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喜忧参半的准备
虽然，如约翰·亚当斯所说：“革命已深入人心，深入殖民地组织中。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这两者已充分表现出来了。”然而，就1775年以前的北美社会来说，还不具备迎接一场常规意义战争的条件。社会人群的分散性、政治制度的松散性、军事活动的仓促性等都说明，还没有为一场革命的战争确立必胜的基础，甚至看不出在战争的天平上胜利有任何向北美倾斜的迹象。若不是自由与安全受到威胁，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即将来临，相信当时北美的政治领袖是不会主动以战争的手段去寻求独立的，就像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一样。
1．多样化的北美
美利坚民族初步形成，也就意味着与很多历史悠久的民族相比，它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人群。诸多问题在其内部，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达成一致，甚至存在很大的分歧。独立战争时期，北美大陆上认识的多样性，还来源于北美在殖民地初创时期固有的多样性。各殖民地均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不易被其他人或群体影响，对于革命战争这一历史性事件反应不一。
基于各殖民地不同的移民来源、人口组成和生产生活方式，殖民地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以暴力方式争取独立，还未能完全形成一致意见。积极的爱国者约占殖民地人口的2/5，占有绝对优势，主要是新教各教派的教徒、受制于英国重商主义的南部种植园主和以商品出口为主的商人、自耕农场主、城市工匠、殖民地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和英格兰移民后裔。他们支持革命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要求广泛的社会变革，有的只是追求有限的政治改革。效忠派约占殖民地人口的1/5，在中部各殖民地人数较多，而在南部和北部的新英格兰较少。主要包括英国政府任命的官员、对英帝国依靠较大的商人、安立甘宗教会的牧师、非英格兰裔移民，特别是苏格兰人。殖民地内部矛盾也使一些人站在效忠派一边，包括被主流宗教排斥和迫害的教派和内地农场主（因为他们对南部种植园主不满，自然地站到了成为爱国者的种植园主的对立面），特别是在18世纪60、70年代反对东部贵族式统治的北卡罗来纳“自订约章者”成为效忠派。战争中，大陆会议较为严厉地镇压了效忠派，剥夺了其政治权利和财产。战后，那些坚决效忠英王的人流亡他国，大多数人定居加拿大。爱国者和效忠派之外，大约有2/5的白人持中立态度，如宾夕法尼亚的贵格宗教徒，他们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如上原因，使得大陆会议的一些决议通过的时候并不顺畅。在战争期间，各殖民地的不统一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大陆军得不到充足的保障。效忠分子以暴力的手段帮助英军对抗革命的暴力。
北美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于北美革命战争的态度也较为复杂。
作为英王的代理人，总督大都是英王利益的忠实维护者，所以一般都是革命的反对派，并在革命过程中逐渐淡出了北美的政治与军事舞台。殖民地建立之初，议会就与总督展开了争取权力的斗争，并逐步获得了较大的主动权，有效地限制了总督的行为。随着美利坚民主自由氛围渐浓，到独立战争前夕，总督的权威已经所剩无几了，议会完全控制了殖民地内的事务。议会的胜利，源自民众的支持，议会的行为自然就要以民意为依据。于是，在革命的过程中，独立呼声高的殖民地，议会也比较积极；反之，情形就不一样了。但不管怎样，各殖民地（除佐治亚外）的议会还是派出了代表参加了大陆会议，并在之后的战争中给予大陆军不同程度的支持。
北美革命中的精神领袖们，则是热情的鼓吹者，他们奔走呼号，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团体，引领革命行动。1776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出版并流行，号召人们挺身而出、反抗暴政；塞缪尔·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大批革命思想家为北美播下了独立的种子。一个有意思的事例，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被尊为一个新生国家的出生证明的《独立宣言》，大量引用了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如“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说明精神领袖的作用在于，他们明晰了民众的需求，总结了民众的愿望，说出了民众的呼声，一切以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民众的意志为基础。
许多商人支持反抗运动，也是出于他们的经济利益的考虑。进口商有时支持不进口协议，只是在进口商品价格太高的时候，需要暂停海外贸易。他们一般不赞成宣布独立，因为这会完全切断他们同英国供货人的关系。出口商始终支持反抗运动。不进口商品对他们无损毫毛。他们同南部人一样，独立会使他们获得更广阔的销售市场。也有一些商人出于生计考虑，相信和平请愿，反对暴力。
殖民地农场主大多对于英国的法令忧心忡忡，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农村，《强制法令》引起农场主的恐慌，他们担心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可能被取消，市镇的特许状可能被废除。农民和城市的大多数工匠支持反抗运动。不进口协议虽使商品价格上涨，但多数平民从未享受过舶来的奢侈品。不进口运动使殖民地的工人和农民消除了英国商品的竞争，有了更大的空间。
大陆军糟糕的后勤保障、效忠派疯狂的报复、平民和奴隶参加英军，都说明了这一点。战争前夕，在殖民地的每一个阶层或者群体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革命派、中间派和效忠派。例如在费城，一次由温和分子控制的群众集会仅仅同意向总督请愿，但是不赞成不进口和不出口运动。不过在6月19日，又一次群众集会用激烈的言词指责了英国议会，并建立了新委员会；它还授权新委员会挑选参加全殖民地大会的代表，从而防止了宾夕法尼亚议院可能出现的保守主义。三个派别的存在，如果对战争全局的影响不大的话，至少对作战状态影响很大，对个别战斗影响更加具有决定性。革命派和效忠派势不两立，相互敌视、攻击。中间派则是大陆军和英军竭力争取的对象。
尽管革命形势总体上有利，但是内在的不利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其存在状态直接影响着即将发生的战争。
奴隶的存在则是近代战争中少有的现象，无论为谁作战，自己得到自由的机会都很小，所以英军中包含一定数量的奴隶。但是出于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们较倾向于革命的一方。殖民地人民的选择，既有思想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他们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无论如何，他们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2．大陆会议的权力
令人称奇的是，这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起源于一个基层会议。出于对自由的忧虑和对英国的措施存在强烈怀疑，1773年3月13日，弗吉尼亚议会决定成立通信委员会，与美洲其他地区建立通信联系，以发现英国政府可能已经采取的剥夺殖民地居民权利的其他行动，并调查罗得岛事件。弗吉尼亚议会请求其他殖民地议会建立各自类似的通信委员会。1773年7月到1774年2月间各殖民地下院纷纷效法弗吉尼亚，所有13个殖民地立法机构团结一致。1773年，英国《强制法案》出台，为北美人民不可容忍。1774年5月，波士顿乡镇会议发出了一个号召--在费城举行由所有殖民地代表参加的会议，被称为“大陆会议”，将持续10年的分散讨论转变为一个北美人联合的事业。
既然是殖民地集体行为，就必然需要一个组织来领导，大陆会议就担当了这一历史使命。
1774年9月，除佐治亚外，来自12个殖民地的55位代表聚集在费城召开会议。会议首要解决的问题出人意料，并不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而是解决地区间的差异，克服相互之间的成见与敌意。会议处理问题的方式引人关注，费城的活动家约翰·亚当斯说：“……要除去数不清的偏见，我们不得不避免自己出面，而得靠分析情势，揣摩潜台词；有其他人转达我们的感情、计划与愿望，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区。”
当然，会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成果，通过了一些表明殖民地立场的决议，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抵制的禁令，拟定了致英王的请愿书，否决了殖民地与英国组成联邦的温和方案。会议宣言声称北美殖民地人民理应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要求废除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并以大陆联盟的名义禁止从英国输入任何商品，禁止把任何商品输往英国，禁止购买英国货。
会议还不具备发号施令的权威，作用在于意识上的确认。正如帕特里克·亨利的描述：“压在我们身上的苛政消失了，我们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界限不再存在，我不是一个弗吉尼亚人，而是一个美利坚人。”这次会议是北美殖民地第一次以“大陆联盟”形式共商对英策略的会议，是殖民地人民团结战斗的象征。所有的阻力都不重要，艰难的开始，也是扎实的第一步，预示着完美的结局。
尽管第一次大陆会议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1774年11月却说：“新英格兰的那些政府现在处于叛乱状态，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隶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
艰难，但毕竟开始了。
1775年4月18日晚，马萨诸塞总督派遣700名士兵到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搜查民兵的军火库，并逮捕革命领导人约翰·汉考克等。保罗·里维尔和威廉·鼓维斯把消息火速传送给那里的北美民兵。19日拂晓，当英军到达莱克星顿时，民兵早已严阵以待。双力在浓雾中交火，8名民兵牺牲。英军在撤回波士顿的途中遭到北美民兵的袭击，死伤近300人。
北美人民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战争序幕拉开以后，殖民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组成民兵队伍，支援波士顿，占领英军驻守的要塞、兵营和仓库，围城民兵高达16000人左右。各殖民地议会开始武装起来，劳动人民更是站在武装斗争的前列。1775年5月初，一批来自佛蒙特的“青山子弟兵”用奇袭的方式攻占了纽约州北部的提康德罗加，缴获80门大炮和大批枪支弹药。
莱克星顿的枪声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了。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来自13个殖民地的66名代表共商抗英对策。人员组成引人注意，其中包括走私大王约翰·汉考克、种植园主和律师托马斯·杰斐逊、政治活动家本杰明·富兰克林。
会议继续向英王请愿，通过了由约翰·狄钦森起草的《和平请愿书》，又通过了狄钦森与托马斯·杰斐逊共同草拟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文中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联合是完美的”, “我们将使用敌人迫使我们拿起的武器……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万众一心，决意死为自由人，不愿活着当奴隶”。
此时的大陆会议，对英国来说是非法的，对北美来说其合法性也不明确，也就没有明确的权限。但是共同的利益和认识发挥了作用，大陆会议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形成了关键的决议。第二次大陆会议最重要的中心议题是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抗英斗争，实际上它已成了最高的革命权力机关。会议决定：下令募集志愿兵；发行纸币，向国外购买军火；组建一支20000人的军队，名为“大陆军”。为了实现南方与北方的紧密联系，任命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享有美誉的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后来的历史证明，喜欢争吵的美利坚人尝到了争吵的甜头，华盛顿这个种植园主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救世主。接下来的几周里，会议通过了对英《必须采取武力宣言》，批准建立一个军事首都。
1776年7月8日，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与英国的彻底决裂。宣言指出：每一民族都有充分权力可跟另一群人缔结政治联系，而当这样的联系对自己的利益构成损害时，有充分权力解除这样的联系；人人生而平等，都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即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任何政体妨碍了这种权利时，人民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为了确保人的这些权利，人们组织政府，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主人；既然人民可组织政府，当然也可解散，另外组织一个新政府；英国在立法、司法、行政、军事，贸易等方面，对殖民地严加迫害，英王不配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殖民地宣布独立是“合法”的，是“尊重人类公意”的正义行动，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废止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
各殖民地政治上独立的传统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大陆会议只有通过形成的约定，来号召或者倡导各州开展有益的行动。在经济上，大陆会议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依靠各殖民地才能落实任务。
作为一个尚未形成的国家的政府的雏形，大陆会议到底有多大的权力，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华盛顿的军队，很快在战争中得到了体现。
在军事上，大陆会议保持着绝对的权力。首先得益于北美历史上文官控军的传统；其次得益于一个民主斗士担任总司令。然而，军事权力的实现，必须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基础。大陆会议的重担是要为军队提供后勤支援，首要的困难就是财政资源的匮乏、行政管理不善以及交通设施落后。
战争绝不是廉价的，正如杰底边亚·亨廷顿将军所言：“金钱是战争的支柱。”但殖民地人民原来反对英国征税，现在也拒绝给大陆会议以征税的权力。为备战筹措资金，大陆会议只得求助于印刷机器和外国——主要是法国——的贷款，才使大陆会议渡过了难关。
为管理军队，大陆会议最初依靠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军队提出的问题。直到1776年6月，它才成立了一个五人组成的“战争和军械委员会”，负责对军队实行长远管理。但由于小组成员大都兼职于好几个委员会，还有大陆会议的日常工作，他们只能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处理军队事务。委员会成员更换频繁，只有极少数人有足够长的任期来熟悉军队需求，于是大陆会议在1777年10月更新设立了一个包括军官参加的委员会。它还设立了几个后勤部门，如粮秣部、供应部和军需部。但是，该委员会和新设的各部门都未能提高工作效率。
由于大陆会议力图实现一个文职人员和军人的最佳组合，而两种身份的人总是经常不断地改组和更换，使他们从未达到规定的稳定程度。腐败问题、经验和资源都给各项工作制造了麻烦。后勤部门难以协调一致，彼此间还为紧俏物资互相竞争，同时也与各殖民地政府的后勤部门以及民间单位相互竞争，结果导致了价格猛涨。军需官们要采办的东西太多，而军中可供支配的钱财却又太少。到1779～1780年冬，财源枯竭，军队仓库告罄，大陆会议只好将它对军队的大部分责任下放给各殖民地，要求各殖民地为大陆军中本殖民地的部队支付款项，并实行了各殖民地“特殊供应品”的征用制度，规定了食品、弹药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定额。不幸的是，对于饥寒交迫的大陆军士兵来说，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各殖民地没有充分的行政手段，只能勉强从农民那里征收物资。几乎每个殖民地都争辩说，分给自己的份额高得不合理。
3．新军队
实践证明，建立正规军是大陆会议的正确决策。这次革命创造了一种“双重陆军”的传统，即将士兵后备队（民兵）与一支小规模正规军相结合的方式。民兵可以提供大量受过一定训练的士兵，而正规军则可提供军事技能和中坚力量。基于在殖民战争中对英国正规军的厌恶，许多美利坚人都对常备军表示不信任，但大陆会议却意识到它是必不可少的，并因此创建了一支“大陆军”。大陆军并没有排斥民兵，而是与民兵互为补充，建立正规军的同时使民兵获得了新生。实际上，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这些互不相同的力量都是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的。
由于各殖民地的军队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使敌军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碰壁。由于起义的民兵对反革命暴动的坚决镇压，亲英国的忠诚分子很快转为守势，也从未争取到主动。例如，1775年12月，弗吉尼亚民兵在200名大陆军的支援下，在“大桥之役”中击败了总督邓莫尔的亲英部队。2个月之后，同样的命运又落在了北卡罗来纳的英总督乔赛亚·马丁头上。那里的民兵在“莫尔河大桥战役”中击溃了他的亲英队伍。在这两个殖民地中，民兵都消灭了亲英武装，并驱逐了英国殖民官员。
民兵的新生具有深远的影响。
以小规模战斗迎击敌军和保卫内部安全，这是民兵职责的两个方面。此外，他们还要镇压奴隶暴乱，打击印第安人，驱逐海上袭击队，守备要塞，看守战俘营，搜集情报，征集物资，运输给养，并对付英军的征集小队。
但是他们不能独立地对抗一支人数众多的英国正规军。在大多数战役中，民兵都是协同大陆军作战。作战记录也是好坏不一，他们的表现有时很丢脸，有时很英勇。通常正面对抗英军时，就会在遭到挫折后溃不成军。以游击战机动灵活地突袭，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民兵部队招之即来，在完成其短期任务后，又即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指挥官们简直无法弄清这些民兵是怎样冒出来的。英国将军康沃利斯勋爵，一方面难以克制他对这支缺少纪律的散兵游勇的厌恶，另一方面又对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做出了最好的评价。他写道：“我无意颂扬南部殖民地的民兵，但许许多多英军将士死伤在他们手中，十分不幸地证明了他们是决不可轻视的。”
由于民兵通常要受其狭隘传统的束缚，因而有其天生的弱点，不少人以支付代偿金、起用替身或逃跑来逃避民兵义务；其活动范围也基本限制在本殖民地附近。大陆会议意识到它需要建立一支不局限在各殖民地分界线内活动的全国性的军队，为此，它组建了“大陆军”。这支军队最初由在波士顿保卫盖奇的新英格兰民兵组成。1775年6月中旬，大陆会议博采众议，决定由来自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的步枪手组成10个连，从而使这支军队更具有“大陆”特色。大陆会议选派乔治·华盛顿担任总司令。同样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弗吉尼亚人。他的任命，与步枪连一样，使军队更具有“大陆”特色。
民兵具有难以克服的弱点，殖民地需要一支有别于此的军队。
首先，大陆军与民兵的双重存在，造成了征兵的矛盾，民兵的存在也正是大陆军兵员不足的原因之一。如果允许在民兵和大陆军中进行选择，大多数人宁取前者。民兵服役清白无瑕，是爱国行动，是必须做的，通常也是危险的。但短期服民兵役毕竟比大陆军的长期义务所受的痛苦要少得多。劳工获得的高额报酬和私掠行为可能的获利，都增加了招兵的困难。为此，大陆会议在土地和金钱上都实行了优惠政策，制订了殖民地民兵征兵条例以补充兵员，规定了从一年到整个战争期间时间长短不同的服役期限。但军队的人数还是从未达到过规定的实力。例如，1775年年底，大陆会议决定组建28个团（20000人），一年之后，又增加到88个团（75000人），但军队的实际人数往往不足其应有数的一半，有时只有1/3。
但这毕竟是一个新生国家的新生军队，有诸多难以避免的弱点。
其次，大陆军也从来没有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正规军，他们没有军人姿态，而且崇尚自由。他们可以成为好士兵，但绝不放弃自己的个性，保持着平民的本色。他们戴着时髦的帽子、蓄着长发，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羁，而不管（或全然不顾）他们的长官三令五申要统一制服和军容。更进一步地说，他们只是临时的正规军人，不同于欧洲的职业军人。他们懂得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战斗到底，然后就将刀枪入库，解甲归田。
虽然华盛顿试图像在对法战争中那样使用一支由经验丰富的军官指挥的正规军作战、而以民兵作为辅助力量，但他没有成功。原因是缺乏称职的军官，而且大陆军士兵太少。美利坚没有多少人经历过正规战争，要培养出得力的指挥官，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大陆军兵员长期匮乏，迫使他在战场上经常依靠民兵。在无数次危急关头，华盛顿都是依靠民兵来支持大陆军的。
4．幸运的美利坚人
英国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优势。北美大陆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1781年“邦联条例”通过之前，大陆会议没有行使中央政府职权的法律基础，不能征税和招募军队，只能仰求13个殖民地提供兵源和物资，资金匮乏一直困扰着革命。大陆会议也因内部分歧，分成联邦派和民主派。军队方面，民兵由于“保卫家园”的传统，属于各殖民地，不愿离开家园，更不愿长期服役；大陆军是唯一的正规部队，由各殖民地提供兵源，却从未足额，兵力常常不到16000人，曾经剧减到不足3000人，且战时死亡率高达12%。
但英国除了“强大”和“正规”之外，也有一些不利因素。英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征讨殖民地，造成兵员征募困难；战略选择失误，以攻占城市为主，对北美游击战估计不足；殖民地经济和政治分散，没有战略中心；殖民地沿海多良港，英军无力全部封锁；英国属地太多，殖民地有希望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尽管没有明显的优势，美利坚人还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既表现在国家军事长远建设的战略意义上，也表现在这场战争的战略意义上。
随着这支国家的正规武装力量的建立，大陆会议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英国温和派辉格党人的思想主张。辉格党认为，在一个有力的立法控制下的正规武装，不仅与宪法规定的自由毫不抵触，而且还是保障这种自由的基础。大陆会议对建立一支常备军的反对意见也十分关注。美利坚人一直对正规军和它对自由的威胁以及维持它所征的税款表示深恶痛绝。现在，大陆会议既然已经建立了它自己的正规军，它就必须承担避免军队威胁自由的重任。正如塞缪尔·亚当斯所说，既然是“一支常备军，不论在某些时刻是如何地需要它，也总是人民自由的威胁。……它必然遭人忌恨”。
大陆军一经建立，就被置于文官控制之下。
大陆会议小心翼翼地使它处于文职政府的掌握之下。它责成华盛顿“遵守和服从”大陆会议的所有命令，并定期向它汇报。在选拔军队将领时，它也总是任命那些忠于自己而不是忠于华盛顿本人的人。大陆会议还确定战争的目标，控制军队的规模和构成，为维持军队提供资金和物资，制订纪律条例，操纵对外事务等，有时，它甚至直接筹划战略。
华盛顿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年轻时曾以测量土地为生，后于1754～1758年的对法战争中初露头角。反英运动兴起，他主张抵制英货，在推动弗吉尼亚由抵抗转为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曾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会议上，他是唯一的一位身着军服的代表，这也许表明了他准备为美利坚人的权利而战。华盛顿是一位颇有经验的军人，也是美利坚自由权利的坚定的倡导者。他仪表威严，令人难忘，口若悬河，毫无虚饰。
选择华盛顿，也是美利坚人保障自由的幸运。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弗吉尼亚人，他的任命，与步枪连一样，实现了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的联合。他为人谦逊，“我诚恳地声明”，华盛顿在致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写道，“我并不认为我能胜任授给我的司令官的职务。”他或许是指，他在边境服役过程中，没有机会掌握骑兵战术、密集炮火或调遣大军的艺术。但华盛顿仍然是美利坚革命的化身。在爱国者的眼中，革命事业和司令官是如此融为一体，以至于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他是建立正规军的坚定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军队不太可能危及平民政权，虽然要冒一点风险，但那也是值得的，因为没有正规军参战，革命的结果只有“注定灭亡”。
他多次表明了他对文官统治的信仰，甚至在大陆会议的工作效率低下到危及军队的生存时，他仍始终保持着对大陆会议毕恭毕敬的态度。在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和大陆会议中任职的经验，使他对代议制政府中令人恼火的政治议程和与指挥大规模战争不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机器了如指掌。华盛顿事无巨细都向大陆会议汇报，对大陆会议的各项命令也坚决执行，即使面对难以容忍的挫折也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并由此缓解了有关他要利用其在军中鹊起的声望成为独裁者的种种议论。
虽然在革命风暴中通常会诞生一代终身总统、国王或皇帝，但华盛顿无意成为美利坚的克伦威尔。像他手下的士兵一样，他从未忘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名军人。
首先在于英国人的劣势。从后来的战事看，英军对这场战争准备不足。北美殖民地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居民分散。13个殖民地长期各自为政，联合是为了相同或相似的利益和处境，这里没有战略中心。要赢得战争，就得占领所有的土地。英国与北美远隔大西洋，3000英里的航线上随时可能遇到风暴和敌船；艰辛到达北美后又要走过各种道路，应付各种袭击。最终到达的那部分，质量问题，可用量还是未知的。情况不再像殖民战争时候的殖民地补给那样方便。在殖民地就地征集，又加深了反抗情绪，将更多的北美人推向革命。
至于这场战争，美利坚人在诸多不足之中，仍有其幸运之处。
英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也部分地存在怀疑，征兵困难。为补充兵源，英国雇佣了德国士兵，组成雇佣军，并将其中约3万人派到美利坚。但光靠雇佣军还不够，英国又征召了奴隶，动员了印第安人，并依靠忠诚分子当兵。雇佣兵的战斗力值得怀疑，在北美挑起内讧，引起不满，将很多中间派推向革命。由于“英国的美洲”概念的左右，使英国无法在战争初期就贯彻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
虽然大多数官方人士认定，叛乱可以被武力镇压下去，但有些人却在探询向殖民地灌输议院权威的办法。所以在和解调停和高压政策之间彷徨，在以惩罚性战争求得和平与企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诸多问题抵消了美方的明显差距。双方基本呈均势，战争将旷日持久，而美利坚人的忍耐力更大一些。
大陆军士兵自愿服役，众多的北美人甘愿卧薪尝胆、忍受无限的困苦，这使得外国观察家咋舌不已。法国的冯·克劳森男爵惊呼：“我要大大地赞赏美军，这支军队虽由不同年龄（甚至还包括15岁的少年）、不同肤色（白人和黑人）的人组成，衣衫褴褛，不发薪饷，粮秣奇缺，但却能表现得如此之好，而且还能如此坚强地挺立于战火之中，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位雇佣军上尉理由充足地称赞：世界上哪些士兵能做到像大陆军士兵一样，在物资极度匮乏、甚至衣不蔽体的条件下仍四处作战？要是取消了应有的待遇，英国的纪律严明的士兵就会开小差逃跑，只剩下光杆司令。由此，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热情所能给予的力量，--这就是这些可怜的人称之为“自由”的力量。
以传统正规军的标准衡量，大陆军的确不尽如人意；但是，一些优点却是英军无法比拟的。
大陆军的这种忠诚，金钱买不到，纪律换不来，这是一种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能过上美好生活而产生的思想动力，它使大陆军士兵在军中尽职尽责。
当然，并非每一个大陆军士兵都能忍受这种长期的困难，许多人当了逃兵。但随着战争的进程，开小差的比例逐渐下降，这支军队已成为反叛事业的中流砥柱。绝大多数美利坚人是自愿入伍的，具有献身精神。其实，逃避入伍的办法多如牛毛，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是违背本人意愿而成为正规军士兵的。一段军歌说明了这个判断，“不要外国强给我们的法律，也不要英国的专制统治；独立使我们自由；自由，将由我们去捍卫”。
英军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被民主化、民族化了的战争。革命的军事政权不再属于某一个君主，而是属于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战争的目标也不是具体有限的，而是抽象的，是毫无妥协可言的、彻底的独立。总之，殖民地是在全力以赴地进行这场战争，这使英国军事传统面临着一个它从来没有遇到的挑战。
在即将发生的独立战争中，我们将看到，北美多样性的存在，不仅使北美独立战争呈现出平静之下的焦灼和文明孕育的暴烈，而且在战争环境下使北美人的自主性格得到检验。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分歧，在战争中可能影响了大陆军的作战。但是却成就了美利坚军事进程中挑战主流、不畏权威的优良传统，是美利坚军事活力的源泉。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与美利坚民族自由的渴望，使英国的误判不可避免。大陆会议，以会议的形式出现，足见其对民主和自由的尊重，以及对民众的力量的尊重；其中的些许无奈也被渴望独立的热情抵消了。
作为站在历史的河岸重新审视历史的当代人，可以较为全面地分析当时的情况。作为当事人的18世纪后期英国政府，出于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作为另一个当事人的北美人民，身处事中，也无法明了自身的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凭借对安全与自由的渴望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勇气，毅然地走上独立之路。在这一点上，值得人类敬佩。
对于这场战争的准备，大部分源于民众的自发，人为的成分很少。这使得独立战争中美军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也造成了仓促应战中捉襟见肘的寒碜。面对强大的英国正规军，诸多优势与劣势相互抵消了，双方的军事能力并没有像英国人认为的那样乐观，也没有像很多北美人想象的那样令人忧虑。在战争期间，双方在北美的军事能力处于均衡状态。美利坚人在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中困难重重，但是幸运的美利坚人也获得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优势。一切，将在长期的战争中得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