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语

行动者导向的方法总是探寻并关注社会界面。要想进行界面分析，必须贴近社会行动本身进行民族志研究，必须了解事物的发生过程并与当地人进行互动，倾听他们的理解，并分析这些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功能。村民都喜欢分享，喜欢讲故事。如果你仔细聆听他们的故事，让他们去验证你的分析，与当地人的认知形成对话，或许就能找到农村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

主持人：对于有计划的发展政策或发展项目，虽然有“某某项目按既定目标提前、超额完成”之类的官方报道，但现实中出现更多的是：项目目标、设计的受益人口等发生重大偏离。此时，每每有人会发问：“为什么项目以及国家的好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总会走形？为什么总不能像设计的那样让老百姓受益？”此时，人们惯常的思维便是加强监管、强化审计，但结果还是难见改观，而且任何计划干预或政策措施总还在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未能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为什么？

诺曼·龙教授根据他多年的民族志研究经验，提出研究计划干预的行动者导向分析方法。他指出，发展干预中的每一个人（行动者）——即使是穷人或者处于边缘境地的人——都能够对自身经验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加以规划。因此，计划干预绝不可能是受益人和其他干预相关者对预期结果和行动的简单执行过程，而一定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社会建构过程，是一个谈判过程，是一种不断发生的社会际遇以及与意义和资源不断斗争的动态过程。所以，期望计划干预有一个提前预知的结果，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而已。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干预主义主导的社会，威权政府和资本集团仍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不断形塑着我们的生活，控制着每个人的现实世界。因此，如何兼顾宏大结构的影响和行动者的能动性来理解我们的现实世界，也许是社会研究者需要面对的一种挑战。此时，或许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真正结合，如将政治经济学对宏观结构的关注和人类学对微观田野的重视进行结合。但无论如何，青年学者应该记住诺曼·龙教授的建议，那就是：考察任何社会现实，都需要进入具体情境，这意味着要深入民俗、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问：我的问题是“话语”这个概念的界定和范畴。您在讲座中多次提到“话语”。在“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中，维克托·李（Victor Li）曾引用两位后现代学者——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来界定自己的“话语”概念。他认为“话语”是一套被制度认证和支持的、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宣称、论述和表征。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宣称，但根据他的定义，这些宣称未必能构成“话语”。您能对这个定义和您对“话语”的定义做一下比较吗？

答：这个问题关乎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其实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背后还涉及价值和态度。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那么权威性的叙事来使用“话语”这个词。例如，你可以说农民的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话语，或者那些没有机会或技能进行谈判的人的话语，他们也能够使用话语来抵制权威性的叙事。也就是说，我很愿意用一种更宽松的方式来使用“话语”这个词，因为这里蕴含着更多故事。我猜维克托·李抱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存在一种来自上层权势机构的霸权控制。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如果过度强调这一点，就会忽视关键的一点：霸权话语是与具体情境相脱离的，它更加抽象。如果你关注这一过程中的策略空间，将不会否认那些显然不具权威的人也能产生影响，并且能够采取某些策略来实现更好的结果。所以，我不想仅仅将话语退回到权威性霸权的层面，因为它是更为复杂而有趣的。简而言之，我并不排斥他所提出的定义，但我们应该更加灵活地使用和分析“话语”。

问：在经历了过去这些年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是否有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促使您对行动者导向分析框架做出修正，或者您是否认为有一些概念和假设需要做出修正？

答：“行动者”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行动者是自在的，并且是社会性的。“社会性”一词是指他们通过一些事物、网络或者传承下来的文化概念与其他人相联系。在我之前，甚至是19世纪时，也有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过与“行动者”和“能动性”类似的概念，例如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研究中也曾谈到社会行动，但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或者研究方式。另外，我的导师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曾经在罗得西亚（Rhodesia）北部的一个部落开展过情境分析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结识了当地的领导者和一些殖民政府官员。一天，当地一位殖民政府官员受邀去参加部落地区一座桥梁的落成典礼，格拉克曼因为是一位学者，所以没有得到邀请。但因为在路上偶遇那位殖民政府官员，所以他最终也受邀一同前往。在落成典礼上，他看到不同群体之间互动密切程度的差异，即在高层领导人的周围围着一群人，而不同地位的人得到的款待也不尽相同。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他进行了大量写作来分析社会行动中的情境，解释殖民统治内部存在的问题、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如何进行谈判。这是早期的研究，之后人们开始研究社会网络，这与“情境”和“行动者”非常类似。随着新技术的引入，人们开始关注社交网络。后来，当我提出“界面”的时候，计算机正在流行。有人会说：“哦，是计算机界面，它把不同的程序联系在一起。”我说：“不，是社会界面。”现在的情况又恰恰相反，人们把社会界面应用到电脑网络当中，所以我们总会遇到类似的关于概念框架的时效性问题。

问：在开展发展项目时，政府和学者的区别在哪里？

答：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的一个研究项目曾经得到荷兰政府的资助。政府人员问我们：“这个项目需要1年还是3年？”我们回答说：“需要10年。”政府人员说：“你们不可能花10年时间来做一个研究项目。”我们说：“我们必须用10年时间来做研究。如果你想深刻地理解社会变迁，就必须投入时间。”而这正是政府与学者之间的区别。

诺曼·龙（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发展社会学系主任）生于1936年，国际知名的发展社会学家，于1967年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赞比亚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国杜伦大学、英国巴斯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学院等多所大学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其中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工作最为突出，他在该校工作长达18年，并长期担任发展社会学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主要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变迁。他开创了“行动者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该方法对发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代表性著作包括《发展社会学：行动者视角》《知识的战场：社会研究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之互锁》《商品化论战：劳动过程、策略和社会网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