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农民的未来在哪里？

下面是结论部分。我提出的问题是：“农民有未来吗？农民的未来在哪里？”我的答案是：“是的。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小农！我们的社会也需要小农农业方式。”农民是积极的行动者。正如前面已经展示的，小农有强大的生产力；他们以高效、集约的方式进行生产；他们一直在改善资源库，他们是低能耗的。同时，小农农业方式创造了大量的收入和就业——这正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需要用以对抗贫困的方案。最后是多功能性和新市场，小农创造了魅力乡村。魅力乡村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目标，在现实中它也源自小农自身的各种活动。农民创造并致力于建设魅力乡村。

除此之外，农民一直在进行抗争，以维持生存、实现进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参与建设性的活动。他们创造了小农农业的新方式。当今世界正需要这种方式来应对巨大的新的稀缺性，来生产足够的粮食，降低能耗，高效用水，创造大量的就业和收入并创造魅力乡村。这些非常重要，这方面的很多中国案例都很有趣。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中国的小农研究就是一座金矿”。对于国际学者来说，这也是一座学术金矿。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很乐观，并且一直在论述和呼吁：我们需要小农，小农的确是有未来的。关于这一立场和观点，当然也不免会有一些批判性的考量，有怀疑，有问题，也有困境。最后我想说，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左边是小农农业的延续，右边是西方技术的引入。哪一种路径会更受重视？给小农提出的建议是什么？通向未来的道路是哪一条？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尤为重要。我想指出大家所肩负的巨大责任，你们要积极参与到农业科学中，要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展开积极的思考和研究，这是你们所有人的重大责任。在这方面，你们的研究、教学与实践都很重要，甚至会是决定性的。

 

主持人：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教授从当今世界遭遇的不同类型“新的稀缺性”开始讲起，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小农农业在应对所有新的稀缺性时的诸多优势。通过发展和增强农业的多功能性，农民创新性地、成功地获得了他们的自主性。结果是，一种新兴的市场，或者我们所说的“巢状市场”，作为对无限全球市场的抵抗形式应运而生。与一些不停地鼓吹消灭农民甚至消灭农村的中国学者截然不同，范德普勒格教授的结论是，我们的社会需要农民，人类幸福而和谐的生活需要农民，而农民自己也在努力，在谋求进步。从范德普勒格教授的讲座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结论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在多学科、多地点和多年的研究基础上，他告诫我们，“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的世界更加美好！”今天，当中国正在梦想着全面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时候，这种关于农民阶级未来的讨论显得尤为重要。

意大利农村社会学家阿达·卡瓦扎尼（Ada Cavazzani）曾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相信现在已经到了现代化的末期，中国人不应该走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当然这种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在当今中国社会比较困难，因为总会有很多人说，如果不搞现代化发展，我们如何与西方竞争？但我们也应该记住50年前梁思成先生为了保护北京古城而告诫后人的那句话——“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

问：您提到了一种新型的市场，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这种市场的未来前景是美好的。但是，新型市场的建立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强势企业垄断的外部干预以及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即便乡村旅游产业非常繁荣，我们也不能确保村民从中受益。您认为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问题？

答：这种新型市场的建立确实会面临很多问题。而且，这些市场大多是在冲突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立市场的农民和消费者必须面对来自国家的调控。国家通常会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现有的营销体系。”于是，大型超市就会施加巨大压力，它们试图将农民排挤出竞争。在小农和大型食品帝国、食品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看似弱小的农民也有他们的秘密武器。他们可以生产新鲜的产品，并直接运送给消费者——这是大型企业和大农场主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流通链太长，他们需要很多化学品、人工制剂来保持产品的新鲜。此外，由于自身的复杂结构、长途运输和所需要的大量能耗，大型超市是极为低效的。与之相比，农民市场很有效率。此外，农民还能与消费者建立信任，这是他们的另一个秘密武器。目前，消费者已经对大型超市失去信任，而对真正的农民产品更加信任。当然农民也不是孤军奋战，例如在欧盟内部，有些人是支持小农的，因为他们知道小农对于就业、食品安全、食物主权甚至公共健康都非常重要；当然，欧盟里还有另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现在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然而，新的农民市场正在各地出现。借用一个传说：面对巨人歌利亚，少年大卫勇敢地与之作战，他非常机敏，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从而赢得了战斗。从分析的角度说，我讨论的是这种新型市场的内在优势，其背后有一个很强的驱动力，那就是小农想要捍卫他们的农场。他们喜欢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它能不断推进。在中国，新型市场的处境要好得多，正如叶敬忠教授的文章所阐述的，政府也在扶持这类市场的建立。

问：社会整体在很多方面与农村社会存在双向联系，尤其是农业生产很大一部分是服务于城镇居民的，这对农村生产非常重要。那么，城镇人口能做些什么，以便让农民有更好的未来？

答：这涉及城市消费者行为。由于全世界巨大的食品稀缺性，事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家是否还记得欧洲暴发的疯牛病事件？这是很可怕的。人们不敢给自己的孩子吃肉，因为他们可能会出现脑损伤。中国的牛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儿童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消费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成为强化新型市场的推动力。在分析上和政治上都很有趣的一点是，现在市场正在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场所。

问：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向城市，参与到不同的经济活动中。但是，在世界的很多其他地方，如欧洲和拉丁美洲，那里的农民倾向于在自己的农场里开展经济活动。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是怎样形成的呢？

答：可能是我给了大家这种错误认识——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很重要；在欧洲，农业多功能性很重要。其实在欧洲，甚至在我自己的国家荷兰，80%的农民家庭中的男性或女性有一份在农业之外的工作，或者是学校老师，或者是其他各种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欧洲、加拿大和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兼业行为，不只是在中国。中国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是远距离劳动力流动。在欧洲确实存在农业多功能性，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努力去构建它。而在中国也存在着很多可能性，或许中国学者应该给予更多关注，以使之更加清晰，并帮助农村居民和城市消费者进一步发展这一切。

问：中国政府总是有很多关键词，如“农业工业化”或者“农业现代化”。地方政府的实际工作倾向于在农业中寻找更多的商业资本，而资本总是试图最优化地利用所有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做？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存在两种类型的农民：一种是小农，另一种是所谓的大农户。

答：当我们谈到农业现代化时，重要的理论点是：现代化从来不是一条单一的轨迹，可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轨迹有不同的结果、影响和收益分配形式。当只有一条单一的现代化轨迹，使农业变得更加企业化、工业化，而大型农场以更加企业化的方式运作时，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这条轨迹？这条独特的路径能否帮助人类应对所面临的新的稀缺性？欧洲的确有现代农业，而在目前这个关头，我们能够看到现代化所带来的灾难：让农业变得非常高能耗、高污染，并且排斥就业，年轻人没有机会在农业中得到一份好工作。当然，中国有权去犯这些错误，但重复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总是有些奇怪。更严重的是，我们目前正处在危机之中，大型的企业式农场产生了大量的信贷，形成了高额的金融成本，这使我们在危机时期变得更加脆弱。在欧洲的危机时期，恰恰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农场生存了下来，大型的企业式农场则以破产收场。所以，讨论农作和农业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有不同的农业组织方式——可以是小农方式、资本主义方式或企业的方式，可以是小农场或大农场，也可以更商业化或以食物生产为导向。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分化，一些农民快速成长，另一些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分化。根据我对欧洲历史的了解以及在中国的经历，我看到有大型的企业式农场，也有很多农民在扩大自己的资源库、获得更多土地、发展果园、饲养更多的牲畜，但是他们一直在以小农的方式运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我完全同意您所说的“中国农业正处在十字路口”。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还有传统的放牧活动，但政府认为这是落后的。于是，就有了生态移民政策，让牧民在城镇安家，开始农业生产。所以，我想问的是，决定农民未来的权力是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还是在政府手中？

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权力在二者共同的手中，在他们的互动中。现在政府不可能完全与农民群体相对抗，而农民也必须应对国家政策，不管他们喜欢与否。这涉及通过合作来寻找、构建其他替代路径。替代路径既要使农村居民信服，又要使政府信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业处在十字路口，但是，中国是有可能朝好的方向前进的。

问：根据一些报道，技术可能是破坏农民收益的主要趋势和力量。目前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技术越来越与我们所说的高科技相联系，如转基因技术等。所以我的问题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型农场是否会取代小农？

答：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并非只有唯一标准的或主导性的技术。高科技、高碳技术是专门为在所谓最优条件下运作的大型农场设计和使用的（例如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我们必须看到，与此同时，其他技术也正在发展着。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可能性，例如新鲜牛奶、优质橄榄油、红酒和其他产品是不需要依靠大型工厂来加工的。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你就可以做一个很小的加工厂，它甚至是可移动的，即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农民还可以采用合作的体制——这通常出现在欧洲。可以说，技术的设计也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竞争的战场。一些人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主流技术、大型企业农业；另一些人则努力为小农农业寻找技术解决方案，因为小农农业也需要新技术、新知识。这些都是动态变化的，有关技术发展和知识的议题是一个充满不同资源和不同愿景的战场。

问：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带来了农村留守妇女和农业女性化现象，农业女性化是否会对小农农业的多功能性产生不利影响？

答：非常有趣的是，欧洲农村女性恰恰是创造多功能性的隐性动力。有时候男性更加关注并痴迷于大农场的意象，女性则会说，“这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太多压力，风险太大了，让我们尝试一些更精致的农作方式吧”。所以，女性尤其是多功能性的推动力量。对于多功能性与生产的关系，欧洲的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多功能农场一直在对食品生产进行投入，而企业式农场已经停止了对农业的投入，因为这时候它们认为农业投资的利润不够，它们缺少进行投资的储蓄。而新型经济活动的多功能性则产生了积蓄，可以用于食品生产。

问：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农民的未来会怎样？

答：在中国，有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与更广泛的问题相关联。在欧洲，同样有重要的人口变迁。之前的农场家庭可能有七八个孩子，而其中只有一个成为农民。现在，农场家庭通常只有两个孩子，很可能两个孩子中没有一个会成为农民。在非洲则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农民太穷困了，只能尽量远离农村而到城市谋生活。世界各地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使农业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所以，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问：小农农业的集约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农民的劳作会更加辛苦，如何平衡农业中的劳动力需求与他们的辛苦劳作之间的问题？

答：关于劳动力的问题，希望大家记住讲座中的案例——当使用很少的劳动力时，就需要使用大量的碳能源。我的观点是，小农农业能够成为一种替代。你可以大幅降低碳能源的消耗以及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生产中的能源消耗，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劳动。从传统上说，这是小农农业的一个特征。然而，在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当能源日益稀缺和昂贵的时候，能源就变得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一下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农业生态运动，一些努力减少能源使用、减少外部投入的农民，在尽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当然这也需要新技术（如除草技术）来改善劳动过程。小农农业不是要用沉重的劳动把脊背压弯，它可以是机械化的。这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这种机械化是要改善农民的劳动还是要把农民逐出农业？这两种取向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技术。

问：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农民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缺少应对市场的能力，很多小农户外出务工而造成大量土地被抛荒——这为合作生产创造了机会。您是否认为合作社是中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

答：在我所知道的中国村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造成土地被抛荒的现象。在中国，我目前还没有见过未被利用的农田，当然这也是会出现的。但至少在我所了解的中国农村，土地都是被集约利用的。如果农民自己不能耕种，他们会让自己的邻居、亲戚或朋友耕种，或者租给别人，其他人也会很乐意耕种。正如大家所知，关键是劳动力流动意味着人们还会返乡。他们周期性地返乡，最终到他们50岁或年纪更大时，大型工业不想再雇用他们时，他们就会永久性地返回村庄。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之后开始改善或拓展自己的土地。他们创建果园、山岭上的梯田和森林，扩展牛羊等牲畜的养殖，他们拓展土地并乐于如此。在欧洲，人们变老的时候就不再工作了，中国农民则回到乡村拓展土地。他们为什么要拓展土地？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这是为了下一代，为了子女，为了将来给孩子们留下一笔遗产”。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非常深刻地影响着农业中资源库的发展，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削弱农业，而在中国的具体案例中，它却强化了农业。很多人说女性化在削弱农业，而我会说，“不，多谢上帝让妇女来从事农业，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农业生产了”。妇女可以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农业。在欧洲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批判性的论断：很多妇女在从事着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多妇女不能驾驶小型拖拉机。我要说，这太可悲了！为什么不能设计出妇女能够驾驭的小型拖拉机呢？为什么不对妇女进行一些培训，让她们能够使用这些小型拖拉机呢？让妇女在农业中的劳作变得简单轻松，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说到合作社——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社——为什么不把它联系到村庄层次上的小合作社呢？合作社里可以有小型的拖拉机，由妇女操作，并且对妇女授课培训，帮助妇女销售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尤其是当生产资料沉重且难以搬运的时候。在这些方面，合作社会是非常实用、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农村社会学系主任）1950年出生于荷兰，曾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业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社会研究方法等。他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荷兰农业和欧洲农业，取得丰硕成果，对欧洲农业史的研究做出杰出贡献。他将欧洲和北美的农业社会学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社会学结合在一起，汇聚形成一套新的理论方法，包括劳动力过程分析、商品化程度差异、技术应用差异、文化类目以及农民对已有概念结构的重构、行动者和能动性等。他曾在秘鲁用一年半时间研究当地土地革命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完成了其首部著作《被盗用的未来》。其代表作有《农业实践的科学化》《揭秘农场主：荷兰小农阶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