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
一 引言：经济危机的延续
当前，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显著特征。然而，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到2010年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再次震荡，都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各种关系日益复杂化，整个欧元区国家几乎都面临着成立20年来最严峻的考验。表面上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与当前欧债危机不甚相关，但实际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且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早已不能独善其身，特别是各国政府与各大银行互持债券、互担信用却债台高筑，一旦某个市场泡沫破裂即会引发系列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主权信用危机以至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可以说，当前依然形势严峻的欧债危机正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及其在欧洲各国的进一步蔓延。这场危机在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受困扰的同时，也使其政治制度缺失尽显；甚至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面临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目前，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这场危机的解释仍然沿用了20世纪70年代面对“滞胀”问题所进行的各种理论修补和完善。当时，基于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批判中加入了货币冲击和技术冲击等因素如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逐步实现其对传统新古典理论的修正。无论是货币的冲击，还是技术、偏好或生产力等实际因素的冲击，都被认为是来自经济周期外部的力量而不会对资本主义体系自身产生影响，即经济的运行最终是稳定的。
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彻底粉碎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神话。与主流经济学家侧重于从资本主义外部解释危机原因和内在机理的观点不同，后凯恩斯阵营的明斯基试图从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内部运行中探讨周期波动原因，提供了有别于主流观点的危机解读。作为一名非主流经济学家，明斯基的预言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坚持在货币“两分法”和外生货币供给的假定下于既定制度框架内研究均衡和各种均衡趋势的新古典传统。但不可否认，突出了货币金融因素的明斯基却在资本主义周期波动分析中忽略了现代金融资本主义赖以支撑的根基——实体经济及其在与金融联系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就忽略了根植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之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的资本积累内在矛盾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长期固有的危机趋势，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危机理论强调的重要内容。
无疑，只有以当代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经济危机现实和西方经济学界各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力图理解与解释经济问题的思想演变逻辑为背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今困扰现实世界的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系列经济危机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实问题，并为合理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以此表明回归古典传统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社会哲学应用于当代市场经济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 周期波动与长期趋势：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析
自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受到经济危机的侵袭。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三次经济大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三次理论危机；即1929～1933年“大萧条”后新古典理论的充分就业信条失灵、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失效，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与2010年欧债危机后整个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虽然西方主流文献对当前危机的解释已有多种观点，如房地产泡沫说、金融创新过度说、政府监管不力说、货币政策失误说及道德风险说等，但这些解释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这也促使我们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刻背景下重新思考困扰当今现实世界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问题。
（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架构
基于经济危机研究视角的不同，各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演绎有众多版本。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马克思”词条中，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通过总结众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相关解释，曾将其归结为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论以及过度积累论或利润积压论等多种情况。
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后，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推出更多现代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如生产过剩论、金融化或金融掠夺论、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论及新自由主义体制失败论等。不过，这些分析把危机的发生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一方面而缺乏完整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在不同阶段的著作中，如从1848年以前早期著作到1848年革命后、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1861～186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再到1863～1865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及1867年后《资本论》第一、二、三卷陆续出版，马克思对各种单一危机因素都进行过阐述和批判，这体现了马克思危机思想的一贯发展进程。但马克思并未明确赞同其中任何一种理论，也未将任何一种解释当作危机根本原因，而是力图从资本一般概念出发证明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趋势，即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只是某种具体原因的产物。
虽然马克思不曾为危机理论专门作过系统表述，但却有一个连贯的危机理论框架贯穿于《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与西方经济学注重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分析相比，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内部探寻危机原因和解决途径。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商品流通形式时指出的，“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的核心就是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关系。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基础，可以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分析体系的基本架构表述为：①结合《资本论》第一卷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货币支付手段的矛盾发展，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和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扩张趋势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②结合《资本论》第二卷资本循环与周转和固定资本更新机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及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周期性；③结合《资本论》第三卷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分配转化及利润率下降趋势，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必然性和当代虚拟经济与发达信用制度下的危机现实性；④结合三卷本《资本论》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剖析，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货币拜物教与人的异化、社会再生产与有效需求、虚拟经济与信用膨胀以及世界市场等因素对资本主义周期波动和危机趋势的重要作用，由此表明资本主义内生着自身无法消除的根源于特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济危机。
简单说，其描述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也可表述为：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危机周期性——虚拟经济与信用制度下的危机现实性。其中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由此导致了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下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和生产的相对过剩，并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制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最初的起因来自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经由货币媒介和支付手段带来的危机可能性，但根源却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积累内在矛盾的基础。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危机发生机制的作用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总是呈现出固有的二元趋势。其中，第一元趋势反映为从暂时繁荣到暂时衰退的周期性波动，即危机爆发所呈现出来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这种危机形式并不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崩溃的灾变性事件，相反只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发作的一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正常形式。第二元趋势是更为重要的危机形式，即一系列的短周期从长期来看就会逐步演变为严重而普遍的涉及各个部门的经济停滞，这就是经济危机的长期趋势。特别是，这类危机不会像短期波动那样能够自我调节，而且也不存在复苏和高涨的周期性变动规律；相反，只有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才能真正减轻危机的发展局势，也才能真正使社会制度的结构恢复到周期扩张模式的正常状态。
（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商品交换的研究开始，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消费以及分配的本质，并由此引出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上述分析框架。马克思认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是无休止地追求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财富。其中，作为技术关系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中比如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但马克思所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将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由此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将是重要的，而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产生的问题。为此，马克思明确区分两种劳动过程，一个是一般商品生产中只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即简单商品流通公式“W—G—W”（商品-货币-商品）；另一个是该劳动过程采取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生产过程”，即资本主义流通公式“G—W—G′”（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含更多价值的价值。正是在从“W—G—W”到“G—W—G′”的转化过程中，马克思通过货币作用的变化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始终隐含着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危机可能性。比如，前一过程中的货币只是作为货币即循环的媒介物，后一过程中的货币则转换为资本，即通过先购买商品（生产资料、原材料和劳动力）投入生产再出售产品以获取利润。两个过程都包括销售阶段和购买阶段，但两个阶段的次序是颠倒的；一旦循环被打断，销售不出去就意味着生产目的受到阻碍而可能引发危机。在马克思看来，危机的可能性是资本主义商品形式所固有的，货币执行流通手段时在买和卖的分离中以及货币分离出去作为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中已经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随着货币支付手段出现危机在形式上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中的可能性，这取决于货币是否从流通中被抽出而使相应数量的商品卖不出去。就像一个相互制约的金融债务链条，只要有一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而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从而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而引起货币危机。马克思认为，这是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后买卖环节分离中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且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由此批判了仅适用于实物经济的萨伊定律。
这里涉及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根本性质，即企业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消费或使用价值，其主要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竞争和积累。马克思认为，现实中利润的来源问题离不开资本主义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理论抽象掉利益冲突或社会关系的竞争，而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特殊竞争形式，即通过货币与资本表现的竞争，从而使资本家的消费不能影响到其资本积累。因此马克思沿用了古典学派的特殊假设，即假定资本家的全部利润（剩余价值）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这样，消费品部门（第Ⅱ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Ⅰ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由此构成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其中，给定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须与两大部类结构变动一致，否则会产生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而引发经济危机。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也正是由剩余价值实现带来的再生产比例失调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中，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呈周期性变动，当收入分配导致相对价格扭曲时，由于资本积累和投资推进导致资本存量价值和产能不断提高，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却不断降低；进而，这种累积型的上升工资总额将不足以消费全部产品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在这里，马克思将危机倾向与剩余价值最大化趋势和以货币形式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联系起来，从而生产的相对过剩又通过市场的限制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动力机制，即通过竞争施加到资本家身上。在这种竞争压力下，资本家的反应不是因需求萎缩而减少生产，而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压低工资、采用新技术等办法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这在缓解个别资本家压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相对过剩的程度，从而导致价格下降、资本贬值和利润率下降。在此，马克思也强调了不同部门生产增长比例失调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不顾市场限制而发展生产力的固有趋势；其中每个资本家都想通过更大规模地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增加利润，而资本为给剩余产品寻找出路也必须转向世界市场。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由此造就了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的周期性波动。
正是在上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及其再生产的深刻背景下，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带来了日益高涨的资本化和证券化过程，它使金融领域不断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如债券、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以生息资本为前提，而生息资本一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即从职能资本中分离出来的部分货币资本的独立化，同时生息资本的借贷运动又建立在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比如虚拟资本的循环形式是从货币到货币即“G—G′”，这意味着资本家无须通过生产过程也能获得剩余价值；这样在信用的媒介下，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满足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同时也导致了虚拟经济活动的虚假繁荣和经济的不稳定。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基础在于资产抵押。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资本并不是新古典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预付，即资本家必需预付一笔货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生产剩余价值，而预付的资本本身即是一种抵押。基于市场竞争的博弈规则，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的货币正是为了履行资本的这种资产抵押功能，这也是现代商业银行内生货币供给的基础。当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超出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并以累积比率增长时，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发生变动将使正常的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无法保持，从而导致经济的高涨和衰退；特别是当信用关系不稳定时，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更会加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而且，信用紧缩还会进一步导致金融创新工具的资产值大幅下跌，而由信用组织起来的社会各经济部门联系也会中断，从而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就会发展为现实中的经济危机。虽然马克思明确表示货币信用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会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认为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信用体系而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资本家在加速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导致利润率下降和工人购买力的相对贫乏，这就是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即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在马克思看来，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驱动力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限制；只要这种趋势存在，它总会导致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它规定了危机趋势必然会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中。
三 基于马克思视角的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解读
（一）次贷危机的解读
很多学者把2008年次贷危机归因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高风险，但高风险总是与高收益并存。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也是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然。正是在这种资本本性的驱使下，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们不顾风险隐患相继推出各种高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如次贷市场。这些日益膨胀的金融资产使虚拟经济扩张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累积着大量泡沫风险。一旦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无力还债，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危机开始显现；而链条一旦断裂，整个金融体系也就不可避免陷入危机，并经由实体部门扩展为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表面看，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次级房贷市场的违约率上升引起银行等金融体系信用链条中断而导致危机；但其背后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严重收入分配不均等产生了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只不过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在现代金融体系高度发达条件下不是表现为住房难以卖出，而是表现为没有支付能力的普通居民借助于虚假繁荣的信用方式支付房款后又无力还贷引起危机发生。实际上，马克思从价值形态上强调的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所要表明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消费的对立，这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直接联系到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即有效需求不足产生于高投资导致的资产值对收入的比重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由此导致利润率下降的经济波动。因此，经济衰退来自经济高涨时产生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它改变了收入分配和成本结构，也改变了货币金融体系的资产结构。如果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一旦破产造成商业银行倒闭，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大幅缩减以至信用体系崩溃，从而产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也是次贷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由此，次贷危机的发生机制也可表述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边是资本家追逐利润和积累的经济增长中伴随着较高的资本存量价值，另一边是扭曲的收入分配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房地产业相对生产过剩和金融体系的信贷扩张，另一边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居民购买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凸显→一边是金融监管不力、银行体系阻滞，另一边是过度消费与较高违约率→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经济危机→一边是不得不降低资本存量价值，另一边是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与再分配→下一轮经济周期。显然，这一系列危机的根源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而货币金融体系漏洞与金融监管不力只是诱发危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危机。
（二）欧债危机的解读
从一定程度上说，2010年开始的欧债危机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一种延续。就欧债危机的发生机制和发展态势而言，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可知：其一，资产抵押至关重要。次贷危机后希腊政府为拯救本国银行曾发行大量国债购买银行坏账资产，导致希腊银行主要依赖政府债券为抵押进行融资。欧债危机以国家的主权信用作为担保和抵押，但债权总额必须大于直接或隐含抵押品（无论是房价、银行资产价值，还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价值；否则，一旦信贷大幅增长和资产价格攀升超出银行和金融结构的承受能力就会破坏整个体系稳定，由此引发信用危机。比如随着危机后救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希腊政府的债务比重大幅增加；而政府债券作为无限信用的金融资产，进入市场后必然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当债务积累到一定阶段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主权违约即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二，实体经济发展不容忽视。欧债危机凸显了欧元区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即支撑一国经济命脉的实体经济发展严重不足，以致大量投机资本流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而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须经过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并依次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其中，产业资本家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通过生产过程增殖价值和流通过程实现价值，这实际上也就是实体经济的运作。但在虚拟资本由钱生钱的主导规则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依靠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而只依赖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等非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这样的经济结构在“借新债还旧债”的发展模式和过度消费与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下必然埋下危机隐患。其三，体制缺陷无可避免。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发生暴露了欧元体系的弊端即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这导致各国应对衰退时缺乏经济刺激手段，既无法让货币贬值也不能调低利率或多发货币，而只能靠出售更多国债来筹集资金致使衰退局势日益加重。目前对于希腊的各种救援方案只能避免其短期违约风险，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长期债务压力，显然这种体制上的缺陷是欧元区国家深陷危机并愈加严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其自身根本无法克服的。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最深刻反映，即：尽管一定阶段的周期性波动可以暂缓危机甚至复苏经济，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自身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趋势早已成为资本主义无法消除的障碍；除非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的巨大变革，否则这种危机将难以避免。所以，长期看内生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趋势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特定资本主义性质决定的。
四 结语：回到马克思
各种社会制度在其出现后的相当长时期内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奴隶制、封建制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样。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进步，也带来了科学知识、技术革新以及消费、健康和教育水平等的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带来了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特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源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根本对立，从而导致了无限度发展生产力趋势下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即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正是在这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驱使下，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会经历各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比如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尽管这些危机在一些国家政策的疏导下偶尔会有所缓解，但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趋势却是长期存在的，它根源于特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无法消除，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存在永久不稳定性的基础。
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有其相应的社会哲学，经济学亦不例外。在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相联系的社会哲学中，以斯密“看不见的手”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总是对应的两方。长期以来两者之间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其对立融合与此消彼长几乎决定了西方国家的数度变革和政策调整。然而，20世纪以来发生于西方世界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不仅凸显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均不能合理阐释经济危机的理论缺陷，也突出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遵循的另外一种社会哲学的重要意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无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与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是不同的，它具有强烈的通过政府力量改变经济制度的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或支配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且在某些时期也影响到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对于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显然，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表明资本主义周期波动与危机趋势的经济危机理论分析体系，不能不归之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深刻认识和批判，在这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超越马克思的分析，由此表明回归古典经济学传统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社会哲学应用于市场经济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