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论
道格拉斯提出的“家计过程”概念以及他对迁移与家计过程之间联系的关注，为理解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农村妇女福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上佳的分析框架。这一方法非常有价值的一点在于，它强调家计过程是一个涵盖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动态过程；另一点在于，理解家庭的延续需要考虑家庭关系和人本身的再生产、家庭成员感情的维系和物质生活的保障，这也是家计过程模型优于生计策略模型的一部分原因。此外，道格拉斯的家计过程模型对家庭成员在家计过程中的合作、冲突和争议都有述及。
但在中国农村的语境中，道格拉斯将家计视为一系列过程或一个连续的流动过程，比他将“户”（household）看作一个整体更为有用。首先，道格拉斯对“户”和“家”（family）的区分在中国农村并不适用。正如小李的故事所展现的，“家计过程”取决于大“家”而不是小“户”的维持和再生产，同时它也是大“家”得以维持和再生产的一种途径。例如，是否以及何时分家以组建一个新家庭，是“家计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再生产更大的家庭和延续父系血脉的策略。另外，道格拉斯所指出的“户”和“家”之间至关重要的争议（这种争议常常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大家庭的特征。
其次，在任何一个客观界定的“家”或“户”当中，个体成员对“家”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可能会导致家计策略的目标因此而存在差异。例如，已婚妇女的家计常常和娘家联系在一起，有时这会和她婆家的利益存在冲突。因此，家计过程可被视为姻亲与血亲之间合作与争执的过程。人们对于谁（某个人、某户或某家）应当从家计策略中受益，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再次，道格拉斯家计过程概念中的最后一个弱点是，它并未充分认识到外在的制度和实践对家计策略的影响与限制。也就是说，生计策略框架和道格拉斯的家计过程都很重视家庭与个人的能动性，这弥补了以往的发展与迁移研究过于重视宏观结构力量的不足，但与此同时，这些框架也可能低估了宏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对能动性的制约。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户籍制度是一种限制迁移和流动的制度安排，却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对性别制度的纵容和强化，例如与财产相关的性别劳动分工和性别歧视、家暴等。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说，性别制度在影响妇女外出务工方式、限制女性从流动中获益、减少她们福祉以及家计策略等方面，都起到关键作用。
主持人：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既包括跨国迁移，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但是，中国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其规模之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关部门指出，未来30年，中国还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因此，对中国而言，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现象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将长期存在。
目前关于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主调还是对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悲情叙事，是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对农村留守人口所产生影响的一种朴素描述。现在看来，其局限性已经非常明显。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某种框架或替代框架来超越以悲情为中心的描述性研究，需要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在此方面，杰华教授的演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有助于我们扩展对留守群体的研究视野。
问：女性的互动和矛盾不仅仅发生在家庭内部，还可能发生在两家人之间。家计过程是如何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多重互动的呢？
答：我在强调妇女和娘家、婆家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时提到，这些联系发生在村庄中的亲属之间以及更大的家庭之间，有时会超出婆家的范围，并和其他村民产生一定的关联，而道格拉斯对家计过程的讨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弱点。在雪谷县，村民之间确实存在互助合作。例如，他们会一起到村庄公用的脱粒场完成小麦脱粒的劳动，村民之间也会互借工具，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需要关注村民之间的联系，而不应局限于亲属之间。
问：您能再解释一下家计过程模型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区别吗？在研究中，您比较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是否也比较了务工人员外出前后的情况？您如何保证外出前后数据的有效性？
答：从理论上看，家计过程模型和生计策略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实践中，运用生计策略模型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生计，例如家庭成员如何获得收入以维持生存；而运用家计过程模型的研究更关心社会再生产。尽管生计策略也关注劳动分工，但它还是将家庭视为一个决策单位，并不考察家庭内部的情况；而家计过程模型比生计策略模型更注重考察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
此次调查我们也访谈了一些返乡务工人员。实际上，很多留守人员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这些经历对其生活福祉确实有影响。例如，小李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了，而在这之前她并没有干过任何农活，所以当她返乡开始务农时，她并不擅长种地。这是她公公对她的评价，也由此激化了二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对她的生存境遇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有过务工经历的人还是有更多退路的，他们在家庭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有所增强，家庭也因为他们之前的外出经历而积攒了更多资金。
关于数据有效性问题，你可以尽量多次访谈同一个对象，也尽量和家庭的不同成员交谈，这样可以得到不同视角的陈述。
问：您用家计过程模型分析了家庭内的动态变化。您认为这是否会影响性别关系？在我看来，家计过程模型缺少社区（村庄）的视角。您认为这种缺失是否会影响家计过程框架的有效性？
答：关于性别角色的问题包罗万象，所以迁移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为此，需要去考察性别关系、劳动以及劳动分工的不同方面。在大规模外出务工发生之前，性别劳动分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农业劳动，还体现在观念的巨大转变上，即人们开始认为，种田就是女人的活，并且对此习以为常。这种转变是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在外出务工开始之前，并且，随着外出务工的增加，这种变化已经越来越明显。
外出务工对村庄特别是对家庭决策模式的影响，是因地而异的。如果你去问男人，他们会回答男人作主，外出务工对此没有影响；但如果你问他们家里的女人，女人会说，“男的不在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谁真正在作主，而是影响家庭内权力关系的制度。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会避免去问谁在家里有决策权、外出务工对此有何影响之类的问题，而是去考察性别如何影响决策的形成，而不管最后是谁在做决策。
关于社区和权力的动态变化，我另有文章进行了专述。那篇文章提到，陕西省的一些村庄有更多妇女因男性外出务工而当选村干部，从而使女性对村庄治理的参与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性别更平等了，其背后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考察。
问：有人说，男人有银行账户而女人没有，这可能意味着性别不平等。但妇女常常说，“我们是一家人，这没有关系”。如果妇女自己认为这没有关系，那我们要如何得出研究结论呢？
答：妇女的性别意识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很难回答，因为当我跟农村妇女交流时，常常发现她们并不认为性别是一个重要的身份特征，而是会更多地谈论家庭的利益等；有时候她们也会谈及自己作为女性所拥有的利益和所面临的问题，但这些可能和家庭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实际上，当发生冲突时，她们能意识到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她们所处的不利地位，例如她们会抱怨土地使用权和政府的赔偿都给了男性户主，只是她们不讲“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而已。
问：阎云翔教授在他的一本书里提到，年轻人结婚后一般会建立新的家庭。您认为外出务工是否延迟了他们建立新家庭的时间？因为妇女可能需要婆婆帮忙带孩子、做家务等。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权力关系，儿媳妇一般没有权力，但当她熬成婆婆的时候就有权了。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有关于妇女本身既当儿媳妇又当婆婆的有趣案例，她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呢？
答：雪谷县是一个贫困地区，小夫妻结婚后会和父母生活很多年，这点并没有受到外出务工的影响。至于外出务工可能会延长年轻女性和公婆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我们确实发现过一些案例，即小夫妻已经组建了新家庭，但当丈夫外出务工后，妻子会搬回去跟公婆或者娘家人一起住。
关于婆婆的权力，我觉得20世纪50年代以来，年轻女性与婆婆的权力关系已经逐渐发生变化：在过去，年轻妇女的地位很低，随年龄增长，其权力会慢慢增大；但现在，年长妇女的地位和权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问：宁夏的农业是单季种植，而在中国南方某些地区，庄稼可能是两熟，甚至是三熟，同时还有喂养家畜、养蚕、种菜等农活。您认为不同农耕系统是否对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劳动负担的变化是否会和她们的一些负面情绪（如焦虑等）有关？外出务工的丈夫回家的频率对以上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
答：农耕类型对家计策略和妇女劳动负担确实存在影响。这也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宁夏的研究发现和在中国南方地区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即便如此，还是需要认识到女性并不是被动的，当她们面临极重的劳动负担时，她们会做出改变以减轻自身的劳动负担，例如她们可能雇工，也可能参与更多的互助活动。这也是单纯地谈论外出务工对劳动负担、劳动方式、农村人口生存境况等方面的影响会存在问题的原因。也就是说，外出务工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妇女可能会做出调整来改变她们参与经济的类型和方式。
杰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社会变迁系教授）生于1965年，1994年获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博士学位，曾多年执教于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教授中文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等课程，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政治与社会变迁系教授。她一直致力于当代中国性别关系与社会变迁研究，研究兴趣包括中国人口乡城流动、中国妇女运动、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性别与发展、家庭冲突与妇女福利以及基层的妇女政治参与等主题。主要著作包括专著《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中国农村女性的工作：改革时代的变迁与延续》及合编著作《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动》等。其中，以北京市海淀区民工聚居地女性农民工生活调查为材料的著作《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被评为2007年度最优秀的东亚人类学著作，并获得美国人类学协会“许烺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