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好“四个全面”理论主题的演进、逻辑及历史定位——兼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四个全面”提出以来，学术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把“四个全面”的研究推向深入，是目前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任何一项重大治国战略的形成与出台，也往往基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机统一。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认真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

一 “四个全面”理论主题形成的研究评述

“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和与时俱进的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的。毛泽东也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综观学术界围绕“四个全面”理论主题的形成所展开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但是，把它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认识和把握的确不多。

“四个全面”理论主题形成的“总源头”说。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局出发形成和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成为学者进行解读和阐释的主要依据。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的总源头是党的十八大精神。有学者在论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党的十八大的直接关系之后，就全面从严治党与十八大精神的关系做出这样的说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和形成“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但是，它却与十八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有研究认为，“四个全面”的基本思想，已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存在于十八大精神之中。质言之，“四个全面”理论主题的形成时限定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实践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

“四个全面”理论主题形成的“三阶段”说。“四个全面”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基础上，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提出和成型的”。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一个全面”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全面”，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三个全面”，再到“四个全面”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方略认识不断深化的三大阶段。“四个全面”提出以后，其理论定位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是作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任务、要求以及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问题提出来的；其后，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首次把“四个全面”定位于党中央的战略布局。进而将“四个全面”定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这种观点尝试着从比较长的历史时空去定位“四个全面”理论主题的形成，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全面”的形成，对厘清这一问题来说具有必要性，但其局限在于并没有从“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把握上来追索“四个全面”理论主题形成的过程，就很难从规律性认识的深度和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四个全面”理论主题形成的“长期探索”说。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是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其缘由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任何一项重大治国战略的形成与出台，也往往基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四个全面”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我们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不懈探索所积累的治国理政丰富经验，是我们党提出“四个全面”的重要历史前提。有学者主张把“四个全面”的源头追溯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由此强调“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过程。他们认为，“四个全面”所包含的内容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届中央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实践经验陆续概括形成的。也有学者阐释了每一个“全面”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演进脉络，以及“四个全面”作为整体形成的脉络。这种观点相比较而言更加全面、客观，也比较清楚地讲出了“四个全面”理论主题的形成。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四个全面”的来龙去脉，厘清“四个全面”的“源”和“流”。然而，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秉承宽广的历史视野。从历史方位来看，“四个全面”是在社会主义学说创立500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近100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多年之际提出的，其形成具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跨度，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智慧结晶。同时，“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的形成也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较长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但把四个“全面”放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论述，并强调在“全面”上着力、在“深化”上进取，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局提出来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层层递进、渐次铺陈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谋划和布局。对此，也要进行历史地分析，从而讲清楚“四个全面”是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结合。

把“四个全面”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尺度中进行考量，关键是要厘清“四个全面”理论主题的形成过程、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以及在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基本规律。“四个全面”的理论主题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历史主题和历史使命是作为一种客观的规律性存在体现出来的。然而，历史要素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相反其“始终是革命的、能动的，始终处在不断积累和生长的过程中，当一系列新‘质’要素开始呈现的时候，历史主题和历史使命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把握历史主题，勇于担当历史使命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能够准确认识并把握这种规律性，并将这种规律性与党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结合起来，实现了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有机统一，使我们无限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二 “四个全面”理论主题形成的脉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历史主题、勇于担当历史使命的重要体现，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认识和把握这种规律性得出的正确认识，并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并由此标定了“四个全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永恒不变的主题，是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决定作用的根本任务。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崇尚美好生活的愿望从未改变，并为之进行了数千年的上下求索。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归根到底是发展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求索，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也是发展的问题。离开了发展，历史就会停止，社会就会停滞。正因此，围绕发展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历史周期律作用下逐渐把中国、中华民族带到了近代历史的入口，带到了20世纪。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凌辱，饱受蹂躏，是一段血水与泪水交融在一起的历史。经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漫长的探索，中国人民认识到要想实现发展，必须对中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单纯依靠解决琐碎现实问题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因而，中国人民拿起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基本定向，明确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并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继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尔后，中国共产党人先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继而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相继形成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走何种发展道路这样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时期，为了更好地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汇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我们党把发展问题形象化、阶段化、具体化，适时地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致力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从“小康社会”的提出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演进，这是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发展任务所决定的，是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情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发展与转型的‘临界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社会结构性转型’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处在新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明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目的就是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辉煌历史。这也就意味着，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聚焦发展这个根本任务，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并通过不断发展实现既定目标。正因此，习近平在确立治国理政方略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并第一次定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我们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理解为发展的问题，把发展视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主题。这就必须科学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的问题可以采取革命和改革两种手段。革命就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为发展提供根本前提和制度保障。在中国，革命就是要解决“救亡”的历史课题，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必须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才能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推翻了旧的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救亡”的任务，并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而社会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改革既要面对矛盾，又要解决矛盾，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发展动力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逐渐把国家和民族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历史和现实终于让中国人民理性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社会主义改革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习近平旗帜鲜明将其确立为“关键一招”，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用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继续为发展供给充足的动力。然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跃升。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融更加紧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执政党各项建设的关联更加密切，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矛盾问题的耦合性更加明显”。这就要求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必然要求。正因此，习近平在确立治国理政方略时，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举措和动力来源，并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发展的推进，发展既需要永不停息地改革动力，也需要法治提供重要保障。同时，改革动力本身也需要法治保障。首先，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产物，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其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越来越凸显，并逐渐融入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奋斗目标中来，成为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成为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样，我们党就把法治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中来，使战略目标与法治文明相衔接、相融合。正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就高度重视法制和法治。虽然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的趋势是，法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重大。其次，法治也为改革提供保障。改革和法治均关涉国家治理各领域各环节，都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只有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发挥协同效应，才能更有利地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改革与法治同频共振，才能汇成强大合力，形成整体效应。正因此，习近平在确立治国理政方略时，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举措和法治保障，并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有效管理国家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规律性认识的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使命之所以光荣、奋斗目标之所以宏伟，是因为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无限接近，是因为这一历史使命是为了接力实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强劲有力的火车头带动中国现代化列车驶向远方，就需要从容驾驭的领航者带领“中华号”巨轮行稳致远。这个火车头、领航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近现代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善于把握历史主题，最有资格和能力肩负起并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提出并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善于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提出并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征程。质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那么，“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是要靠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从严从实要求，使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从严治党的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正因此，习近平在确立治国理政方略时，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举措和根本保证，并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与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牢牢扭住发展这个根本。而要实现发展，首先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主要依靠“革命”供给充足动力；其次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主要依靠“改革”供给充足动力。在这个伟大征程中，必须破解人治与法治的难题，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转而形成综合效应。在中国，这些问题的解决，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就是说，这四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因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线。这为“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 “四个全面”的理论特色与历史定位

“四个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立足客观现实，旗帜鲜明地把发展、改革、法治、党治这四大主题提了出来并综合起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创造和新发展，是最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前文已有述及，近代以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首要的是要解决“救亡”的任务，必须解决“理论武器”即“主义”的历史课题。中国人民高擎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相继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制度；踏上了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最根本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了发展的历史使命，找到了“革命”和“改革”两大发展动力源，确立了“法制”和“法治”这个重要的保障。为了始终确保中国共产党肩负起这些使命和任务，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管党治党的重大课题，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展开中，发展、改革、法治、治党的任务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矛盾。顺应发展这一根本任务，探索并确立发展的改革动力和法治保障，抓住管党治党这个政治保证，成为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必须给予科学回答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局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精准把握发展、改革、法治和治党这个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综合起来并确立为治国理政的方略，由此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果。所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要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和未来中国发展的要求和衔接，主要是从实践层面来破解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所谓“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就是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也抓住了当代中国发展和未来中国发展的主线，揭示了治理像我们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超大型文明型国家的基本规律，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和鲜明的理论特色。

“四个全面”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其内容都是十分丰富和严谨的。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来看，毛泽东思想所要回答的历史课题主要是围绕“发展”、“革命和改革”、“法制和法治”、“管党治党”等展开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所要回答的历史课题主要是围绕“发展”、“改革”、“法制和法治”、“管党治党”等展开的。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回答这些历史课题时并非完全一致，而存在着程度的不同和侧重点的差异。但就其根本来说，则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同时，“四个全面”又是与时俱进的，它是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事业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并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是把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推进的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时代特色，是理论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有机统一。可以说，“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也正是因为“四个全面”的提出，使我们党对发展、革命和改革、法制和法治、管党治党这些课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使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同时，这也意味着“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呈现，很好地解决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问题，有效地避免了理论和实践可能出现的断裂现象。

“四个全面”的历史限度及其未来展望。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中展现新的气象、新的境界、新的内涵。“四个全面”是历史发展和伟大事业赋予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从实践层面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观照的时间节点主要是我们党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即2020年，是现阶段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和总抓手，但它必然会随着它的历史使命的实现而失去实效性；与此同时，作为当代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产物，“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永恒魅力，它所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则具有长期指导意义，必将在不断开辟的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在继续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起指导作用。这是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仍然是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改革和法治协同为发展提供支撑，管好党治好党是根本政治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力量、精神动力、理论旗帜。从深层次来说，之所以说“四个全面”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深植于专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谱系和时空结构中，成为时代性的问答逻辑；就在于它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并解答了时代问题，充分地适应了自己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王钰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