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俗艺术审美的民俗功能

艺术创作与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形式如何表现内容，两者如何结合。引入民俗视角和视野后，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变得具体了。艺术作品中的内容主要指神庙？形式如何表现内容？简单地说，艺术内容和主要表现对象是精神。人的心灵、意识、情感、思维等的活动和心理，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活力与生气都属于精神范畴。民族精神是核心，民族精神是民俗。因为民俗最能表现和体现出本乡、本土、本民族一般人的意识、思维、心理状态和活力。而民俗又包括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生存方式与生活文化两重性质。因此，引入民俗可以有效地解决艺术形式与内容间的有机关系。如广府牙雕作为中国特种工艺品的门类，其制品以小玩意、小摆设为主，还有实用品、祭祀品等大件，利用镂空、编织、镶嵌等技艺，具有鲜明的岭南地方特色。现代牙雕包括牙球、牙船（画舫）、任务创作、景物创作、花瓶花塔花卉创作、动物创作、微雕细刻等。既有艺术摆设又有生活用品，如压筷子、手镯、耳挖等，表现中国传统民俗吉祥图案独树一帜，包括象牙雕刻和现代象牙雕刻题材的所有门类。形式以镂空、通雕技法为特色，多层象牙球的镂空雕刻，使广府牙雕技艺登上高峰。广府牙雕多以南国水乡常见景物为题材，如山石、花木、龙舟、塔、渔翁、蟹笼等，牙雕的题材和内容可谓丰富至极。民俗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民俗是最能透见民族精神的。民族的艺术是正统的民间艺术、是民间风俗习惯。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将精神的气候与自然界的气候相提并论，认为“精神的气候有着自然界的气候同样的作用”。他在讲到“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的作用和意义时，说了一段富有感情色彩的话：

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点出风俗习惯构成民族精神的意思，却将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在一起说，与自然气候相提并论。丹纳这一理念一方面突出了民间声音（艺术）独特的魅力和对经典艺术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将民间艺术所体现的那种精神进一步加以肯定与强调。这说明艺术家的伟大取决于他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品，而艺术品的伟大则取决于它是否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是否体现出一定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我们做一个比较，使风俗和时代精神对艺术的作用更明显。假定我们从南方向北方出发，可以发觉进到某一地带就有某种特殊的种植，特殊的植物。先是芦荟和橘树，然后是橄榄树或葡萄藤，往后是橡树和燕麦，再过去是松树，最后是苔藓。每个地域有它特殊的作物和草木，两者随地域一同开始，一同终结，植物与地域相连。地域是某些作物与草木存在的条件，地域的存在与否，决定某些植物的出现与否。而所谓地域不过是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式，相当于我们在另一方面所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便于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某教徒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了解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

广府的传统雕塑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有着重要的民俗学、民族学、历史考古和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意义。在科学和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广府民俗艺术不可避免地经受着考验。有必要对雕塑艺术的表现形式、艺术特色以及美学特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是雕塑，广府有牙雕、玉雕、木雕、彩瓷、石雕、骨雕、漆雕、贝雕、根雕、冰雕、陶塑、瓷塑、泥塑、面塑、陶瓷雕塑、石膏像等民间工艺。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个色调，或是青铜的颜色，或是云石的颜色；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纯和表情的淡泊构成雕像的美。我们不妨看看逼真到极点的作品，广府牙雕技艺代表之一的作品——郭杏英作《撒网船》，其构思起源于象牙材料的后半管筒一段空心材料。牙雕工艺师因材施艺，“就料”设计将空心牙筒设计为撒开渔网的船，进行雕琢后，渔网、鲜鱼、渔夫形态各异，生动传神，尽显广府牙雕艺术的精美、精巧。张民辉的骨雕作品《一帆风顺》牛骨画舫，雕刻镶嵌，见出广府骨雕工艺的价值。又如石湾陶塑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岭南乡土气息，善于表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石湾陶塑匠师从人民中来，从生活中来。他们熟悉自己塑造的对象，又拥有娴熟的技艺，以自己独特的手艺不拘一格地创作，显示出很高的造诣。石湾陶塑的主调是浑厚、淡雅的半陶瓷产品，人物和动物以生动传神，皮肤、毛发酷似原色著称。有“以形传神的意蕴美”“寓巧于拙的艺术美”“百态千姿的生活美”。如石湾陶塑《李铁拐搔耳》，铁拐李腰挂葫芦，云游四方，坐于路旁石上歇息，手指轻捻枝条搔耳，一眼乜斜，嘴角上挑，半脸紧绷颧肌，全神贯注，那种舒适感令人忍俊不禁。石湾陶塑家刻画了铁拐李不拘小节的性格，又表现了他云游四方、写意抒怀、无牵无挂的精神。这个民俗色彩浓厚的神话传说，成为极富地方特色的艺术品种。

丹纳在《美学》中多次提到精神与习俗的关系，突出两个观念：一是指出习俗之类是“精神关系的总和”中的重要因素和内容。即黑格尔指出的“人还生活在一种具体的、现实的、精神方面的关系网里……一切情境和行动中多种多样的道德习俗都属于人类生存的周围现实世界范围之内”。二是认为这种精神关系因素也是一种“现象”，“这种精神生活中的一切旨趣也成为一种外在现实，作为道德习俗惯例出现在个别人物面前……”民俗中有很大一部分艺术作品是直接表现艺术特征与审美意义的民谣、神话、传说、民歌、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剧等。间接体现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的俗语、谚语、谜语、民间建筑、民间服饰、民间游戏等。百越古族、水上居民，疍民独特的生活环境铸造了水上人特异的性格和习俗。节日的庆典，民居的演进，饮食的品味，衣饰的发展，娱乐的变迁，处处可以见出广府民俗的特色与中原的传承。如在节日民俗方面，主要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等，基本承袭中原，如春节迎神祭祖、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年饭、舞龙舞狮、唱大戏等。广府人过年还要剁鸡杀鸭，“无鸡不成宴”，还讲究“年年有鱼”（余）。广府民俗主要有三个特色：一是古老而年轻，广府还保留了许多古老民俗，其中有中原汉人的古风遗韵，也有百越古族的特别禀赋。传统节日的气氛特别浓烈，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习礼仪，娱乐竞技等保留得比较齐全和完美，使人从中领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二是充满水乡情调，特殊的水上生活，产生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广府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结构，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原移民与土著民族结合，形成民族民俗交融的结晶。水乡有“水色”，螯鱼舞、醉龙舞、赛龙舟等，不仅是水乡特有的，更充满轻快活泼的浪漫情调。广府的民俗具有鲜明的特征，内含丰富的民族意识、情感、思维、心理、道德观、价值观等精神因素。中国古代很多先贤把民俗与民族精神讲得精到、准确。如西汉的贾山在《至言》中提出“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贾谊则说：“风俗乃国之元气，过祚修短，系乎风俗之厚薄，所关甚不轻也。”民俗体现或代表民族精神，不等于说民俗就是艺术。我们探讨艺术与民俗表现间的关系，即“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适宜的艺术表现”。当各民族与其他民族没有沟通、融合之前，这个民俗艺术表现也许是相当独特的，但融合是一种趋势。民俗艺术样式越来越成熟精湛，但也有一些独特的民族艺术越来越边缘化，正像生物界每天都有生物灭绝一样，各民族的民俗艺术也会有濒临灭绝的可能。本节主要借用黑格尔有关美学理论对民俗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及其艺术表现、民俗与艺术表现间的作用做较为具体的探讨。

一 民俗的艺术表现有先天的优势

我们说民俗艺术表现有先天的优势，是因为它具有抽象与具体、内容和形式、思想与想象的融合特征。黑格尔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特别强调“融合”，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而不是用思想和纯粹心灵性的形式来表现，艺术表现要达到理念和形式的协调统一。民俗的一些具体事象，如结婚、过年之类的社会生活和群体岁时节令等，都既有感性的外观、外显的模式与形式，又含有心灵、思想、情感等内在意蕴和理念，两者浑然一体，因此成为艺术表现的常用题材和主旨。以结婚为例，广府婚嫁是家庭、宗族的大事，在广府民间习俗中特别重视，相关的仪式也极为复杂。婚嫁是人生大事，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经“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喜迎。广府地区婚俗样式很多，有隔海嫁郎；有外出华侨娶一个“看家婆”媳妇；有“冥婚”即“生人嫁死鬼”的恶俗；还有不落家的疍家婚俗。旧时，广府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一些自梳女（不落女），为避免丈夫折磨、公婆虐待，一些女子加入“金兰会”，在亲友众目睽睽之下，穿起新衫裙，在厅堂祭祀家神和祖先，跪拜父母。然后，自己在神前对着镜子亲手将辫子盘起来，梳成髻形，表示终身不嫁。纵使以后被迫出嫁，也不肯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待三朝回门后即离开夫家，与“金兰姐妹”共同生活，自称“不落女”。这些女性的生活经历十分痛苦和凄凉，现在陋习虽已被废除，但从中我们却可以了解到民俗生活发展过程的复杂性，而艺术作品正是反映这些真实的生活。

再以过年为例，春节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节日。唐代诗人张说《钦州守岁》诗云：“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广府过春节的习俗内容丰富。打扫干净迎新春，广府地区习惯在入“年关”（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开始）后进行大扫除，有“年廿八，洗邋遢”的民谚。粤人素来爱花，许多人家种花养花。除夕花市盛行，行花街、买年花，赏花之风大兴，不愧是花城。除夕团年，团年饭一般都有鸡、鹅、猪肉（广府人喜用烧猪肉）守岁。吃罢团年饭，全家大小都要洗澡换上好衣裳，准备迎新年，水缸要盛满水，米缸中放进剩饭、剩肉以示有余，团年餐桌上都有一条鱼，寓“岁岁有余”。农家在米缸、谷围上贴书有“常满”二字的红纸。广府岁时有“卖懒”，又称“卖冷”风俗。除夕上灯后，给每个小孩发枚红鸡蛋，手持一支香，打着灯笼，穿街走巷，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三十晚，人懒，我不懒。”如此重复一直走到土地庙把香插了，再回家把鸡蛋给长辈吃了，以示自己把懒卖掉，从此勤劳不懒。随着生活条件和风俗观念的变化，守岁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年俗欢乐通过腊八诗会、小年谢灶、挥春送福、通济论坛等年俗活动，紧紧围绕“年俗”“年味”“欢乐”“祥和”等。如“诗香雅韵，古风情怀”，传统习俗，邀请文人墨客咏颂腊八名诗。又如“爱心挥春，幸福愿望”，由书法名家按照他们的新年愿望写成挥春，将爱心和祝福送到特困家庭，传递“温爱佛山”精神。作品还包含广彩、广绣、牙雕、玉雕、陶艺、端砚、木雕及潮绣精品等。初一迎春与拜年，谚语“有一夜连双岁，三更分两年”。除夕与初一是农历新年中最富人情味和充满生活情趣的时刻，到半夜饺子（零时），便是新年的开始。正在守岁的人们欢跃而起，燃放起爆竹，千家万户同时放鞭炮、烟花，爆竹之声遍及千里。广府城乡在春节期间盛行舞狮，中山的醉狮，新会的纱狮，佛山的草龙等，使节日气氛更浓厚。初二称开年，大年初二，广州人就要“开年”了。按照传统年俗，这天一大早，家中妇女要主持“开锅”，下花生油，煎萝卜糕、煎鱼。接下来是“开年饭”，这也是中国农历新年伊始最隆重的一顿饭。同时，因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夫婿陪行，所以大年初二在民间又有“迎婿日”、“姑爷节”的俗称。各家买肉、杀鸡、备酒，庆祝开年。

二 民俗与艺术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

民俗介入艺术或艺术需要民俗是两者内在的相互和谐、取向一致、性质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民俗艺术的真实性

民俗是最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能体现人类生存和情感的最真实的一面。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同他人一样活动和运行，从而表现自己与本区域群体生活习俗相同的喜怒哀乐的性情。广府民俗艺术审美是在民俗活动中进行的，如百万市民参与文化节，岭南龙菊汇，麒麟白马闹新春，传统庙会年味浓，长鼓舞掀起最炫民族风，弥漫着浓厚“年味”的岭南天地等，都体现了广府年俗欢乐节特色。这些活动表现和揭示的都是过年的风俗，与团聚、祝福、分礼物、祭祖等密切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习俗、道德、礼教、社会、时代等融合在一起的文化蕴涵。这种生活与艺术和审美要求的真实性不谋而合，艺术和艺术表现自然也就会从民俗中寻求具有美学意义的天真与淳朴。

真实性常常与道德习俗、民族生活、本土文化联系在一起。既要维持历史的真实，又要突出民俗在审美中的作用。这种表现方式“要尽可能地把过去时代的任务和事迹按照他们的实在的地方色彩以及当时道德习俗等外在情况的个别特征去浮现出来”。包括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选材、构思、体裁等，一切材料都是活的现实中的组成部分。“活的现实”就是民众的日常习俗生活，内容意蕴人生，人类情境和情感的宝藏。而民间诗歌最能保持天真淳朴的风格。屈大均《广东新语》有专章记述“粤俗好歌”：粤人“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迎”，“东西两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其中歌谣有：送花歌、摸鱼歌、竹叶歌、采茶歌、汤水歌、山歌、踏月歌、浪花歌、竹枝歌等。风俗内容是：迎亲娶妇酬唱，饮宴与席唱和，亲友索糖打糖梅，妇女岁时聚会唱弹词，正月彩女唱采茶歌……都是用民间的方法创作的。其他艺术门类如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几乎各门艺术或多或少都是民族的，与某一民族的天生禀赋密切相关。如杨孚的《异物志》，其中将广府民间传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黎贞的《溪隐记》、陈恭尹的《请恤梳》、罗天尺的《五山志林》，黄芝的《粤小记》等，都是表现下层人民生活及广府乡村市井各色人物的。可见，民间民俗在整个艺术中占有难以估量的成分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民俗的创造性和创作方法至关重要，这是民俗具有生生不息原动力的根本原因

艺术的民族性是民族精神的源头。一切发生过的英勇事件、死亡情境、冒险事迹、压迫行动，无论发生什么都会编成歌，从老太婆、保姆们和姑娘们的口里记录下来。黑格尔说：“从此可知，艺术和它的一定的创造方式是与某一民族性密切相关的。”“一切都是从人类情欲及其情境的知识以及当前的鼓舞力量涌出来的。”这里的“民族性”“人类情欲”“鼓舞力量”都是民俗范畴中的内容，与民俗艺术和艺术创作密不可分。我们以歌谣“刘三妹”与广府歌唱为例，看一看唱歌走过的路线、它的创作方法的转变。老诗人黄雨曾在《天南》中编进一组文章《广东有个刘三妹》，他说：“广东有个刘三妹，去了广西，长大成为刘三姐。”这可能是戏言，但是刘三妹确是逐渐长大、成熟以至终老了。刘三妹完成了她歌唱风俗走过的路线，成为“歌墟女儿”，广府称她是“粤俗好歌”的结晶，岭南的山水风物都打上了她的烙印。广府称刘三姐为刘三妹，早期歌谣有：“读书便是刘三妹，唱价本是娘本身；立价便立价雪世，思着细杉思着价。”原注：“价是歌，立价是造歌，刘三妹是造歌之人。雪世是传世。细杉指唱歌之人，义同红裙。”李调元在《粤东笔记》中提到“瑶俗最尚歌”，刘三妹来过广府，“粤俗好歌”正是在这片歌海中孕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从民歌里透见国民的思想、风俗和迷信等，为现代的艺术创作与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由此我们也自然联想到广府古民间信仰和艺术创造。钟敬文接触的歌谣相当广泛：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粤风》《俍壮情歌》；反映广东水上疍民生活的《疍歌》；反映广东与台湾民众生活的《客音情歌集》《山歌选》《台湾情歌集序》；反映南洋华侨与马来地区人民生活的《南洋的歌谣》《马来民歌研究》；反映社会生活和风土民俗的《潮州婚姻的俗诗》《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的婚姻观》等。

广府民间信仰颇具地方文化色彩。俗信是建立在巫鬼信仰之上的，《汉书·郊把志》云：“粤人俗鬼，而其把皆见鬼，数有效。昔东颐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词，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赤雅》《南越游记》皆有所载，而黄世发的《越巫鸡卜》一书记载尤详：①因粤人迷信鬼神，粤巫遂广立祠庙。唐·戴孚《广异记》云：“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②《白孔六帖》载：“韦正贯拜岭南节度使，南方风俗有鬼。正贯毁淫祠，教民毋妄祈。”③正因为岭南淫祠蛮神盛行，代表著作如：《岭南异物志》《诉异记》《神农经》等。广府巫鬼是民众民俗信仰的象征，无论是《赤雅》《南越游记》《越巫鸡卜》，还是《岭南异物志》《诉异记》《神农经》，作品的生活气息都很浓厚。作品中的神仙鬼魔使人可信可亲的特殊效应和魅力所产生的根本原因皆可作如是观。

（三）民俗艺术审美与艺术创作关系密切

这部分要谈及艺术表现中的题材、细节、主题和冲突的处理方式。在实际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中，一些民俗的现象和事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一些人眼中被看成是渺小的、卑微的，更不用说旧民俗中还有些不道德的和丑陋的内容。我们可以举鲍十的现代小说《广州小说三题》为例。有人说他：“俯下身躯去叩问民俗事物、寻常家事和市井风貌所蕴含的人生真谛。”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喜欢人们所说的时尚写作。我最关注的是平凡人和平凡事，喜欢民间文化、民风和民俗，喜欢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喜欢写小人物。我个人觉得，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这是十分珍贵的民间情怀。他笔下的人物，或穷苦，或卑微，或孤独，或凡庸，但都透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展现着至为淳朴善良的心灵，表现的都是单纯的习俗。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它本来带有象征性，现在一般都已变成一种意象……所以艺术的兴趣只能在于从这种已变成有实证的外在细节的材料之中抓住某一方面，使它帮助我们对于具体的有生命的个别神看起来如在眼前，而且还能依稀隐约地窥见一种较深刻的意义”。小说描绘的是平凡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实体性的内容是真实通情达理的和服从当时的道德习俗的。其中情节纠纷限于市民生活，背景和任务都属于下层民众、属于他们自己。尽管可能牺牲了美和理想性，毕竟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体现了民族生活和民族精神。

（四）民俗艺术审美对世俗化的艺术表现价值给予充分肯定

许多成功的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境界、旨趣都离不开民俗。代表国民精神的民俗在作品中的显现，提高了民间艺术作品的地位。古典艺术品中民间艺术、传奇、神话占的分量很重。一些古典型、浪漫型的个案，常常是民间性或民俗性的作品。其中一些民族史诗、神话、传奇类的作品，其精神性特质的一些理念和思想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清嘉庆年间广东本土人庾岭劳人的《蜃楼志》又称《蜃楼志全传》为清初世情小说之一。小说以广东为背景，主要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乳名笑官）一生异行奇遇，客观上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人情世态、社会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阅读此书可以让人窥探珠江三角洲一带人民的社会生活，并且对当地盛行的商业行为另有一番认知。在《蜃楼志》中所描写的商业社会里，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借由作者写实的笔法，传神地将商人角色、官方态度、民风状态、当地社会形态、人民思想观念等真实地表达出来。《蜃楼志》是中国小说中首先把笔墨投向开放口岸后的中国关口、洋商琐事的小说，是中国贸易、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书写作于《红楼梦》盛行以后，书虽然与《红楼梦》情趣完全不同，但有不少章节却是模仿《红楼梦》的。戏曲理论家、文艺评论家戴不凡对此书评价甚高，他认为，“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这类流传于民间的传奇故事，它的思想和艺术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其精神性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广府的原创精神。主人公苏吉士的书生仪表、功名意识、情爱观念及其广府商人形象，在中国古典小说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别具一格。带有一种广府商贸早期形象的原始精神，是广府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二是与经典作品相区别的是它的民间史诗性。用文艺作品表现广府商人形象，《蜃楼志》可以说是最早的。广府号称“千年商都”，对外贸易相当发达。对广府商贸文化魅力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方式，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念。小说置于广府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积极寻求改良方式，揭示新的时代意蕴。可见作者的思想是与时代一致的、坚定的。三是内在精神与传奇题材的密切结合。作品的内在精神一定要通过外在的生活情况和形式来表现，民俗题材要和具体的环境背景与矛盾冲突相结合，以凸显它的审美特征。比如荒诞离奇的古代志怪小说，南宋著名小说家洪迈编撰的《夷坚志》，涵盖了宋代各种文化现象，包括宗教、信仰、神话及灵界的概念。《夷坚志》取材繁杂，凡梦幻杂艺，冤对报应，神仙鬼怪，医卜妖巫，忠臣孝子，释道淫祀，贪谋诈骗，诗词杂著，风俗习尚等等，无不收录，大多神奇诡异，虚诞荒幻。所以宋末周密就曾批评此书“贪多务得，不免妄诞”。但也有不少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或属于轶闻、掌故、民俗、医药，提供了不少可资考证的材料。陆游有诗《题夷坚志后》云：“笔近反离骚，书非支诺皋。岂惟堪补史，端足擅文豪。驰骋空凡马，从容立断鳌。陋儒哪得议，汝辈亦徒劳。”洪迈是高官，算得社会精英，精英转写志怪小说，文人从正统活动参与民间文化之中。他常常透露一些民众关注的事情，受民间文化影响。《夷坚志》的故事注意民间现象，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混同，呈现出人类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对有关民族、民俗、精神意识等概念的理解，除地理气候、山川林野之类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特殊习俗，还有宗教、家庭、社会等方面的精神意识。他们都与民俗有关，前者突出环境和物质，后者偏重精神和意识。宗教、家庭、社会等方面的精神意识表现在民间的信仰、崇拜、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习俗上。分析艺术作品中的动作、情节、冲突引发原因、构成因素所含意蕴时，仍然围绕着如何表现精神性和民俗性所起的作用。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广州俗信和宗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自古以来，民间多行水神、财神等多种信仰。内地、外来、本土宗教文化融合、交流、变革，广府成为宗教文化的中心，秀异的地理环境，成为仙道乐至福地。殊异的人文环境，契合宗教文化形貌。广府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泛海传入，五大宗教俱全。传入广州市时间最早的是佛教（255），其次是道教（306），伊斯兰教于唐初传入，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在明末、清初传入，广州宗教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佛教六榕寺六榕塔，天主教石室圣心大教堂，天主教沙面露德圣母堂，伊斯兰教怀圣清真寺光塔，等等。这些勾勒出了宗教文化与广州历史文化相互交融的独特人文景观，增添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广府人杂信宗教，有水神：北帝俗信、南海神俗信、龙母俗信还有海神俗信巫风盛行；财神：赵公明、关帝、五路神等。广府俗信是对现实生活利益和关系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把宗教俗信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是神话、传说的思想和艺术特点，也是民俗本质与性能的特征。从而理解我们所要论证和阐释的主题——民俗艺术中表现民族精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