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教育的发展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19世纪后半叶，日本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启了近代化改革。但很短时间后，日本成为了亚洲强国。有诸多原因导致这一结果，但日本教育独特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本节从教育对社会需求回应的视角评析日本教育的发展。

一 封建时期日本的教育——培养封建主义佛儒人才

日本近代教育发展之前，已经借鉴中国的教育建立起自己的教育体系，构成日本近代教育的起点，在此简要加以回顾。

552年佛教经朝鲜传入日本。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阿直歧来到日本并被聘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便将儒学传入日本。阿直歧在宫廷中兴办学问所，皇太子以及皇族贵族子弟在此学习儒学，宫廷教育就此发端，公务员式的教育为日本朝廷输送了政治人才。日本仿照中国教育模式，中央设立官立的大学，地方设立国学，民间创办私塾以及发展家庭教育，三种教学体系在日本得以发展。

从此，日本的封建文化教育与来自中国的儒学、来自印度的佛学紧密联系到一起。在大兴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宣扬儒学与佛法，并移植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用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教育当时的统治阶级接班人，用佛学的逆来顺受思想和儒学的忠君爱国思想驯化被统治者，达到学习文化与加强封建统治的双重目的，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需求。

不过，佛儒教育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动荡。镰仓至战国时期（1185～1615年），寺院僧侣和武士阶层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兴的军事贵族取代天皇掌握了政权。在各方权力倾轧之下，战乱不断，社会动荡，汉学一度衰落。此时，武士教育和寺院教育活动却风靡起来，它们凭借着武士道精神的灌输，重武轻文，刚好顺应了战国纷争时代的人才需求，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

不过总体来说，封建时期的日本教育对中国儒学以及印度佛学的学习和崇拜，十分深刻地烙印在日本传统文化里，成为其不可分割的基因。通过学儒礼佛所培养出来的佛儒人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坚实力量，较好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

二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和魂洋才

明治维新以前，天皇无权，幕府掌权。为防止欧洲殖民势力的入侵，维护其封建统治，掌握大权的幕府效仿中国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与除中国、荷兰以外的国家通商。此时日本的教育界出现三个特点：一是尊崇中国宋儒朱熹创立的朱子学说，回应封建统治者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求；二是日本传统宗教的神道思想在和学中得到发展，有了更具自己民族性的文化；三是日本通过荷兰人一定程度上了解西方的科学文化，西方科学文化在当时被称为“兰学”。儒学、和学和兰学共同影响了日本的学术思想、教育理论和教学内容。

此时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德川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学习西方文化教育的开成所，还有学习西方医学的医学校。除了传统的学文、习武以外，来自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如数学、医学、航海和军事技术、西方语言等也逐渐成为新的教学内容。在与荷兰的贸易交往中，掌握兰学的人才成为贸易关键人物。这些都为后来明治维新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冲击着封建自然经济，使得有经济实力的商业阶级和金融阶级力量逐渐增强，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商业阶级和金融阶级力量不满旧有幕府封建统治束缚了他们的商品经济发展，普通农民也不满幕府对他们的压迫，再加上当时欧美侵略者入侵的内忧外患，呼吁改革政治体制的声音愈发浩大，形成了“倒幕派”联盟组织，倒幕运动由此开始。

1867年孝明天皇逝世，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西南战争后，由天皇操纵主导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新政府迅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教育被纳入了“文明开化”。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为急务。”这也代表了当时明治政府的教育思想：振兴经济，关键看教育。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超前作用，经济要起飞，教育须先行。

1871年，明治政府增设了文部省，以加强对教育的领导。1872年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企图向欧洲教育体制看齐，使日本教育走向近代化，发展一套近代义务教育体制。把“全民教育”作为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将全日本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设1所中学；每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每一个小学区设1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竭力普及全民教育，提出“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口号。

明治政府在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上都效法西方，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也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除开展实业教育外，还专门培养高级专业人才。按照当时《学制》的规定，“大学作为传授高尚的各种学问的专科性学校”，分为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五科，毕业生授予学士称号，又规定，专门学校是“依靠外国教师教授高尚学问的学校”。

《学制》颁布以后，公立、私立的专门学校在各地陆续兴建，1877年（明治10年）其数量已达52所，最多的是医学校、法学校、外国语学校。这段时期，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水平迅速提高，走上了帝国主义海外扩张与侵略的道路。1877年，为了回应帝国主义道路下国家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需求，明治政府将国立的东京大学校（原昌平坂学问所）、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医学校合并，建立了日本的第一所现代化大学——东京大学，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部。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中规定，大学的教育宗旨是“应国家之需要，教授学术理论和应用，并以深入钻研为目的，兼注意陶冶人格及培养国家主义思想”，将东京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分为大学院和分科大学两部分。大学院侧重进行学术和科学研究；分科大学以传授专门知识为主，培养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人才。明治政府对东京帝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非常重视。1880年给这所大学的拨款占该年全部文教经费的44%，一直持续到1897年（明治30年）建立京都帝国大学。除了东京帝国大学以外，还出现了一批专科学校。有的是与产业结合的专科学校，如东京职工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前身）；有的是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的私立学校，如庆应义塾（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和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还有的是以速成为宗旨用日语传授西欧的法律、经济等知识的私立学校，如东京法学校（法政大学的前身）；还有的是宗教系统、师范教育系统、军事系统、医科系统、外国语系统的专科学校。它们都体现了当时日本教育领域积极学习西方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制度，并运用这些知识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

与此同时，教育领域并不是只充斥着“学习西方”的口号。日本著名学者永井道雄曾提出自己的见解：“概括地说，明治初期的教育遇到的基本问题是：第一，日本的历史发展阶段与西洋国家不同；第二，日本很明显是个后进的国家；第三，日本有着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文化传统。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又互相联系在一起，而如何正确处理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明治年代的教育以及政治、经济的最大课题。对此提供了解决办法的，正是推动日本起飞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也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明治维新时期教育的特点。”

这说明了明治维新时期的西方教育理念并不能完全移植到日本，日本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教育传统。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之前，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已经让充满忧患意识的日本人民意识到，学习西方势在必行，不进则退。通过学习西方拯救国家于危亡的心愿贯穿着明治维新的始末。因此，日本虽然大力提倡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培养“洋才”，但实质上是强调保留自己的民族性。因此，教育机关颁布的《教育敕语》就充分灌输武士道、忠君爱国等思想，引导受教育者为大和民族雄于世界列强之林，乃至统治世界的野心而学习。“洋才”其外，内则“和魂”，这才符合日本社会的情况和需求。

由此可见，一方面，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很好地回应了日本在走向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近代化对教育的需求，培养了大量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使得日本超越中国率先成为亚洲唯一能与欧美列强的近代化水平相匹敌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虽然经历过“脱亚入欧”的挣扎，但也回应了保留民族传统的需求。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守旧派与维新派的矛盾最为尖锐之际，民族性的保留起到了调和作用，也维护了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时至今日，依然作用在日本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呈现出较为平衡的状态，这也是日本教育相当独特的地方。

三 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紧密回应产业对职业人才的需求

从1952年起，社会各界尤其是产业界和教育界纷纷发出重视职业教育的呼声，促使日本政府于1955年制订了《经济自立计划》，提出“要摆脱对特需的依赖”，使“经济稳定成长发展到高速成长”“全部就业”，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日本职业教育针对日本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对当时日本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人才支援。经济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职业高中在校学生构成中，第一产业的学生数基本维持不变，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学生数持续增长，高中职业科内部逐渐形成了商、工、农的比例顺序。在职业教育毕业生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上升，职业教育明显符合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第二，多方位的职业教育渗透。日本的职业教育，不仅发生在职业专科学校，而且是从少年到成年的终身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的普通科就开设职业课程，供学生必修或选修。建设大量学制系统以外非正规的类似学校教育的社会教育机构，称为“各种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其中一部分被专修学校替代。努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建立单一的学校体系和单一种类的大学。发展企业内职业教育，加强校企合作，重视对职工的职业教育、科技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后，企业内职业教育成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这种全方位、多渗透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日本培养了大量不同层次的职业人才，满足了全球化时代社会生产中不同行业对科学技术和职业素养的不同要求，日本的职业教育也成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GDP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士，比美国还多20%，也成为此时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显然，大兴职业教育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但是，走过经济顶峰的日本近年来经济上出现了持续的衰退。有学者认为，美国一直重视和发展高等教育，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日本过度发展职业教育，相对来说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这可以部分解释日本近年来经济缺乏动力。

福斯特从社会学角度指出，接受职业教育实际上并不是高中生积极主动的选择，即使接受了职业教育，毕业后也往往学非所用，职业学校实际所发挥的作用与人们的期待存在很大的差距。萨卡罗普洛斯基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职业教育的费用大于社会效益。金子认为，职业教育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日本职业教育培养了大量有一定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熟练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本的终生雇佣制之下更是成了与企业共同成长、终身效力于企业的忠实工人。但是随着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相较大量在流水线上生产的普通工人，具有卓越创造力和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少数精英人才更加凸显出其非凡的经济创造能力，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而日本的职业教育却将大量劳动者推向成为职业人才的道路，而弱化了培养高科技人才的社会基础。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值得全球教育界深刻反思。

四 基本观察

回顾日本教育的发展，我们获得以下基本观察。

第一，日本作为注重实际的国家，其教育发展较好地回应社会对教育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历史时期对教育产生新的需求，教育随之调整。

第二，在不断地学习当时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同时，强调了自身民族性的传承，这也成为日本维系现代与传统平衡的法宝。

第三，日本侧重发展职业教育，在早期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在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点选择上，日本的选择有可商榷之处。固然，日本曾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工业化时代对日本的经济腾飞发挥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然而，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引领世界潮流的科学技术人才，如此才能保持日本对世界经济的引领。但日本的教育并没有做出及时调整，于是，日本的经济逐渐走向衰落。