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康社会的权利观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温饱和小康表达了一种人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国家主导、实施和基本完工的小康工程代表了这一特定时期的主旋律，这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是历史的起点，也是所有意义、符号、价值、观念等事物的起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不论人的生存需要，还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都可以指向民生的表达，而更为直接的表达，则是温饱及其小康。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经问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人们习惯于把脱贫视为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把那种薄有资财、可以安然度日的生活称为小康生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饱经风霜的中国社会终于回到了“第一个历史活动”的起点上，并在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水平。今天，当人们站在这一来之不易却也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起点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又清晰地向我们走来。在人们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类的多种需要作出了谱系安排：从人的生理需要开始，依次走向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需要具有一定的级进结构，在强度和优势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顺序。在马斯洛看来，人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随即而来的就是人的安全需求。不过，没有十分有效的证据显示，在一个并非自然状态的社会里，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线，而且生理需要满足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是安全需要而不是别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经验观察似乎比理论更具有说服力。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递进理论更多地表达了温饱之后人们追求尊严和人格完善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这也是中国社会在小康之后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