的地位，在192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1915年，苏格兰的区域规划家格迪斯（Patrick Geddes）出版了《演变中的城市》一书，他用“世界城市”形容聚集和运行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成分之绝大部分的城市。英国地理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讨论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时指出：“古老城市在全球等级关系中保持某些特殊位置，不仅是规模，还有功能。而现在，我们需要探讨其他那些难以捉摸的情况，这些优势和大城市混在一起：它们是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日本东京是当代四大世界城市中的后起之秀，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高速发展，到80年代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

世界城市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1991年，荷兰裔美国社会学家沙森（Saskia Sassen）出版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一书，2001年再版。该书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分地理和全球化的构成、全球城市的经济秩序、全球城市的社会秩序三个部分来讨论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探讨相关问题。2000年上海同济大学“城市国际化标准比较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上海城市发展应定位为“世界城市”》中谈到，“从1990年到1995年是中国城市对 ‘国际化城市’‘国际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等此类名称最向往最引以为荣耀的五年，也是提得最为混乱的五年。”“如果今天国内的某些城市政府对国外学者专家谈该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为建设一流‘国际化城市（Internationalized City）'，或者是 ‘国际性城市（International City）’时，外国专家学者首先反映的是 ‘World City'（世界城市）或者‘Global City'（全球城市）。”该研究对彼得·霍尔、科恩（Robert Cohen）、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沙森等对世界城市的基本定义、分类的概括，常被后来的学者援引。

2. “世界城市”指标体系

关于建设“世界城市”需要具备的条件，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也设计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例如，屠启宇在《谋划中国的世界城市：面向21世纪中叶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中根据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设计出了一个指标体系，包括目标性指标（规模、影响力、沟通力）和路径性指标（效率、活力、创新、宜居、可持续）两个部分。蔡建明、薛凤旋在《界定世界城市的形成——以上海为例》中总结出世界城市形成的六维模型，包括：政治经济环境、人口和人才、经济活力/控制力、能动性基础设施、社会环境/质量、城市总体形象。（参见图1）

2003年，沈金箴、周一星在《世界城市的涵义及其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一文中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对“世界城市”研究的部分成果，指出“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哪个城市可以称得上是 ‘世界城市’”，作者认为：“世界城市”本质上是指一种“世界城市地位”，即那种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城市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由世界城市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大城市的功能所决定的。2010年1月26日《北京日报》第2版登载专文介绍的世界城市指标，其中包括经济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设施水平（信息化1——电话线/人、信息化2——每100人互联网用户量、国际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国际航线吞吐量）、控制力与影响力（国际组织总部、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性总部、外资银行数目）和国际交往（举行大型国际会议、入境海外游客、常驻外国人数量）四个主要部分。

（二）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战略

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是顺应历史潮流、回应现实发展的必然抉择，是承担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队”的重大责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全球竞争的严峻形势、开创北京发展的新阶段、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快速发展、迈向历史新高度的必由之路。

1.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

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北京的发展目标之一是：

 

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首都在国家经济管理、科技创新、信息、交通、旅游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发展首都经济，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弘扬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提高国际影响力；创造充分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创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首善之区。

 

其中还制定了北京城市发展阶段目标：

 

按照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总体部署，第一阶段，全面推进首都各项工作，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阶段，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阶段，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2．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路径

2009年12月24日至26日，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召开，大会号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10年新年伊始，时任市委书记刘淇在与北京市政协委员座谈时，清楚地表述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路径：“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指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建设世界城市是我们国家被推向世界前台后，首都工作的一个新的奋斗方向。”2010年5月28日，由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沙森教授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意识到城市，不是所有的城市，包括在中国，可能有七个中国的重要城市，最著名的大概是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等，当然还有重庆等其他的一些城市，它们的战略意义也比较重要。在全世界，我们大约有100个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它们有着新的市场，有新的元素。”

近年来，关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研究成果正在大量涌现。例如，2007年，周家雷在博士论文《世界城市理论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研究》中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做简单梳理后，回顾了西方发达国家世界城市的发展实践，着重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世界城市建设的特点以及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在《北京：走向世界城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金元浦等学者结合北京的具体情况，为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设计出一个评价体系，包括政治、经济、基础建设、社会人文、科技创新、人口、生态等七个方面。而“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提法则体现了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三个“支点”。

3．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2011年8月发布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过去五年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 ‘人文、科技、绿色’理念上升为城市发展战略，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推动北京向更高价值目标和更高发展水平迈进。”

规划纲要强调，“十二五”时期北京市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紧紧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按照在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当好标杆和火炬手，走在全国最前面的要求，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更加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

2012年7月，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大会报告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大会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为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而努力奋斗。

2013年1月22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北京市要“深入实施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奋力推进首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向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更大步伐”。

在这三个重要文件中，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这一发展目标与战略任务进一步凸显出来。

二 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男女平等主题

妇女占各大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的一半，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如沙森所说：“全球城市可以被看做一个战略实例，全球的多种本地化版本发生在其中。而且，妇女正在成为这种转变的关键角色。”但正如美国学者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M. Orum）、中国学者陈向明指出的，“同族裔、民族和社会阶级一样，社会性别也在大都市空间上留下了重要的足迹。然而，与其他社会差别不同的是，关注性别对城市影响的实证研究是零散而稀疏的。实际上，直到最近的10至15年，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才开始将他们实证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性别，关注性别是通过怎样的方式给大都市带来深刻的空间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城市研究中对性别因素考察的整体状况。

（一）四大世界城市与男女平等议题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在《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交换》的开篇，讨论了普通集市今昔相似的问题，他谈到了“搬嘴弄舌的剥豆荚女”，并指出17世纪“女商贩的人数比男的更多，她们的嗓门也高，享有 ‘全巴黎嘴巴最脏’的美名”。尽管这些评价并非赞扬，却客观地反映出妇女在世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在世界城市发展中，妇女地位远低于男性，她们在城市发展中的贡献被忽视了，而相关研究也极为匮乏。

无疑，无论是古代的罗马，还是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在其粗具世界城市规模的时候，都没有性别平等政策，甚至连妇女议题也不在考虑范围内。国际妇女运动在肇始于巴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逐步兴起；1848年召开的美国纽约塞尼卡福尔斯大会（Seneca Fall）标志着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兴起；20世纪60～70年代形成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这两次浪潮都在三个世界城市形成之后。东京世界城市地位确立得较晚，已经受到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影响。但就当时的背景来看，性别平等观念在东京世界城市的初期发展中的影响力有限，从80年代日本及东京妇女地位的情况就可发现这一点。但必须充分肯定，妇女为这四个城市的建设和促进男女平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卓越成就。

在世界各国妇女的共同推动下，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全球妇女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北京宣言》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中所倡导的“妇女的权利是人权”（women's rights is human rights）、“赋权妇女”（women's empowerment）、“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世界各国和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及其他城市发展需认真考虑的主要议题之一。

（二）特定时空下妇女发展的共性与差异

伦敦、纽约、巴黎与东京四大世界城市的妇女发展状况具有很多共性。第一，它们同属“西方”。日本虽地处亚洲，却因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战略和政治经济发展特点，常被视为西方国家。由于这四个世界城市都处于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第二，妇女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各世界城市建设者中有大约一半是女性，没有她们，就没有城市的发展。第三，各城市都十分重视性别平等问题。处于“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代”，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和当地妇女的共同努力下，四大城市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共同推动妇女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四，四大城市仍然没有实现男女平等。把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这四个城市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妇女没能和男子在城市发展中同等受益，实现男女平等事业仍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四大城市之间存在丰富的多样性。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伦敦、纽约、巴黎与东京所处地区、国家不同，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国内担当着不同的角色，有各自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从妇女发展的角度看，这四个世界城市的性别文化、对两性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有很大不同，妇女发展状况也并不一样。

北京与这四个城市的差异性更大。第一，中国地处亚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西方”的视野里，中国是“东方”国家的重要代表。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妇女运动交往与互动不多。第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西方的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男女平等问题，奉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提高妇女地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四，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存在“时间差”。尽管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仍然不高。在此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国的首都，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现阶段北京世界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也必然与其他城市不完全相同，北京妇女面临的问题必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逐步增加，中国政府、妇女组织和各界妇女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社会提高妇女地位的国际文书制定与机构建设中，更多国际妇女运动的信息和各种流派的女性主义思潮传播到中国来。1995年北京承办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是全球与地方连通、“南方”与“北方”相融、“东方”与“西方”包容的体现，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主流

1949年以来，新中国已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婚姻法》 《母婴保健法》 《劳动法》《继承法》等在内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标志着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全面建立。1995年，“男女平等”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北京也制定了一系列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政策的法规。

北京是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如何向其他世界城市学习和借鉴，如何在世界城市建设中成功地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魅力，是北京面临的重大使命。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看，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提出于北京世妇会之后，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契合为北京提供了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战略提出伊始就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性别主流化”战略纳入总体目标和整体规划的历史机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妇女在各自城市建设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妇女的发展状况与社会地位如何？有哪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措施？她们有哪些经验是北京可以借鉴的、哪些教训是北京需要汲取的？本书还将在此基础上讨论北京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北京妇女组织和广大妇女如何在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与男子一起在城市发展中受益等问题。从姐妹城市取经，抓住机遇，切实促进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并力争使男女平等与其他平等议题一起，成为“建设公平、正义、平等社会”的一个支点。这是北京妇女组织和广大妇女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也是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选题意义所在。

三 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指标体系

与本项目相关的指标体系有两类，一类是衡量世界城市的标准。如前所述，为衡量世界城市和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指标，包括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公正、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到基础设施、宜居程度、生态环境，再到城市形象、创新意识、国际交往能力等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在这些指标中，虽然看不到妇女、女童或者性别的字眼，男女平等却已然渗透在每个指标当中，涉及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于无形中影响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方向，以及占一半人口的妇女的发展状况、地位与作用的发挥。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81年9月起该公约正式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联合国为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争取性别平等制定的重要国际人权文书，被称为“妇女人权公约”，保障妇女在政治、法律、工作、教育、医疗服务、商业活动和家庭关系等各方面的权利。1997年7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性别主流化的商定结论”指出，将性别纳入主流是评估任何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方案）在各领域和层次对男女的影响的进程。这是一种战略，将妇女和男子的关注事项和经验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计划、落实、监测和评估，使男女都能平等收益，终止不平等现象，最终目标是实现两性平等。“性别主流化”战略，不仅是一套提高妇女地位的思考与措施，更是一个视角和一种思维方式。通过它，很多不可见的问题显现出来。

“性别主流化”战略为世界各国审视妇女发展状况、推进男女平等事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同时也可用以审视衡量世界城市的各项指标。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地铁站“妇女车厢”、妇女候车室问题，公共场所的女性卫生间问题；社会保障系统方面，需要根据老年人中妇女人数多的特点，思考如何解决老年妇女的生活、就医问题；在法治建设方面，如何进一步完善保护妇女的法律体系；在人才培养领域，考察妇女的参政水平；在国际交往方面，重视国际妇女组织、外国妇女非政府组织落户北京、发挥妇女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关注女性外国移民群体等。

第二类是关于男女平等的指标体系，可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标准。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大城市的妇女发展状况，所以此类指标是本研究的关注重点。

（一）国际视野：国际社会的主要性别平等指标

国际社会在实施“性别主流化”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多种评估妇女地位和妇女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提出的12个重大关切领域、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权力指数”，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首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提出了12个重大关切领域及具体战略目标。这12个领域分别是：妇女与贫穷，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妇女与保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与武装冲突，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妇女的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与环境，女童。

其次，《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性别发展指数（Gender -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和性别权力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或译为“性别赋权尺度”）这两个反映人类发展中性别不平等的综合指标。前者与人类发展指数使用相同的变量，衡量相同方面取得的成就，但考虑了男女之间成就的不平等；后者则着重衡量在经济和政治机遇上的性别不平等。性别发展指数，即与性别相关的人类发展指数，是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分性别度量。在用人类发展指数度量人类发展的平均成就的过程中，性别发展指数对平均成就进行调整以反映男性和女性在如下方面的不均衡：根据分性别“出生时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大中小学综合毛入学率”和“估计收入”而计算出分值，分值越接近于1，表明人类基本能力的发展中性别差异越小，即男女能力平等发展的程度越高。性别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之差，表明人类基本能力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别发展指数的排名超过人类发展指数，表明在妇女能力建设方面取得进展；如果两者之差是负数，则表明妇女能力建设落后于男子。性别权力指数也是一套重要的评价体系。与性别发展指数不同，性别权力指数集中度量政治参与和决策、经济参与和决策、对经济资源的决策权，具体指标包括妇女在国会中所持有的位置，女性立法人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女性专业和科技工作者，妇女与男性估计收入之比。这些参与的性别差距越小，性别权力指数就越大；越接近1，性别差距越大，性别权力指数就越低。在后来调整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中，相关数据包括：孕产妇死亡率，未成年人生育率，国家议会中的席位比例，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生育健康（避孕率和任何措施、至少一次产前检查、有熟练医护人员接生比例）和总生育率。

再次，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指出，“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以此作为战胜贫穷、饥饿和疾病及刺激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八个方面：第一，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第二，普及小学教育；第三，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第四，降低儿童死亡率；第五，改善产妇保健；第六，对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第七，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第八，全球合作促进发展。其中，第三、第五个目标直接涉及赋予妇女权力和妇女健康。其中第三个目标的三个指标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女童和男童的比例；妇女在非农业部门挣工资者中所占份额；国家议会中妇女所占席位比例。第五个目标的两个指标具体目标是产妇死亡率降低3/4，以及到2015年实现普遍享有生殖保健。而事实上，其他六个目标都与性别平等直接相关，没有性别平等，就不可能有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本土实践：我国关于妇女发展与妇女地位的衡量指标

中国政府和学者在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提高妇女地位的国际标准制定的同时，也在本土不断探索，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标体系。“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充分体现了这种努力的成果。

从1990年起，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领导实施了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每十年一期，三期的指标既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又根据时代发展做了一些调整。2000年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便于对女性社会地位进行纵向比较，考察女性自身的历史变化，沿用的第一期指标超过1/3，同时，为了体现时代特点，进行男女两性横向比较，第二期调查充分吸收、借鉴了联合国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与妇女发展纲要监测核心指标相对应，增加了将近2/3的新指标。最终确定的调查指标体系由标志性指标、解释性指标、修正性指标构成，包括八个方面：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和社会性别观念。在2010年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涉及妇女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九个方面的主要数据和流动留守女性状况。其中，“社会保障”是在第二期基础上新增的指标。

1995年8月，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确定了到20世纪末我国妇女发展的总目标：妇女的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在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使法律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进一步得到落实。具体目标分为妇女参政、积极参与改革、劳动权益、教育、健康与计划生育、家庭、对妇女暴力、贫困问题、社会环境、对外交往、妇女状况的动态研究等11个方面。这些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当时我国对妇女发展的认识程度。2001年5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 《纲要》确定了6个优先领域：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并把促进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确定把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社会、妇女与环境、妇女与法律等作为优先领域。

（三）本项目选取的评价指标

表1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的12个关切领域为参照系，综合统计三份国际文书中各项指标之间的联系。从中可以看出，三个指标体系各有特点和侧重点，并分享一些共同标准，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健康等方面。《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作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果，内容更为全面具体。

表2涉及的两套国内评价体系“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各有侧重，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三次实践和两次调整，我国体系所涉及的领域正在逐步接近国际标准。不可否认，在具体评价指标上，其与国际标准仍存在许多实质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所涉及内容基本能够反映中国对男女平等认识的轨迹，体现出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实际情况。

通过表2可以发现，“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覆盖政治、经济、教育、健康四个大方面，涉及法律和社会保障这两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中包含的内容，同时讨论了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性别观念等内容，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价体系，能够把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本研究将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九个方面的内容为基准，来讨论四大世界城市的妇女发展状况，但在具体指标上，根据各个城市、各个主题的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本研究在随后的七个章节中将进一步说明每个主题选用的具体指标的情况。

四 基本概念、创新与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题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个城市妇女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此处首先界定“妇女发展”，解释其与其他术语的关系；接着介绍四大城市所在国家和中国的妇女发展的总体状况，对这四大城市的概况稍作介绍；最后讨论本项目的知识增量、局限性与基本结构。

（一）“妇女地位”与“妇女发展状况”

涉及男女平等的术语很多，经常交替、混合使用，例如“妇女地位”“妇女社会地位”“妇女状况”“妇女发展状况”等。此处将首先界定本研究使用的术语。

1. “妇女地位”突出两性比较

美国学者凯伦·布莱德利（Karen Bradley）和戴安娜·科尔（Diana Khor）指出：“妇女地位是在社会分化与社会评估过程中与男性群体相比照的女性群体状况。”作者提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来衡量妇女地位。我国有学者以此界定作为研究的基础。妇女问题研究专家刘伯红认为，妇女地位是“不同群体妇女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与男性相比较的权利、资源、责任和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妇女社会地位的发展变化，既反映了一定时期男女平等的程度，又体现了社会进程中的妇女发展状况”。她同时指出，妇女发展是“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生存和发展的情况”。可见，“妇女地位”与“妇女发展”这两个术语有一定差别，差别的核心是把妇女和谁比较。有中国学者同时使用“妇女地位”与“妇女社会地位”。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所采用的是“妇女社会地位”,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妇女社会地位”是指不同女性群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拥有的权利、资源、责任状况，以及妇女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在这个定义中，去掉了“与男性相比较”，突出了“不同女性群体”的多元性、复杂性。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北京市主要数据报告》中指出：“北京市参与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目的是全面客观地反映北京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状况、进展和问题；科学、动态地认识北京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为北京市委、市政府了解全市妇女状况，制定、实施及评估北京妇女发展规划，制定妇女工作方针，确定妇女工作重点，解决妇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这里，“妇女社会地位”既包含了“社会地位”中和男子比较的内容，也反映了“妇女发展”的状况。

2．本项目采用“妇女发展状况”

早在1986年，美国学者凯伦·梅森（Karen Oppenheim Mason）就对“妇女地位”这一术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她指出，“妇女地位”一词虽被大量使用，却没有被很好地定义，许多研究涉及妇女的尊严（prestige）、权力（power）和控制资源（control of resources），但由于“妇女地位”本身存在极端的复杂性，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多阶段、多地点，与阶级交织在一起，在男女存在地位差异的同时，甚至存在妇女之间的地位差异，梅森建议用“社会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代替“妇女地位”。显然，这种术语混用和概念不清的情况在当今中国学界仍然普遍存在。

考虑到本课题是中国较早研究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大城市关于妇女地位、妇女发展与男女平等发展状况的成果，内容不仅涉及妇女与男子的比较、妇女自身发展历史比较，还涉及世界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以及与其他城市的比较，因而很难用“妇女地位”“社会性别不平等”这样的术语概括，所以，本课题组决定采用“妇女发展状况”这一外延更大的术语来反映妇女与男子、妇女与妇女、妇女城市发展之间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关系，推动男女平等事业，将社会性别纳入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主流。

3. “妇女”与“女性”

本研究还涉及妇女和男子、女性和男性这两对概念。

从字面上看，女性（female）和男性（male）是指人们的生物性别（sex），可以通过男女两性的染色体、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等来辨别。而妇女（woman）和男子（man），则更多体现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突出两性的社会身份、角色与社会地位，但事实上，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是以生物性别为基础、体现权力关系、具有社会意义的人。这两对概念是互为表里、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当然，在人们的性取向日益多元化、社会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LGBT）人群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妇女和男子中一般不包括未成年的女童与男童，而妇女一词在中文里有时专指已婚女性。

国内一些学者习惯用妇女、男子来强调男女两性的社会意涵，另一些学者则习惯使用女性、男性来强调研究对象的生物性别，并将未成年人包括进来。本项目组在主要概念“妇女发展状况”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各位作者根据各自负责章节的具体问题和个人的理解与习惯选择使用“妇女”或“女性”。

4．时间跨度与数据选择

本研究的时间范围本着既兼顾历史的动态过程，又能集中分析近十年来四大城市基本现状的原则，各部分包括历史梳理与现状分析的内容。由于各个城市情况不同，作者写作风格差异，在文字的具体表现上会略有不同。

在数据选择上，需要有两点说明。第一，本项目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相关各国政府和城市官方公布的数据、国家统计机构的一手调查统计资料，以及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二，由于世界城市妇女发展的某些数字与该国家妇女发展状况相联系，作者会选用国家和地区数据，或者由于找不到与城市直接相关的数据，在某些指标上，只能使用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数据，例如，如果没有伦敦的数据，就会选择英格兰或者英国的数据代替。

（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妇女发展状况

如前所述，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是衡量世界各国妇女发展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本研究所涉及的四个世界城市和北京的所在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如表3所示。

可见，在这五个国家中，人类发展指数的位次排序分别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中国；而性别不平等指数位次排序为：法国、日本、英国、中国和美国。这意味着，人类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排位最低，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最低，但性别不平等指数排位与英国持平，高于美国。作为所在国家的重要城市和国际大都会，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的妇女发展状况与所在国情况有一定联系，但并非所在国妇女发展状况的简单复制。本研究的目的不是选取一个类似“性别不平等指数”的标准把四大城市的妇女发展状况进行优劣排序，而是重在分析其具体情况，探讨它们各自的成绩与不足，并从中找到可供北京借鉴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战略目标服务。

（三）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简况

1．纽约

纽约（The City of New York），于1624年建城，位于纽约州东南部，现属于纽约州管辖，是美国最大城市及最大港口。一个世纪以来，纽约市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纽约市是一座全球化的大都市，是国际级的经济、金融、交通、艺术及传媒中心，更被视为都市文明的代表。由于联合国总部设于该市，因此被世人誉为“世界之都”。

纽约市面积为1214平方公里，分为五个行政区：布朗克斯区（Bronx）、布鲁克林区（Brooklyn）、曼哈顿区（Manhattan）、皇后区（Queens）、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

纽约市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城市，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纽约人口为817.5万人，约占纽约州人口的40%。2010年纽约市男性人口总量为388.2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7.5%，女性人口总量为429.25万人，占总人口的52.5%。

2．伦敦

综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伦敦确实堪称是近代以来全球最重要的世界城市之一。本研究中的伦敦是指根据1999年《大伦敦法案》所创建、并于2000年3月正式建立起来的大伦敦政府（The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GLA）管辖的大伦敦地区。 “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面积约为1580平方公里，人口在2011年约为820万。整个“大伦敦地区”一共被分为“伦敦市”（City of London）与32个自治市（Borough）。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的伦敦市拥有独立的行政与立法权限，位阶较高。

在工业革命背景下，伦敦最早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到19世纪后期，从人口、贸易和金融规模看，伦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其人口相当于当时巴黎和纽约的总和。伦敦人口在1939年达到861.5245万的历史最高峰后走低，近20年又呈现出显著上升态势。“二战”后，纽约和东京先后崛起，但英国仍然保持着自己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2007年，伦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5138欧元，当年欧盟城市排名第一。2012年奥运会后，伦敦在世界城市中的排名重新回到首位。

3．巴黎

根据法国领土行政划分，法国本土分为22个大区（région）和96个行政省（département）。“大巴黎”通常指巴黎大区，则由8个行政省组成，其中巴黎市既是一个市，也是一个行政省（75省）。巴黎大区面积1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180万。巴黎大区人口集中在巴黎及其近郊。巴黎市区（含20个区，名称为第1至第20区）面积1054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220万，其中53%的人口为女性。本研究兼顾了“大巴黎”和“小巴黎”两个层面的数据采集，力求全面展现巴黎女性发展现状。

巴黎最初是作为欧洲和世界文化和艺术之都崛起的，从14世纪开始，就成为欧洲的重要城市。18世纪以来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使巴黎成为欧洲大城市，继而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城市。巴黎的国际影响力既表现在政治、文化、艺术方面，亦表现在经济、金融方面，它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2011年，巴黎大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000欧元，是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最多的欧洲大区。

4．东京

东京都位于日本本州岛东部，总面积为2187.65平方公里，包括东京都各区、多摩地区和东京都岛屿部分（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含有23个特别区、26个市、5个町和8个村。根据东京都总务局统计部人口统计科2010年9月1日的统计，东京都现有人口13047270人，其中男性比女性略少，但相差不大。

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过程伴随着“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起飞。1980年，京滨都市区的人口增加到1770万。1984年，日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储备货币。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开始超过美国，同时东京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其1990年外汇市场交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额的25%，确立了其世界城市的地位。

（四）本项目的创新与局限性

本研究的创新体现在五方面：第一，研究的前瞻性。本课题服务于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和性别平等事业，系统研究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个世界城市的妇女发展状况，通过与北京比较，为北京性别平等事业提供了学习借鉴的依据。第二，研究的前沿性。本项目组成员来自英语、法语、日语、国际关系、法律、妇女研究等各个专业或方向，语言特长和专业知识确保了资料的准确性、前沿性与研究的学术性。第三，研究的鲜活性。项目组大多数成员都在研究对象城市生活和学习过，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城市建设和妇女生活状态有亲身经历，研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连通了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生活，使研究具有真实鲜活的特质。第四，研究的示范性。虽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四大城市与北京的妇女发展状况，但其示范性对研究其他中国大型城市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第五，本研究对主流世界城市研究的补充性。如前所述，研究所采用的评价体系与世界城市的评价体系虽有共同之处，但讨论问题的角度有较大不同，这里主要强调妇女发展，采用的是“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评价体系，没有涉及基础建设、国际交往等问题，未能与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紧密联系，从而使妇女发展状况研究与世界城市建设的关系体现不足。但是这种评价体系与“世界城市”联系不紧密的情况，既是本项目的局限，也是其突破点，因为世界城市指标以经济为主，而本项目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指标体系则是对世界城市指标的补充，符合世界城市追求人与城市的美好关系的趋势。

必须承认，由于本项目的数据来源主要是相关国家和城市的官方统计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每个城市的关注点不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研究重点进行调查，这就带来数据比较、分析困难，在繁杂的数据中寻找既有代表性，又对本项目有价值的资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完全避免其中的疏漏与误读是不可能的。

五 本项目的结构

本研究将系统研究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这四大世界城市的妇女发展状况，归纳总结各世界城市在提高妇女地位、推动妇女发展方面的具体举措、重要特点与经验教训，并结合北京妇女在七个方面的发展状况，为北京的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促进北京妇女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除两篇序言外，本项目分为导论、七个章节以及结论九个部分。七个章节的调查分析分别以参政、经济、教育、婚姻家庭和生活方式、法律和社会保障、健康、性别观念为主题。在各章内，包括关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四份报告和一份比较报告共五个部分。

在导论中，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基本概念、指标选择、研究思路、创新与局限性等问题。随后的七章分别从妇女的政治参与、妇女的经济与就业、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与生活方式、保护妇女的法律法规、妇女的健康权利与健康状况、妇女的性别观念等七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材料搜集与研究比较工作。每一章中都包括对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四大世界城市在相关领域妇女发展状况的梳理和总结，以及北京和四大世界城市的比较研究及其对北京的启示。在研究的结论部分，项目组将根据研究结果，为北京进一步提高妇女地位、推动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