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马克思及其经济学
在民国时期，由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编著的不少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有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了解这些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理解和评价，并分析其原因，对于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概况
笔者发现，有15部民国时期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关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目前，笔者通过网上搜索看到了其中7部的目录或相关信息，但还未能阅读到其具体内容，故本文仅以赵兰坪的《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区克宣的《近代经济思想史纲》、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蔡庆宪的《经济思想小史》、黄曦峯的《经济学史大纲》、张毓珊的《经济思想史》、金天锡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和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
为代表，介绍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马克思经济学。
二 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
（一）对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的介绍
赵兰坪对马克思生平和著述的介绍非常详细，列出了马克思的主要著述19部，并称“马克思之著述极多，几有穷毕生之力，亦难遍诵之感”。区克宣也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和马克思的8部主要著述。
张毓珊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赵迺抟也首先指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区别”，然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小传”，并在“注附”中列出了两人的20部著作。
金天锡称马克思“读书之多，在从来经济学家中要算第一人了”，并很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4部“重要著作”。
黄曦峯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固然已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多半都是从“道德或宗教的立场出发，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唐庆增强调，在马克思之前并非没有社会主义者，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由马克思“提倡而成的”。蔡庆宪则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圣经”。
这些作者在介绍马克思的时候，都将其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
（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介绍
上述8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有一个共同点：都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称其为经济史观）进行了介绍。
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大段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之后，他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纳为两个要点，并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区克宣也强调，“大凡要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非懂得他的基础概念的唯物史观不可”，他在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6段话之后，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点。
赵迺抟在介绍“经济史观之理论”时，先简要勾画了“经济史观的历史”，然后依次以《神圣家族》等8部著作为线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经济史观的学说之产生与其发展”。
张毓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并不加评论地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基本矛盾及其最终将被“与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财产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黄曦峯则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从头到尾都是以他特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加以解释。
唐庆增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础，他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理论都是以此为其哲学基础。金天锡也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蔡庆宪则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都是其“国际革命社会主义的重要根据”。
（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介绍
赵兰坪强调，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柱石”，而剩余价值论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区克宣指出，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观念，因而其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而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都“通通解决了”，并具体说明马克思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黄曦峯认为，“欲理解马克思的经济论，有先研究他的劳动价值说的必要”，并特别强调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6个要点。
唐庆增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进而介绍了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然后又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剩余价值概念。
赵迺抟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尤其详细，并运用很多公式和图示。金天锡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也非常详细，他引用了《资本论》中的大量原话和例子，以说明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等问题。
（四）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介绍
赵兰坪认为，要说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矛盾”，就必须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因而其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图式。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时被称为“恐慌论”或“崩坏说”。唐庆增指出，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黄曦峯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必然崩坏说”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论”。金天锡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以及这一矛盾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三 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
（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理解
赵兰坪强调，“马克思之社会革命”是指“社会状态之变化，经济组织之改造，即由旧社会进而为生产力更高之新社会”，并引用了《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的话加以佐证。
区克宣认为，“社会的智识状态，政治的生活过程，都是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由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相互运用，而成为社会的诸现象，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黄曦峯为了防止人们对唯物史观产生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用来解释所有“历史”事件的，还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唐庆增也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与历史学派施穆勒提倡研究的“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金天锡则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是一种进化思想，但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
赵迺抟将当时人们对经济史观的批评归纳为四个方面并逐一加以评论。他表示，如果经济史观是“正确而真实”的，则“其结论如何”就是“无关紧要”的；即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是错误的，其经济史观学说也不会“因此而被推翻”。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解
在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时，赵兰坪认为，应当从“劳动力之研究”开始，并严格区分了劳动力的价值与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张毓珊则强调，“马克思并不斥责资本家之贪求无厌”，而是“运用经济学原理，证明此种现象，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黄曦峯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无论何时都是指应该作为市场价格之中心点的价值”，虽然在现实中商品的市场价格与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它实际上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在运动，就像钟摆总是左右摆动，从来“没有静止于中心点的时候”一样。金天锡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从李嘉图的价值论发展起来的，并正确地归纳了二者之间的三点不同之处。
（三）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理解
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以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对象”，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非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不顾事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马克思既然“以实行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其研究之对象”，就“不得不作”这种“抽象”。
四 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
张毓珊强调，“在经济思想家之中，其姓氏能为全世界各国一般人所知道的，惟马克思一人而已”。唐庆增却谈了他的三点“感想”，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多缺乏实证”；他的预测也“多失败”。他的三点所谓“感想”现在看来也早已不攻自破。
赵迺抟在介绍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后，将其“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①“颇能把握时代”; ②强调社会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推翻了自然哲学的权威”;③“用社会的观点来解释经济问题”; ④“着重于分配问题的公平”。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缺点”，他也归纳为四点，实际上都是针对劳动价值论的。唐庆增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对劳动这一要素的“重视”“过甚”，因而“其价值论之不完全也”。
金天锡表示，自己“是赞成唯物论的”，只是“并不全然否认人类的精神作用”，但对辩证法却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与众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蔡庆宪则对于社会主义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产生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将这种影响分为“直接的”和“反动的”两个方面（从其实际内容看，所谓“反动的影响”可理解为“派生的”——引者注）。
赵兰坪、区克宣和黄曦峯三人在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时，基本上没有加任何评价。
五 结束语
从以上8部中国学者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看，他们当年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
①除蔡庆宪外，其他7部著作的作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都比较详细和客观。
②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还是比较正确的。
③虽然他们当年对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一些评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在这8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没有一位作者在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采取的是断章取义的批判方式。
这些作者当年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说明：①民国时期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们能够比较详细地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且理解基本正确，表明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②早在民国时期，马克思就被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视为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
他们之所以会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其编撰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是因为在他们的视角中，马克思也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
③民国时期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已经领会到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将马克思作为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加以介绍，当然不是为了向读者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