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威胁
诚然，威胁总是令人不舒服；同时，不可否认，威胁也是人类社会事物的发展动力。当1607年拿着英王贷款的弗吉尼亚公司成员来到北美大陆时，英王的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恩赐。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之后，美洲移民有了完全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强烈的自主意识时，这种关注就不再是移民所需要的了，反而变成一种讨厌的束缚，令殖民地人民感到强烈的威胁。
1．不断增强的欲望
对北美殖民地的威胁始于欲望。包括英国的欲望和殖民地的愿望。
欧洲列强北美争霸之后，作为战胜国的英国，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争使英国的债务从7500万英镑猛增到14500万英镑，饱受战争折磨的纳税人疲惫不堪。为降低高筑的债台，英国首相格伦维尔提议在美洲征收新税，让殖民地人民承受帝国运转的费用。最直接而醒目的负担是要殖民地支付1763年后留在北美的1万英国正规军的费用——这些士兵的任务是监视印第安人和加拿大的法语人口，同时保证北美移民继续做英王的顺民。
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人民课以重税。
这项提议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造成了裂痕。英国议会陆续通过了若干法令，以实现这个提议。具有代表性的是《糖税法》和《印花税法》。1764年通过的《糖税法》规定对输入北美殖民地的食糖、糖浆、咖啡、丝绸、麻布、甜酒以及其他商品都课以重税。1765年通过的《印花税法》, 11月在北美地区生效。规定所有报刊、法律证件、商业单据及各种印刷品部必须缴纳印花税。单是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就需缴两英镑印花税。诸多的以英国议会思维为主导的规定，无情地盘剥着北美殖民地人民。
英国期望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实现对殖民地的统治，几个典型事件有助于理解这种控制欲。没有殖民地代表参加的英国议会竟然可以通过向他们征税的法案，这本身就侵犯了殖民地的政治权利，完全违背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践踏了立法程序。
出于对经济的剥削和对大英帝国在北美权威的维护，英国对北美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
英法战争期间，英国为鼓励殖民地人民投入反法战争，也为了缓解殖民地内部的土地问题，鼓励种植园主、土地投机者和小农向西部拓展土地。战争结束后，为维护英王的利益，同时限制殖民地的无限自由发展，曾经的鼓励转变为限制。1763年，英国政府宣布北美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土地为王室私产，禁止北美人民向西移居，后来又制订了新的土地申请法令，致使殖民地的中产者也无力购买土地。这就损害了土地投机者、种植园主和小农的切身利益。
为了避免使疲惫的英国重新陷入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英国还在北美建立三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域——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和魁北克。圣劳伦斯河以南的其他地区并入新斯科舍。这些地区以外的西部广大地区留给印第安人。禁止在该地区之内进行土地授予和拓殖，与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只限于受到监督的持有许可证的人。授权英国军队负责在西部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和政府其他基本法令。
纸币问题也促使矛盾向着激化的方向发展，殖民地发行纸币以补充硬币的不足，来解决财政困难。但是英国于1764年颁布了《货币法》，剥夺了殖民地发行和使用纸币的权力。此外，英国的《驻军法案》和《航海法》等一系列以我为主的行为，都深深的伤害着北美人民。1773年“波士顿惨案”之后，英国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控制。一系列法令规定：（1）封锁波士顿港；（2）取消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特许状，将该殖民地完全置于英王总督的管辖下，并规定不经总督许可不得举行任何市民集会；（3）规定英国官吏和军人在北美殖民地犯罪不受当地法律制裁，必须送回英国受审；（4）强化驻兵条例，规定英军官兵可以占用民房；（5）根据《魁北克法案》，把新获得的俄亥俄河以北的一大片土地划归加拿大魁北克省管辖，禁止殖民地人民向西部地区移居。
和印第安人进行皮货贸易对北美白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随着东部皮毛资源的枯竭，他们将贸易之手伸向阿巴拉契亚山区和俄亥俄河流域，并很快到达沃巴什河流域。这当然有英国政府的授权，更多时候是出于难以抑制的自发。土地投机活动是更大的吸引，殖民战争之后，移民经常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去寻求建立新的家园。而且从开始的分散行为发展到集团行为，很多土地公司应运而生。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得到的是殖民地当局的直接授权。
基于人类普遍的不容易满足的特性和北美人自始至终对财富与自由的向往，北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更多数量财富和更高水平自由的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殖民地政治自主意识的提升。由于英国涉入的贸易活动有诸如灵活性差、影响效益等很多弊端，他们也希望自主地进行贸易活动。实现这一愿望的方式很多，包括走私和贿赂。政治权利是殖民地人民一直争取的，最初的议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期的与总督的权力之争和与英国的讨价还价，表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自主渴望。
18世纪，北美人口增长很快，1702年才有27万人，1770年已超过220万人，大约每过25年翻一番，这为殖民地的发展准备了劳动力。当时的农业、工业、商业都获得了重大进展。波士顿的手工业、马里兰的铁矿、费城的造纸、罗得岛的布匹，都已很有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尤其突出，18世纪初，马萨诸塞、纽约、新罕布什尔都建立了完善的邮政，由波士顿发出的信件6天即可抵达费城，从波士顿到查尔斯顿都开辟了公路，这样，各殖民地就可以互运有无、交流信息、联络感情。这对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文化的形成，即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美利坚民族已经觉醒。
一个名叫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人认为，在“彻底悔罪”之后往往就是“皈依宗教”，因此1740年起他巡回于南卡罗来纳与新英格兰之间，在布道中逼真而又详细地描述在地狱里等待着罪人经受的苦难，由此开始了所谓“大觉醒”运动，即信仰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很复杂，既有反清教寡头统治的倾向，也有某种反文化的倾向。但它带有明显的群众性，传播了“自然神论”的思潮，建立了—些带有较民主倾向的宗教团体，如美以美教会和浸洗礼教会，还创办了一些新的教会学校，如新泽西学院（1746年）。这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启蒙运动。正因为如此，当欧洲以伊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传到美洲后，信仰复兴运动中的“新光”派和“旧光”派牧师，均能使自己的神学理论与之相适应。但北美第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却非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莫属。富兰克林出生于波士顿，而发迹于费城，从14岁起就开始写作和投稿。对多种科学专题作过观察和实验，是最先从事电学实验的先驱之一。从1732年起，他编发《穷理查历书》，将科学和民主思想以谚语形式随历书传布于广大群众，对美洲人起了巨大启蒙作用。他的格言是：“时间比金钱更重要”,“自助者，天助之”。
1754年6月，为了应付由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危机，由7个殖民地派出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以组成某种殖民地之间的联盟。会议通过讨论，最终通过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的著名的“阿尔巴尼计划”，该计划规定设置一个由各殖民地议会委派的代表组成的“大参事会”，并由一位由国王任命的总主席来领导，该大参事会有组建军队、对付印第安人、控制公共土地和征收一般税务的权力，计划还包括一个总财务库。该计划虽然后来遭到不愿放弃权力的各殖民地议会的拒绝，但作为后来召开的“大陆会议”的先驱，它是各殖民地走向联合的第一次尝试，因而是美利坚民族形成中的重要步骤。
七年战争后，由帝国政策的改变引发的问题，是促使美利坚人走向联合与觉醒的转折点。在“反印花税法”活动中，民族意识急剧提高。克里斯托弗·加兹顿首次提出了“Americans”（美利坚人）的概念。他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这个大陆上，不应当有人称为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坚人。”美利坚人的概念初步形成了。
英国的欲望，与北美人民的愿望，渐渐势同水火。
2．冲突不断升级
英国当局和殖民地人民两种截然不同的欲望，使得冲突不可避免。
各殖民地人民纷纷举行反英集会，高呼：“要自由，不要印花税。”他们坚持认为，英国政府未得到殖民地人民的同意而擅自征税就是暴政。弗吉尼亚人民率先反对这些掠夺性的法案。在1765年5月29日弗吉尼亚议会的辩论中，帕特里克·亨利公开对英国国王进行抨击：“恺撒的暴虐有布鲁图来对付，查理有克伦威尔来对付，而乔治三世……”马萨诸塞则发出了巡回信件，号召各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建议召开讨论《印花税法》的代表大会。
矛盾的激化导致人民在意识上的反抗。
1765年10月，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除弗吉尼亚、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外，有9个殖民地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反印花税大会。大会接受了当年5月弗吉尼亚议会的观点：“无代表即不纳税”，通过了约翰·狄钦森起草的《权利与自由宣言》，宣布英国国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要求英王及其议会废除印花税条例，宣称殖民地人民只交纳得到他们同意并由他们自己的代表所征收的税款，“没有代表的征税是专横”。大会号召抵制英货，妇女们也提出“宁穿土布，不失自由”的口号。一个被称为“自由之子”的秘密组织在波士顿诞生，其领导人是塞缪尔·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这种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各殖民地几乎都有了类似的组织。这次大会表明，征税问题已把殖民地与英帝国的矛盾，由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成为双方之间的权利之争，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改变了。
1765年11月1日《印花税法》生效之日，也是人民掀起抵制英货、反对《印花税法》的斗争蓬勃兴起之时。群众闯入税务机关，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有的地方甚至捉拿税吏，在他们身上涂上柏油，贴满羽毛，游街示众。北美人民的斗争迫使英国议会和王室于1766年3月废除《印花税法》，但同时又发布公告宣称英国国会有权为殖民地制订法案，以保全面子。
意识的反抗，马上激化为肢体的反抗。
1766年，英国财政部大臣查尔斯·唐森接管指导殖民地事务，颁布了一系列被称为“唐森税法”的法案，规定输入北美殖民地的纸张、玻璃、茶、丝、铅等一律征税。1768年2月，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请求英王纠正“唐森税法”，但英国王室依然无动于衷。1768年，英国派军队进驻波士顿。英军的出现和英国税企的暴行在已经激化的矛盾上火上浇油。
美利坚人从来不信奉“被打之后再还手”的自卫原则，不甘被动反抗的群众，经常进行主动的挑衅。1770年3月5日晚，波士顿的一群激昂的群众先是对驻军骚扰，然后冲向一个哨所。一队英军士兵赶来支援，开枪打死了5个波士顿人。波士顿惨案刺激了美利坚人反抗英国的决心。
殖民地领导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同时使用恐怖和宣传手段来颠覆已建立起来的政府权威。1772年，塞缪尔·亚当斯提议建立通信委员会，旨在系统阐述美洲人的权利和不满，并诉诸其他城市和全世界。不久，通信委员会成为革命者的联络机构，很快在各地出现，它在传播革命思想、动员组织群众、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愈演愈烈的冲突中，美利坚人认识到各地分散的行动不足以对峙成熟的大英帝国，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斗争中的进展。
“印花税法代表大会”以及后来的两届大陆会议，反映出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崛起。地方上的“自由之子”也纳入了全国通讯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的组织网。这些法外组织使反对英议院的行动协调统一，并防止革命运动退化为无政府状态，同时恐吓亲英分子。激进领导人还组织了一些捣毁英国统治重要象征机构的暴力行为。暴民行动并非完全自发，而基本上是城市志愿民兵组织发起的有目的暴动。与暴力行动相呼应的是一场宣传战，对英国的每一行动都大肆丑化。
在军事准备上，各殖民地议会通过增加训练日，严惩逃避训练者，控制豁免人数和储存枪支弹药等办法来重振民兵团制度。有一些殖民地还规定了民兵和“一分钟人”的区别，后者多为青年，接受过专门训练，能在接到紧急通知后立即投入战斗。爱国党人还在民兵中清除效忠派的托利党军官，确保只有那些“人民权力的坚定朋友”才能担任军职。
在群起反抗的氛围中，1773年12月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波士顿惨案发生后，迫于压力，英国政府取消了很多税法，但是有一项茶税保留下来，以表示英国政府有权向殖民地人民征税。殖民地人民认为，这是非法征税，是英国政府暴政的象征，并决心以不饮用征税茶叶的集体行动加以抵制。同时，背着英国政府走私茶叶，代替征税茶。英国政府则采取了反走私和倾销政策，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批波士顿青年在“走私大王”汉考克和知识分子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波士顿茶党，以反抗英国暴政。1773年12月16日，茶党乔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船，把东印度公司价值18000英镑的茶叶倒入大海。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项坚决果敢而又考虑周密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反英决心，相继奋起斗争。当天晚上，波士顿人进行火炬游行，捣毁了正在建筑中的税务局大楼。受此鼓舞，纽约的一大群愤怒的百姓冲进一名残酷的英国军官家中，捣毁了他的家。1776年1月，纽约人把刚刚运到纽约港的10箱印花税券付之一炬。
事件使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大发雷霆，决心对北美采取高压政策，更加严重而露骨地侵害殖民地利益。1774年，英国政府为报复倾茶行动，加紧对殖民地的镇压，竟又颁布了封闭波士顿海港法令、取消马萨诸塞自治条例等五项高压政策。
为了保证法案的实施，英国政府任命英国驻殖民地军队总司令托马斯·盖奇为马萨诸塞总督，对该殖民地进行管制。
随着反抗活动的扩展，英国对殖民地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1774年，国王乔治三世晓谕天下，作为殖民地骚乱中心的新英格兰，已处于叛乱状态，“必须用武力来决定他们是隶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这样，双方都决定不惜一战，绝不再退到关于英国议会权力问题的争论。在冲突中所表现的殖民地人民的力量，使殖民地政治领袖确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新国家冒险一搏。
3．失误的判断
1763～1775年的一系列事情，都表现出英国对殖民地的判断失误。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母国情结中，想当然地行使宗主国的权力，无视殖民地的发展历史所造成的自由现状，也无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呼声。而1775年之后的一系列事情更加证明了这种误判，并且又证实了另一种失误的判断：英国人似乎没有把殖民地军队放在眼里，更加忽视了乔治·华盛顿的战略意图。
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理趋势，已经使北美移民形成了统一的群体文化和价值取向，对英国的认识完全不同于初到北美大陆之时。意识中，英国已经不再是母国，而北美也早已成为移民的国度，与英国拥有平等的国际地位。经过漫长的开拓年代，现在的北美人早已有能力独自处理内部和外部的所有事务。作为新生的独立的民族，北美人民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包括拓展土地、进行贸易、立法和选举、建立和使用军队、发展外交等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一切国家意义上的事业。
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人从未对殖民地实行过多的直接控制。在这种“有益的疏忽”下，殖民地繁荣发展，享受着事实上的独立。
随着法国从北美大陆的撤出，土地投机商、皮货商、边境居民加入了势不可当的西进浪潮。随着英国限制殖民地人民西进的法令出台，北美人大为不解——英国竟会阻挠他们开发西部的资源。1765年的《印花税法》和《军队驻扎法》，产生了令英国政府难以理解的强烈反应。由于其向殖民地征税，美利坚人视之为非法。殖民地人宣称：只有他们自己的立法机关才可以对他们征税，英国议院没有任何权力向殖民地人民直接征税。
另外，殖民地人民认为总是自己保卫自己以抵抗印第安人，他们以后也将继续如此。而英国却认为一支英国常备军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殖民地人民，防止爆发耗费巨大的印第安战争；另一方面可以支付英国管理帝国的巨大开支。因此殖民地人民怀疑军队的目的是要强迫殖民地服从那些不得人心的英国议会法律。
其他类似的和更加严厉的法令进一步证实了英国政府对北美人民的误解，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强烈不满。宗主国家长式的虚荣，带给殖民地人民以儿童身份的耻辱感；殖民地的雄心与英格兰欲使殖民地从属于它并削弱殖民地自治的愿望已势如水火，格格不入了。
他们认为北美人的反抗不过是一场短期的暴乱，与英国国内的一些偶尔发生的暴乱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一些人认为，英国军队在北美的军事存在，可以轻易实现一个目的——一旦殖民地人民胆敢轻举妄动，他们可就近派出军队迫使其臣服帝国的统治。这种“镇压式”有限战争的思想，本来就和北美人誓死决裂的战斗精神不在一个轨道上。战争之前的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康涅狄格和纽约的“自由之子”签订了一项条约，如果英国军队企图强行推行“印花税法”，他们将互相支援以反抗。面对这种反抗，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但却幼稚地通过了另一项《公告令》，宣告英国议会拥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对殖民地进行“约束”的权力。
就在这种水火不容的形势下，英国人还存在着幻想。
正当美利坚人把天生的勇气、上帝、自由和繁荣看作其无形的同盟者时，与上述误解相伴而生的是英国还相信：叛乱者只是极少数人。虽然大多数官方人士认定，叛乱可以被武力镇压下去，但有些人却在探询向殖民地灌输议院权威的办法。由于在这一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在和解调停和高压政策之间左右徘徊，在以惩罚性战争求得和平与企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问题上举棋不定。
由于目的不甚明确，英国对殖民地既未能造成恐惧，又未能施加任何影响。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后，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仍然在左右着英国军队的行动。在战争初期的北方战场上，托马斯·盖奇取得了一连串对大陆军的胜利，却没有一次乘胜追击，使北方大陆军总是能够重整以存活，时时牵制英军，使之如鲠在喉。
这样造成的现象是，英国人一直在用拳头打击北美人，问其“服不服？”；北美人一直在用刺刀逼着英国人，问其“走不走？”。造成的结果是，英国人在犹豫不决的战争中，举步维艰；北美人以略强一些的耐力，获得了“美利坚”。
在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双方彼此不对接的战争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战争观的不对接。如前所述，在一场镇压式的战争中，英国人的意识停留在对既定臣民的教训与安抚上，不可能采取摧毁的方式；再者，不留生存余地地扫荡整个北美大陆，剩下的焦土对于英国就没有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对“臣民”的幻想，存在些许无奈的成分。而北美人却在同一场军事对抗中，从事着彻底的战争，以彻底驱逐英国在北美的军事与政治存在为唯一目标。
英国对北美人的独立意识和反抗强度的误判，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北美军事能力的误判。
虽然英军最终的意图是消灭大陆军，但是须知大陆军是难以消灭的。原因在于被美军对其之所以称为“大陆军”，正是因为其植根于大陆的本质，与北美人民之间的联系使得军民之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军与民难以区分，随时都可能由“民”发展成“军”。
北美的独立战争，与此前英国在欧洲进行的战争都不相同，不是以王朝利益为出发点，已不是以脱离人民的职业军人和雇佣军为骨干的战争。它是北美人民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一定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只要人民存在，军队就很难被消灭。例如，英军典型的排枪射击是正规军队之间的对抗，旨在击溃敌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的。而当时的北美大陆，存在着一支近乎无形的军队，军民融为一体，无所谓军和民，随时军民，所以，这种战法本身就不适应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在一场致力于民族独立的战争中，勇气与激情的力量不可低估。许多殖民地人民对战争充满了信心和决心。他们相信美国人“天生的勇气”和上帝的保佑。议会认为：“事实已经表明，被爱国主义激发起来的原始勇气足以抵消敌人的这些优势。”就连一位英军上尉也写到；美国人“现在已达到如此热情和疯狂的程度，以至于他们很容易接受，无论他们干什么，上帝都会帮助他们，他们必将无敌于天下”。殖民地人民是为崇高目的而战，因而坚定不移。乔治·华盛顿将其归纳为这样几句话：“记住，军官和士兵们，当你为自由的福祉而战时，你才是自由人；如果你不能像男子汉那样承担责任，那么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的命运将是永远给人当牛作马。”这次革命不同于任何欧洲王朝更迭，而是一场包含着意识形态问题的战争，其对公众的影响远比“有限战争时代”的王位之争深刻得多。大多数殖民地人深信，自由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而且关系到子孙后代。
北美人民长期以来建立的工业、农业和商业基础，也为大陆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纵使大陆军经常装备不整、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但是相对于英军来说，还是有较为稳定的物资保障。
带着英法逐鹿北美时代的荣誉，英国人无法不沉浸于对传统正规军的自信中。在英军眼中，北美的军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英国官员们只记得在上一次战争中那些士气低落、漫不经心、毫无责任感的北美士兵，而全然忽略了在法国和印第安战争中殖民地民兵的骄人战绩。
相对于英军的传统军事制度，北美军队有这样一些优势，即各个殖民地有很大的自主权，因而使得北美战场上没有中心可言；相对独立的军事传统使得各支军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大陆军可以随时吸收新成员入伍；长期以来的民兵传统为北美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兵员；为了自身的利益，数量难以捉摸的民兵一直在同大陆军并肩作战；民兵历史上的多能性，也是英国人始料不及的，他们负责作战、预备、后勤给养、维修甚至生产等多种任务，是北美军队的力量源泉；北美军队在近距离接触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形成的战术，使之受益匪浅。
英国低估了北美爱国者的数量，天真地认为叛乱者只是小部分不安分的暴乱分子，而北美大部分居民还是效忠的，美利坚军队不可能进行持久的抵抗。英国人对忠诚分子的支持寄予很高期望，但效忠分子的力量只是徒有虚名，效忠的托利党是仅代表全部白种美利坚人中不到2%的少数分子。这种错觉使得效忠分子在战争中无意地帮了倒忙。
当英国自以为是的家长式做法，强加负担于殖民地人民时，遭到本能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加之这种做法进一步限制了殖民地人民对获得财富的愿望时，就等于切断了殖民地的将来；自由岌岌可危之时，也是冲突加剧的拐点。
对于北美人来说，自由是财富、是希望、是一切利益的根源。所以，习惯于把威胁推得越远越好的北美人，自然而然地把反抗从诉诸意识升级到诉诸暴力；从各自为战升级为联合抵抗。宗主国历史性地自大，导致英国根本不把“子民”的军事看做军事，无法认清北美的军事能力。“事态未必那样严重”的幻想，导致对这场冲突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从观念到具体准备、从战略到战术、从烈度到广度，都产生了失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